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当新中国人民仍在努力重建家园时,邻国朝鲜大地再次陷入战争泥潭,一时间狼烟四起。
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军开始介入朝鲜战场,后来甚至公然越过38线说:“历史上鸭绿江不是中朝两国大大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蔓延到鸭绿江边。
美国帝国主义抬头,为了防止美国侵略,中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像风一样,静静地吹进功德林里.
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孔德林的国民党战犯对这场战争持什么态度?
孔德林的声音:有的人不乐观,有的人建设孔德。
住在功德林内的人不是和尚的道士。这里听起来像是“气球道骨”,但实际上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监狱。
这些人出身和故事都很复杂,大多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长期在蒋介石手下效力,对蒋介石、国民党有顽固的石头一样的执念。
他们头脑中总结的战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友军没有得到正确的支援,国民党本身就存在混乱和腐败。甚至有些人已经很清楚他们总裁的蒋介石才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心里不愿意承认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所以对战败的结果不服。有些人还指望蒋介石有一天能在台湾反击,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来。
因此,美军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高墙后,功德林这个浅池也掀起了浪花。
当时基本上分为两个大的“阵营”,一方侥幸,一方慷慨的陈述派,另一方默默观察,什么也没说。
在慷慨的陈述派中,典型的代表是文强。
他打开每天送来的报纸,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内容,标题跳进了他的眼睛里。
是6个大字“美国仁川登陆”。文强太激动了。他脑子里已经幻想着美国能救他们出来。
原来在写一支交代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内幕材料的钢笔,已经盖上盖子,说明材料也被推开,进入功德林对他来说已经像是即将醒来的噩梦。
让我们听听文康是怎么描述的。
我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伪装的美丽,苏联战争的爆发。
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在监狱里,心在监狱外,幸灾乐祸,怕天下不乱。
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林卓善大声疾呼,世界一定会和美国争夺苏。
我想我们今天等了。
我以为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就无法恢复。
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本国土地上没有被战争蹂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决定胜利的力量。
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不打仗,美国一定会赢。
苏联战败后,中共的江山没有坐好。
历史的命运取决于自由世界联盟第一个美国。
“我认为苏联向世界苟的寿命不长,中国共产党哪有生存的道理。韩半岛不能游击,不能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可以的。小米用步枪打美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文强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得到第一手战场的消息,来验证他的想法,甚至整晚都无法入睡。
当晚,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让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
文强早有此意,于是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下5000多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句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不仅是文强,支持这个观点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被称为美国通的国民党降将杜建时。尽管杜建时那时候是关押在天津公安局,但也做出类似的预判:若是美国战败,那么我全都错了。
杜建时
他们这类人就是低估解放军的战斗力,哪怕他们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也仍然相信,美国的实力大大强于解放军。抗美援朝不可能胜利。
而另外一些人,则是默默不语,尽管他们未必完全相信解放军能赢,但是也不会高兴得太早,他们一般都是默默看报纸,时时留心战况。而这些人却慢慢变得真正冷静且清醒。
在功德林里面就有邱行湘等人。
一开始,邱行湘还是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战斗力存在深深的疑问,他还想过,也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无能,共产党才能打败国民党。当共产党面对强大的美军的时候,局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就此他还想过: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美国人摇头的事谁也做不成。
邱行湘
但是,随着一则则捷报传到功德林里,邱行湘还是反思自己之前的观点,随之开始明白:自己落在一个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手中。
他们国民党的失败,纵然有自身的原因,但是,看到志愿军面对强大的美国军队,依旧能捷报连连,就应该明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甚至比他们认为的无敌的美军还要强大得多。
当思想开始转变,行动也随之有了变化。有的人成为了后勤保障中的一份子,有的人提供了实用的战略分析。
(一)炒米、炒麦的大丈夫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飞机不断进行轰炸,导致朝鲜前线和中国后方运输线时时中断,中国志愿军的粮食补给出了问题。于是,志愿军总部决定用飞机向前线空投干粮。
