“公车上书”是假新闻吗？

“公车上书”是假新闻吗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甲午战败,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乘入京师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请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以挽救国家危亡。此举被称为“公车上书”。关于公车上书,至今仍有不少难以确定的史实。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首先,关于联名上书的人数究竟是多少,现难有确切数据。有的说只三百人,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康有为构乱始末及邦交志》曰:“南海举人康有为方入都应试,率公车三百余人,上书都察院力陈不可,请迁都西安,急图变法自强。”有说六百零三人,此即《公车记》附刊《题名》的数目。有说数百人,刘锡爵为《公车记》作《序》说:“见公车谏草……公车联数百人为一疏。”有的说一千三百多人,哀时老人和袁祖志为《公车记》作《序》曰:“集千三百余人。”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南海先生即康有为)、吴恒炜《知新报缘起》、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均载一千三百余人连署上书,徐、吴、梁皆康有为亲信,维新派骨干,此说影响颇巨。有的说一千二百余人,此说出自《康南海自编年谱》,此书“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岁”条载:“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会者千二百余人。”有说三千人的,梁启超《三十自述》中记:“乙未,和议成,……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南海先生诗集》亦有“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之句。有的说是数千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有为当中日战役之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还有说“万名书生”联名上书的,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云,康有为“起草上书,有万名书生签字,包括一千三百名举人”。苏特尔《李提摩太传》亦云:“署名的官员学生,约有万人之多。”

其次,在是否成“书”和是否有“上”书一节上,也有不同记载。有的说,无“书”亦未“上”。《公车记》哀时老人《序》曰:康有为先草疏万八千言,“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以四月“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起初,虽集有一千三百名举人,但并未定议成书。初八日时,人数已锐减至数十百人,至晚间,因“闻(和)局已大定”,便“群议涣散”,亦未成书。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签名成“书”就此失败,拟定初十日投递察院之举,就更无从谈起了。有的说有“书”而无“上”,《公车记》袁祖志所作《序》中有:“惜书未上而议(指中日和议)已定。”有的说有“书”亦有“上”。《公车记》刘锡爵《序》云:“及至疏进而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矣。”

康有为

上述异说使得人们对“公车上书”的史实一再产生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公车上书”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公车上书”的研究更为深入,新论迭出。以往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认识,大都沿袭《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认为康有为在当年三月二十一日得知李鸿章欲求和,即令梁启超等人先后鼓动在北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三千多人共上“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投递都察院。而都察院则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收。另外,康有为还认为,当时的军机大臣孙毓汶是阻挠此次上书的罪魁祸首。

学者黄彰健、汪叔子、王凡等先后对“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即《公车上书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年谱》)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书对投递都察院一事记载各异,很可能康有为根本未呈递给都察院。且认为其中所记上书人数有三个阶段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康党的政治宣传服务的。

1999年,姜鸣发表了《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的文章,指出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是各级官员而不是举人;都察院没有拒收康有为的“万言书”,而是康根本就没有去递。因而,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者“公车拟上书”而已。同年12月,汤志钧发表了《“公车上书”答客问》,反驳上书观点,认为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康有为领衔十八省举人发动车上书”一事。其后欧阳跃峰发表《“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一文,再次否定了“公车上书”事件,认为这是康梁等为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而蓄意编造的历史神话。

公车上书

2005年,茅海建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对“公车上书”事件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他运用了大量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并与相关史料互证,同时深入探讨了政治高层与“公车上书”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史上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5人次;这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其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十八行省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第车上书是由翁同穌等政治高层发动的,康梁本人是被策动的对象而非运动的领袖。第三,康有为将上书的失败归罪于都察院,但史料证明并非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随后,房德邻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上书行动是翁同穌等政治高层鼓动的上书不是被人策动而是自发进行的,同时认为康有为不仅是“公车上书”的鼓动者,而且还是十八省举人联合上书的倡议者、主持者、上书f起草人,是“公车上书”当之无愧的领袖。至于上书的失败究竟是都察院拒收还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呈递这一问题,房先生指出,都察院曾有拒收上书的记录,拒绝的理由很可能是上书言辞过于激烈。

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有关公车上书的考证越加细腻,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这一方面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留下了更多未解之谜,如京官到底有没有影响举人们]的上书行为?孙毓汶是否真的指使黄曾源破坏了上书?康有为一派对公车上书一事的叙述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等,这些问题至今仍未有一确切的、学界一致认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