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从《诗言志》到《诗缘》:浅谈陆基诗的特点及其在文坛上的地位。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经历了先秦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城主理学等几个大阶段，其中魏晋玄学对中国文艺思想的影响最大。它是“以有名教任自然”的形而上学哲理贤士，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宣扬的礼法明教是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是社会上一切虚伪、欺诈等各种恶性现象的根源。作为有名教任职的自然本质是不受名校限制，寻求精神自由。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陆基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第一个系统系统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理论，将创作提上了文学批评的议程，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陆基钢琴地图

陆基的代表作《文赋》是古代知识分子创作的指南，提出了“言意之辩”，阐明了刘贤的要旨。他提出的“文章”多变，重物型，没有一定量”，指出一个时代必须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创作的审美必须符合时代的特点。这是一种结合了文学多变性和客观事物多变性的朴素唯物主义观。

第一，陆琪的生平

赵魏时期九品中政制实施后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是根据出身问题选拔官员的制度。统治者对士族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陆吉萨师兄是东吴、明信、陆逊的手，也是陆航的儿子，是江东地区最显赫的士族之一——吴君如的代表人物。(威廉莎士比亚、吴军、陆航、陆航、陆航、陆航、陆航、陆航、陆航、陆航)孙吴大学吴君楼一门有2桌、下午和10多名将军，是南方最高级门阀士族的家。

西进统一后，陈武帝对当时南方士族不合作新生的西进政权的形势深感忧虑。如何才能成为南方士族死心塌地与政府合作困扰西进新生政权的大问题。秦武帝最终采用对南人礼遇的方法，通过“在任、文武、叙利亚”吸引和吸引南方士族。在这种情况下，陆琪和弟弟陆云在泰康十年后到达了西晋首都洛阳。

陆基剧照

作为士族门阀，陆基兄弟肩负着光大家族事业的使命。“陆基”奇才也少，“文章关税”是南方士族的总代表，也是当时文坛领袖，享有“泰康之灵”的美誉。他可以和秦国合作，对江南其他门阀的影响很大。在他的主导下，南方陆、区、张、刘等士族子弟也纷纷北上，成为南方士族和西进集团合作的局面。

当时北方的士族对南方士族认为是“亡国之余”，南北士族地位不平等。即使陆基是南方最高级士族的代表，但他仍然要向北方人权势低头。为了获得上升空间，陆基不得不依靠有权势的权势。"与贾亲善，获得乐趣，受到嘲笑。"另外，还和成都王司马英相处得很好，并担任了司马英的兵役。(莎士比亚)。

但是司马颖任用陆基，只想争取南方士族的支持，为以后与其他国王争夺统治权奠定基础。所以表面上，司马英的家集中了南方很多士族精英，但司马英只是和他们利用的关系。

泰安两年，司马颖以陆基为都督，20万人与长沙王司马开战，陆基在鹿原战争中大败而归。生气的司马英将处死陆氏兄弟等许多南方书生。《晋书陆机传》告诉你。“即使机器死了，也不是那个罪，士兵生病的话，也不能不流泪。支持者们想到了陆琪的委屈。”

二、形而上学的影响

陆基的死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黑暗社会和南北士族的矛盾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陆基崇儒封道，持有高子票，五亡后不是隐居官，而是撤退读书。但是统治者向他伸出橄榄枝后，他立即下了官阶，随波逐流，他身上有人格的两重性。(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LAMLET》)他这种人格上的两重性，正是受到魏晋玄学的“以名教承接自然”的影响。

玄学是一种人格本体论，每个人都有气魄，事物各不相同，理想的人格是服从世俗，顺应环境。它肯定了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认为人要顺应现实，“无为”只有让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因此，陆基将牺牲气节，积极入世，投靠权势者。

魏晋士族

陆琪是这么说的。“弗里德的基础总是有的，但建设的道路不同。特别以为两者让我存续，因为事物是成武的人。

系于彼”。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家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家，和我关系不大，只要我自己能够成名成功就行了。在他看来，天下也好，百姓也好，只不过是自己依凭的工具。所以他才会在《君子所思行》中写下“天道有迭代，人生无久盈”，王朝的更迭是天道，不关我事；而人生苦短，不抓紧时间建功立业就来不及了。

