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不作恶”的谷歌从不停止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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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的结构、权力和运作方式载于宪法第1条。作为三权分立原则中唯一立法权的拥有者,美国国会经常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其中最被忽视的是国会的宣传权。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军事打击都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国会事后不得不接受。最广为人知的是形形色色的国会听证会。

扎克伯格4月10日和11日在国会山故意穿西装,接受了议员们的“车轮战”。问题的原因是:“剑桥分析公司通过不当手段从Facebook获取8700万用户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准确地向用户做广告,影响美国选举。”在国会咨询之前,Facebook已经经历了舆论辱骂和“市值暴跌”的经历。

那天扎克伯格说:“我给你钱才能不泄露我的个人信息吗?”拉受到了极大的折磨。但是他只能微笑着打“太极”,继续道歉。甚至(《每日邮报》人)扎克伯格为了强调“态度认真”,在椅子上订购了10厘米的垫子。

对审问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说,出席会议的议员规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最终准备好的扎克伯格经受住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持续下跌”的股价当天也上涨了4%以上。当然,数据泄露的危险、严格的政策限制不是Facebook的专利。

在扎克伯格听证会上低头道歉

谷歌CEO PICHAI(SUNDAR PICHAI)原定于本周三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但由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局长,此次听证会可能推迟到下周举行。这是Pichai第一次与议员面对面。因为在今年9月国会要求Facebook、Twitter和Google参加的听证会上,Pichai和Larry Pag都没有参加。

该听证会由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组织,讲述了外国势力介入美国大选的事情。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领导人都缺席了,议员们认为谷歌“非常傲慢”,非常失望和愤怒。国会官员说,在下周的听证会上,除了等待Pichai答复的隐私政策外,还有“垄断”问题。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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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公司来说,流量越大,用户越多,获取数据时成本越低,好处越大,垄断数据就越容易。这时,一旦发生泄露事件,相关数据量就会非常大。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支柱——传感器越来越多地充斥在我们周围,包括手机。这样,数据就像氧气一样无处不在,收集和集中这些数据变得更加容易。

由于对自己数据安全的恐惧,限制垄断平台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前科技巨头都在伤脑筋。互联网经济容易“赢家通吃”,形成垄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Google出身的李开复说:“互联网的本质是垄断,不是竞争。”有趣的是,谷歌本身也是人们讨论垄断时花费最多的例子。

特斯拉、LinkedIn和YouTube的创始人经常被称为大男人。曾担任“硅谷教父”自制的世界上第一家电商支付公司PayPal。这位“教父教父”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天使投资者彼得提尔。只要在他的演讲中提到垄断,就会以谷歌为例。

他有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会投资他们(谷歌前员工)。”在他看来,谷歌最大的成功很早就成为垄断者,因为10多年来没有受到任何挑战。Google的员工认为Google成功是因为有免费按摩和寿司、企业文化和聪明的员工,所以创业成功的情况很少。以上是彼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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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教父的教父”彼得·蒂尔

事实上,当我读到这段话以后,再读我们的往期文章《“谷歌帮”中国造富记》。我至少认可,他的某些观点颇有道理,比如:谷歌的前员工们确实认为优渥的工作环境,是谷歌成功的原因之一;曾扎根于谷歌的人,离职后创业也并没能表现出预期中特殊的优势。

彼得之所以喜欢用谷歌来举例子,是因为在他看来,谷歌的垄断远比微软来的彻底。而他发现,早些年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总是围绕着微软展开,而忽视了谷歌。欧盟的反垄断调查,就更多的瞄准谷歌而不是微软、苹果。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剧情果然出现了反转,即使在美国本土,谷歌也不再高枕无忧。

受到复杂的内外部综合因素的影响,今年四季度,科技四巨头的市值波动较大。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的市值高低均有变化,其中微软重新登顶、谷歌沦为垫底、苹果跌幅最大、亚马逊涨幅最大。针对这几家企业的评述类文章频出,本文的重心在于从第二沦为垫底的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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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观点认为,谷歌的成功是因为它在2002年就几乎形成了垄断,且没有企业与它竞争。但深究原因,谷歌的技术优势是不可否认的。

在赫本的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里,弹唱《Moon River》的场景常被视为经典。但电影里还有个桥段,也让人印象深刻:当保罗带着霍莉离开蒂凡尼珠宝店后,来到了图书馆,给她看自己出版的书。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图书馆使用的是一种很古老的基于人力的分类目录检索,来查找借阅书籍。每次看到这儿,总会让人想到雅虎。

第一代搜索引擎的特征,就是基于人工分类目录搜索。二者是可以形成类比的,因为它们都是用人工或半自动方式,将信息分类、分级存放。用户选好类别、逐级向下查询,即可获取自己想要的图书位置或网站地址。雅虎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雅虎与我们上文主要提及的Facebook和Google,都渊源不浅。雅虎曾先后有机会收购Google、Facebook,但都因为价格原因以失败告终,最终被远远超越。有句话说,在技术碾压面前,一切市场都是蓝海市场。当Google代表的全新一代搜索引擎面世后,雅虎的市场地位一触即溃,如冰雪般消融。