功德林为了配合这个决定,也安排一些战犯,和里头的干部一起,为志愿军炒麦子,这些人中就有思想发生了变化的邱行湘。
这时候的他,用上了自己的一身好力气,从大卡车上卸下一包包麦子,一肩扛走,穿行在人群之中。而每一包麦子,都足足有200斤重。
接着,熟练地挥动大圆铁锹在直径为1.3米的大铁锅里炒麦。放糖、放盐、跳上、跳下,与火头军师配合无间,一气呵成。
此时的他,花着脸,黑着手,挥汗如雨。但是毫不计较,这又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他很明白将士们挨饿受冻,食不果腹的滋味。而且现在,他不是为了一个腐败无能的阶级效劳,而是为胜利的军队出力,为自己的民族出力。
尽管只是在炒麦,但他依然能感到自己是在保卫家园。
而这群人中,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国军人物:杜聿明。
杜聿明
他和邱行湘一样,也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和邱行湘一样,顿悟了:在人民和正义,在大是大非面前,国民党才会如此不堪一击。
尽管他也是有病自身,但是依然加入了炒麦的队列,为志愿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每个晚上,大卡车准时将生的麦子运进来,同时又准时将熟的麦子运出去,炒麦脆而不焦,这少不了功德林里面这些人的功劳。
这样的大丈夫,不仅仅在功德林里面有,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这样一群为抗美援朝奉献的战犯。
北京广安门外,有个旧救济院,后来被改造成北京解放军官教导大队,这里面也关押着一部分国民党战犯。
就像功德林一样,他们那边也成立了炒米队,而这支炒米队的主力,恰好是邱行湘的朋友,一起在陈诚军事集团相处多年的杨伯涛。
杨伯涛的出身很贫苦,自己也当过地主的放牛娃,后来早早就参军了,开始养家。所以杨伯涛是认罪较早,也诚心接受改造的一批人。
在炒米的时候,杨伯涛就仿佛变成他当时被俘虏的形象:蓬头垢面,衣服湿透,额前的头发还挂着水滴。但是,现在的他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因为他现在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自己的家国而努力。
杨伯涛
在炒米任务结束后,杨伯涛在他的笔记本下,动情地写下一题两首七言绝句,《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调和鼎鼎倍辛忙,为最爱人燢糇粮。
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
昼颺烽烟夜烛天,挥汗酣战灶台前。
千杓万铲浑意倦,大同江畔报敌歼。
(二)美军战术研究班的同学们
不知不觉,抗美援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了加速胜利的步伐,国民党战犯们也是群策群力,为志愿军贡献自己的知识力量。
于是,在教导大队的组织下,国民党战犯组织了一个特别的班:美军战术研究班。
这个研究班的班长,正是热心于炒米任务的杨伯涛。他曾在国民党18军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当时各师指派干部分期集中常德受训,所以杨伯涛对美军装备、武器性能可谓了如指掌的。
班里还有很多成员,他们大多来自陈诚系的,他们分别是:
国民整编66师中将师长宋瑞珂,国民党第10军少将将军覃道善,国民党12兵团中将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国民党94军少将副军长林伟宏,国民党第4军114师上校师长夏建勣等。
宋瑞珂
他们曾经领导过的军队,大多都是武器精良,还有些是全副美军装备的,美军和美械不单单是有理论上的研究,也有实战经验。所以他们的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过集体研究,最后又杨伯涛纸笔,有侯吉晖缮写,完成了一篇6万多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
这篇军事资料,有领导人看过,确实对志愿军更了解美军和美械提供了很大帮助。
教导大队除了对研究班给予了“你们对人民有功”的赞誉之外,对杨伯涛的文笔也给予了赞赏。
抗美援朝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全国上下的心,都被远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所牵动着。哪怕是在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被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所感化。
也正是这一场正义的战争,让很多功德林中的战犯去反思自己和国民党的问题,逆着历史潮流前进注定是失败的,和人民站在对立面也注定是失败的。
面对不断传来的捷报,很多不甘心不情愿的战犯也自觉加入了改造的队伍,认真学习起了共产党的那一套理论,去吸收新鲜的知识。
功德林的往事
功德林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和生活。但是,这个听起来像是旅游景点一样的地方,原是一座有着很长历史的的恐怖监狱。
功德林位于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外,因当地曾经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而得名。
早在光绪年间,这座古刹设立了京师习艺所,称为“顺天府习艺所”,但它的实际作用是收容罪犯,令其习艺的地方。从那时起,功德林成了劳改机关。
此后,功德林又陆陆续续被改造,到了蒋介石的时候,功德林改名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尽管名字有“模范”两个字,但是那个时期,功德林确是实打实的恐怖监狱。
那时候,功德林关押着许多“政治犯”,实际部分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他们在这里被关押,甚至杀害。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功德林”。由此之后,功德林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说到共产党刚刚接手的时候,又有一桩往事。
在功德林里头的,除了有罪犯以外,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物品。当时接管人员朱文刚,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绞刑架。
这个偌大且冰冷的铁架子就摆在墙角,木质的底座,框架黑森森的。尽管没有绳子,但是顶上的两个长方形的构件,已经告诉人们这个物件的用途。
朱文刚做过公安局长,知道这家伙是洋人的行刑工具,绞刑架,但他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
于是,他就问起在场的一个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处决过死刑犯?”