魏晋时期士族的特点是希望得到物欲的满足，也希望有潇洒的精神享受。所以陆机才会说“取乐今日尽欢情”，才会去追逐名利，实现他“配天光宅”的理想。

因为陆机出身南方世族，在西晋官场经常受到排挤，虽然他满腹才华，但仍得不到重用，因此陆机的心里是非常悲苦的。他在《遂志赋》中写道：“祸无景而易逢，福有时而难学”，所以他的处境很艰难，心情也很苦闷。这些就使得他的诗文有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在与权贵们的唱答诗文中，他对权贵们阿谀奉承，大拍马屁，价值并不高；而以抒发自己内心感怀的作品则沉郁苍凉，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诗歌的变革

魏晋之前的诗，多以言志为主。正如《庄子》所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也就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又将诗与感化世人，移风易俗，为儒家正统观念服务相结合，这使得魏晋之前的诗歌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诗歌只是为统治阶级宣传教化服务的一种工具。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儒学式微，社会上道家思想流行起来。特别是玄学兴起之后，又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相融合，对文学风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许多读书人冲破了礼教的约束，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更加重视个体情感，形成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就连身为统治者本身的曹丕也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认为诗赋要华丽精美，追求美学上的享受。

陆机是这一诗歌变革时期的主将。他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指出诗歌要缘于情感，这是诗歌从“言志”到“缘情”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陆机之前的儒家传统诗歌中，虽然不是一点个人感情色彩也没有，但“志”是占主要地位的。诗言志其实就是以诗载道，“情”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发乎情止乎礼”。这种传统正是被陆机为代表的魏晋文人的“诗缘情”所打破。

陆机的诗，是在文学觉醒的背景下产生的，强调抒发个体情感，这个“情”的范围很广，既有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也有乡土之情、思念之情。

西晋统一三国之后，陆机不得不为了出仕，远离故土来到洛阳做官。作为一个世代在南方生活的人，他在洛阳常有思乡之情。他在《悲哉行》中写道：“伤哉游客士，忧思一何生。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寤寐多远念,缅然若飞沈。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

陆机书法

这首诗以描写景物入手，从景物与季节的变迁来表达了他伤春思乡之情，有着强烈的思归感情。正如后人评论的那样：“入洛之后，思归忧切，正其忧之至也”。

与陆机交往密切的江东顾家的顾秘，是几乎与陆机同时入洛阳的南方士族子弟代表。在洛阳期间，两人相互照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顾秘被任命为吴王郎中令，要离开洛阳赴任时，陆机写下了一首送别诗，将朋友间的离别伤感之情和殷殷勉励化做诗句，充满了朋友间的勉励与关爱，读来令人动容：

“顾侯体明德。清风肃已迈。发迹翼藩后。改授抚南裔。伐鼓五岭表。扬旌万里外。远绩不辞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犹萦带。惆怅瞻飞驾。引领望归旆。”

魏晋的官员们

陆机的诗，还有一类是记录自己仕途沉浮，功业不成的伤叹之情的。他虽然才华过人，但总因为出身南方，而始终得不到西晋朝廷的重用，又常遭北方士族集团的排挤与打压，心中充满的愤慨和不平。同时又担心韶华易逝，人生无多，自己何时才能建功立业？这些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让陆机将自己的悲愤和郁闷之情融于诗中，创作了许多饱含深情的诗句。

在《陇西行》中，陆机写道“我静而镜，民动如烟。事以形兆，应以象悬。岂曰无才，世鲜兴贤”，这短短十几个字，将自己有才不被用的郁闷和对功业的期待写得跃然纸上，充满了怀才渴用之情。

陆机是最早将萧瑟的景物用来衬托悲凉心情的诗人之一。他善于用风雪、苍猿、枯木、飞鸟等景物抒发内心，或表达分别的酸楚，或表达思归的徘徊。他最喜用《挽歌诗》，借死者之口，用凄凉的语调和幽怨的文风，抒发自己的心境。