雅虎最初的服务来自于人工编辑,杨致远招聘了数百名员工,根据网站的申请将它们编入目录中。而同样斯坦福大学毕业的Larry Page和Sergey Brin,从一开始就走着开发算法的路子。(因为Larry做了一个梦,想要下载全世界的网站,而这不可能靠人工实现)因此,Google可以完全自动的抓取网站。当互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这两种方法的差异也被放大了。

Larry Page & Sergey Brin(1998)

后来,Larry Page又开发出一种PageRank算法,用来对粗糙的搜索结果进行排序。这种算法可以判断出一个网站的流行性和重要性,所以Google搜索出的结果质量很高。(借鉴了学术界的思想,一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越多,就越重要。)因为搜索结果精确度极高,Google一词取自数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即10的100次方“googol”。

能将想法和技术,变成一个商业帝国,Larry是受了特斯拉的启发。科学界有两大公认的旷世奇才,一个是达·芬奇,另一个就是尼古拉·特斯拉。12岁那年,Larry读到了特斯拉的传记,在深夜为他流泪。特斯拉发明了充斥当今世界的交流电和无线电,却在晚年负债累累凄惨离世。

流泪之余,Larry意识到仅仅有发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让科技实现商业化,才能改变未来,同时让发明人受益,谷歌因此诞生。“硅谷钢铁侠”马斯克,也曾读过特斯拉的传记,并且将他视作精神偶像。用“特斯拉”命名自己的公司,就是为了向他致敬。遗憾的是,2018年,这两家企业都有些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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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岁的谷歌,在四大科技巨头中沦为垫底,可谓内忧外患下的必然结果。

在经历了近50年南征北战才打造出传媒帝国后,默多克忽然发现,搜索引擎如“网络寄生虫”一样掇取着新闻媒体的果实。借着“免费”的名义,不断地将传统媒体有价值的内容搬到网上,严重挤占了纸媒的生存空间。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报业损失了多少利益,谷歌就获得了多少好处。

2009年,经济危机和互联网危机同时涌向新闻媒体,全球报业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作为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决定率先反击:对旗下新闻网站收费,并屏蔽谷歌的抓取。有数据显示,其旗下新闻网站的总点击量从原来的1.92亿次骤降至1200万次。

新闻媒体大亨默多克

乔布斯曾说过,“我们不能仅依靠博客来满足新闻需求。我们比以往更需要真实的报道”。他和默多克合作推出新产品,即iPad日报The Daily,一份完全基于iPad甚至没有网络版本的报纸。关于产品细节,乔布斯曾让苹果设计团队直接介入,但最终也没能实现“iPad于报纸,就如iPod于音乐”的目标。乔布斯少见的失手,默多克只好再度拥抱谷歌。

德国与西班牙的媒体,有着和默多克相比更屈辱的遭遇。2014年,他们都以类似的名义指控谷歌侵权,要求其支付版权费用。但谷歌只是傲慢的撤销相关媒体的搜索结果,就使它们的访问量暴跌,不得不向谷歌求饶。2015年,欧盟对谷歌展开正式的反垄断调查。

谷歌并没有将欧盟的指控放在心上,甚至没有开一场发布会,只是发了一篇博客回应了事。欧洲也确实没能出现一家可以与谷歌抗衡的企业,因此垄断了市场的谷歌,的确是这些欧洲人难以凭借政治力量消灭的存在。俄罗斯政府也在这一年,进行了反垄断局的调查。

相较而言,欧洲人显得更有毅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今年七月,因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被欧盟监管机构罚款43.4亿欧元,是全球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一笔垄断罚单。最新的消息是,欧盟正着手对谷歌进行第四次调查。

作为“反击”,谷歌将从明年2月起,对所有使用谷歌APP服务的安卓手机厂商收取授权费。由于安卓系统仍然是免费开源的平台,对于没有谷歌APP需求的国内而言影响不大。但在欧洲市场,人们使用谷歌提供的服务已经相当普遍,今年7月欧盟对谷歌的50亿美元罚款被视为此项收费的导火索。

但即使被罚50亿美元,Google第二季度依然强行盈利,净利润31.95亿美元。这是因为谷歌该季度的广告营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80.87亿美元,广告营收,占谷歌全部营收的86%。事实上,撇开欧洲和其它地区,谷歌仅在美国占有的广告市场,就超过了中国整个国家广告市场的整体规模。

谷歌广告位截图

互联网女皇 Mary Meeker在她的2017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称,谷歌的市值大涨是因为广告模式的进步,即把握推动广送的正确时间、地点。当“棱镜门”爆发后,斯诺登曾经发布过一条Twitter,警告大家:“请不要使用Allo”,说的正是谷歌旗下的通信应用系统。