其中一个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朱文刚心头一震,一下子就知道这个铁架子有着莫大的历史意义。于是,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
谁曾想,这个绞杀了李大钊的凶器,从京师看守所刑场被转移到功德林,2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件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屠刀”依然还在。
只是,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个凶器也成为了最珍贵的文物,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不畏牺牲,为了追求人民解放甚至愿意奉献出生命的代价。
后来,当时的文物部门把绞刑架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这个绞刑架是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编号是0001号。
这个绞刑架,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时刻提醒着我们永远不忘那段血和泪的历史。
功德林的进与出
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又肩负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专门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监狱。
1948年年底,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第一份名单上的43人,都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包括了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
而最初关押在功德林的是康泽和董益三,而他们两个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
后来,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都慢慢集中到功德林进行学习和改造,大官小员,“齐聚一堂”了。
他们这些人中,有不少曾经掌握着呼风唤雨的权力:要么是地方大吏,要么是国军的高级指挥将领,有些是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物:
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统率大军几十万的杜聿明,国民党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山东绥靖主任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兵团司令王维、廖耀湘、陈金城等
特务系统里,除了最初入狱康泽之外,还有军统局副主任秘书张严佛,大特务文强、沈醉、郭旭、成希超、董益三等等。
甚至还有上将级别的人物:王陵基和金汉鼎。
功德林里面装着那么多拔牙老虎,首先管理他们就很难,还要改造他们,让他们从心底里认同这个红色政权,就难上加难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转变了思想,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功劳。
其中,抗美援朝时期就是一个典型且特殊的时期,很多国民党战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明白自身的问题,愿意接受改造。
其实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是有过硬的本领,良好的教育水平,偏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历史的洪流里,逆流而上。
但是,共产党有自己的纪律和信念,早在战争时期,就有宽大的对待战俘的政策,而且自上而下,一律严格执行,不得违反。
尽管在功德林里高墙之下的战犯们,也没有遭受非人的对待,吃穿用度都有所保障。这为他们的思想改造打下了最基础的一步。
而经过岁月的变迁,国家和中央也逐步实行了特赦政策。到了1975年,新中国实施最后一次特赦:无条件赦免全部在押战犯。新中国前后一共实施过7次特赦,充分体现了“宽大政策一贯到底”的精神。
出狱以后,已经有了巨大变化的战犯们,重新成为了普通的人民群众,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比以前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由,更加希望为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风云岁月留下痕迹。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组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他们有个特别的工作:文史专员。
他们中有不少成员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包括那两个唱衰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强和杜建时,还有写下6万字材料的杨伯涛,以及黄维、宋希濂、董益三等等。
文史专员不易当,他们的任务也和繁重,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负担,而是争先恐后地投入工作中,为还原历史真相而努力,为此倾注大量心血。
而杨伯涛在重获新生后,也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不仅成为了文史专员,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时,他会去北戴河休假,晚餐后去林荫草坪散步时,他会穿上一件汗衫,上面印着几个大字:抗美援朝。
杨伯涛说,这件汗衫是中央电视台某次抗美援朝纪念活动时送给他的纪念品。这象征着他的那部《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杨伯涛对此充满了自豪的感情。
结语
功德林和国民党战犯,已经成为了历史词汇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人也为新中国留下了一笔相当宝贵的财富。
1995年,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召开了,这是一场承前启后的盛会。会议上,回顾了文史专员们的文字长城:展出文史资料1000多辑,专题资料4000多种,共约16亿字
一些政协委员参观后留言:“资料珍贵,功德无量。”
曾经的敌人,现在成为大众的一份子;曾经的阶下囚,现在成为了兢兢业业的文史专员;曾经的血海深仇,现在化为一篇篇有着非凡历史意义的文献。
历史教会我们的,不仅仅只有仇恨,还有感化,改造,以及新生。
参考文献: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一) 第一监狱:从功德林到秦城》
《竭心尽力工作的文史专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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