总体来说，陆机的诗歌感情丰富，既有思乡之情，又有朋友之情；既有政治上的哀叹，又有功业难成的惆怅。他的诗或因情感物，或借物生情，是“诗缘情而绮靡”的代表，也是改变诗歌内涵的先驱之一。

四、时人的评价

陆机的才华也得到了当时许多文人的承认和推崇。虽然陆机仕途不顺，但在文坛的地位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同。

贾谧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重臣，他十分欣赏陆机的文才，曾委托另一位大才子潘安做过一首诗送给陆机。

在这首潘安代笔的《赠陆机》中，潘安用“婉婉长离，凌江而翔。长离云谁，咨尔陆生。鹤鸣九皋，犹载厥声。况乃海隅，播名上京”来称赞和肯定陆机的文才，用“鹤鸣九皋”来形容陆机的卓而不群，用“播名上京”来预言陆机必定会凭借才华名噪洛阳。

张华

张华是西晋的另一位大佬名臣，他对陆机则更为赏识。他认为陆机的诗“天才绮练，当时独绝”，就是蔡邕复生，也不过如此。所以张华待陆机以宾礼，与以朋友相称。要知道张华当时是西晋元老，担任司空要职，也是文坛的大佬，这份肯定代表的是当时西晋整个文坛对陆机的认可。

西晋文坛的另外一些杰出人物如夏靖、潘尼都对陆机的文才十分欣赏和钦佩。夏靖认为陆机的才华是他“经纬三坟，错综众书”不断努力的结果，潘尼则将陆机比喻成幽兰蕙草，说“彼美陆生，可与吾言”，自己与陆机相比，竟写不出一首水平相当的诗来回赠陆机，只能用口头表扬来表示自己对这个年青人的认可。这固然是潘尼的自谦之言，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陆机对西晋初年的诗坛的影响力有多大。

五、文学史上的地位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评价陆机的诗“高词迥映，如朗月之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秀”，他是西晋初年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诗人。

陆机之前，诗坛以乐府诗为主，基本都是四言诗。四言诗源于民间传唱，主要依靠分章复句的回旋反复造成一咏三叹的韵味，儒家的《诗》三百就是四言诗的代表作。儒家重视诗的教化意义，援引赋比兴之于兴观群怨的德化宗旨，在四言诗身上赋予了“匡谏之义”，使得四言诗整齐一律，雄浑大气，能发挥强烈的社会作用。

陆机虽然也有不少四言诗，但他的成就最主要还是在五言诗上。四言诗与五言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陆机使诗歌在声韵上发生了由整齐雄厚向多情绮靡的转变。

四言诗朗读的时候，是两字一顿，节奏鲜明，但是变化少；而五言诗加入了一个音节，形成了两个双音与一个单音的交替，有着清浊相间、抑扬互变的特点，更加富有变化。陆机甚至进行了六言诗和七言诗的尝试，他的六言诗如《从军行》、《董洮行》相比四言诗，声韵上更加丰富华丽，朗朗上口。

陆机的诗辞藻华丽，注重排比对偶，开了六朝风气之先。有一种说法说陆机是六朝骈文“用意俳偶”的第一人，他的《赴洛道中二首》“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睡，振衣独长想”是句句绮靡，举体华美的典范，对骈文体的影响极大。

魏晋士族

“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变化，其实就是由典重到绮靡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诗歌来说是整体性的，也是颠覆性的革命。无论是体裁、声律，还是修辞手法，陆机的诗都起到了引领作用。，有着“天才绮练，当时独绝”的美誉，后来东晋和南北朝时流行的以华丽为冠冕的诗歌和缘情绮靡的文坛特征，都与陆机有着解不开的关系。

在魏晋四百年的文学进程中，陆机是改变魏晋诗风的大诗人。秦汉诗多言志多教化，建安诗多慷慨悲凉，而陆机引领的“太康文学”则形成了轻绮靡丽之风。这股风气越演越烈，到了南朝时达到了极致。因此在文学史上，陆机的诗“导齐梁之先路，绾两晋之枢机”，虽然陆机的绮靡之诗风在隋唐之际得到了扭转，但他的“诗缘情”从此成为后来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参考资料：刘勰：《文心雕龙》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肖涤非《汉魏六朝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