棱镜门事件 斯诺登

无独有偶,今年5月20 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博士生发博客称:在他关闭定位功能后,谷歌依然向他推送基于地理位置的广告,并质疑谷歌在窃取用户位置。这在极度重视隐私的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4个月后,谷歌承认了这一点,但宣称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但这无济于事,除了欧洲人外,美国本土用户也不再完全信任Google。

这些年,印度政府也曾效仿欧盟,这股风气一度“传染”到巴西、墨西哥,谷歌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频频遭到抵制。俄罗斯也频频逼得谷歌做出妥协,更改了安卓用户的默认搜索引擎,广告业务为“选举法”让步。

据新华社消息,日本反垄断监管机构已经确定,将于对谷歌明年启动调查,判断是否有“利用行业优势地位剥削供应商、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

最终,美国政府也沦为了其中一员。共和党议员们抨击谷歌蓄意减弱右翼新闻、观点及用户的声音,特朗普也声称谷歌在散布关于其政府的负面消息。据悉,在即将到来的听证会上,谷歌很可能被提问“反垄断”相关问题。

而最先出手的默多克也并没有死心,宣布卷土重来。他正再度制定收费方案,并计划在方案成熟后,将旗下报纸撤出谷歌的搜索索引,以此鼓励用户付费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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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外部的危机,企业内部这一年的人心涣散,也让谷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云计算部门的离职潮。近几个月,我们频频听到谷歌云女性高管离职的消息,李飞飞、李佳、Diane Greene都曾被寄予厚望,却相继离开岗位。

谷歌云“三女侠”时代终结

李飞飞是李佳在斯坦福读博士时的导师,都曾有领导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经验。李佳曾效力于Snapchat,却在其即将估值上市时,听从李飞飞的号召加入了谷歌,共同领导谷歌云的机器学习部门。2017年11月,她们在谷歌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成立谷歌 AI 中国。

由两位华人女科学家共同领导谷歌 AI 中国,曾让不少中国人欢欣鼓舞。然而今年9月和11日,两人便相继离开,让朋友圈刷屏的同时,也让人失去了对谷歌中国 AI 中心的信心。李飞飞的离职,部分原因可能与“武器级AI”有关。

一向强调AI人性化和伦理道德的她,却在与其它高管的邮件中称:武器化的AI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我会尽一切可能保密,以保护公司形象。即使这不是她离职的真实原因,至少对她在谷歌内部的形象有所影响。当时宣布李飞飞离职消息的,正是Diane Greene。

Greene自2012年起担任Alphabet董事,在自己的初创公司被谷歌收购后,被Pichai亲自任命为谷歌云负责人。Pichai则是在2017年才加入董事会,但已经为谷歌工作了14年,担任着谷歌CEO。当他们意见相左时,很难有一个人快速让步,因此常常僵持不下。

谷歌云前CEODiane Greene

2004年,谷歌最大的收获除了成功登录纽交所外,就是招到了印度小伙Pichai。在公司内部人缘极好的Pichai,是谷歌转型的重要功臣之一,曾主导Chrome浏览器和Android系统的开发。但在谷歌云的发展方向上,Pichai和Greene存在着分歧。

在往期文章里,我们曾提到Google的工程师们往往有一个理念:研发产品的方向,千万不要听用户的需求。因为用户是不知道未来的,只能由你去引领未来。这正是Google一向以开发者为中心酿成的苦果,创造出的产品自己很受用,却不能让客户和用户满意。有前雇员表示,谷歌云与客户存在严重脱节。

谷歌创始人Larry曾感谢谷歌的工程师们创造了一流的产品,也感谢销售人员们“收回了钱”。Greene入职的使命之一,就是打破这个传统。因此,她亲自组建了自己专门销售的团队,独立于广告销售业务外,单独负责云软件的销售,以此来加强开发和需求两方之间的信息交流。

但据媒体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Pichai和Greene在与国防部有关的项目上分歧严重,即上文李飞飞处提及的“军事级AI”项目。

Google CEOPichai

这份与国防部的合同,被称为“Maven项目”,一经曝光便遭到了公司内外的大量抗议。短短时间的发酵后,就有4000多名员工联名签署了内部请愿书,要求谷歌退出这个项目。Pichai想听听抗议者的意见,而Greene认为该项目撇开利益不谈,有助于将来获得更好的军事合同。

最终,谷歌宣布2019年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并且退出了五角大楼云计算合同JEDI的竞标。据悉,这份合同可能持续长达10年,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同时,Greene也即将离职,为了顺利过渡交接,她将继续担任CEO到明年1月。但她在Alphabet 董事会的职位,将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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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性”的丑闻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罢工事件,让谷歌的文化遭受了20年来最大的质疑。

除了最引人关注的“安卓之父”Andy Rubin涉及性行为不端的消息外,《纽约时报》还一同曝光多位谷歌高管的此类“丑闻”。针对Andy Rubin,报道文章称谷歌对此他的不当行为保持沉默,还在其离职时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

Pichai则在内部邮件中回应,谷歌在过去的两年中因性骚扰解雇48人,其中高管13人,且无人得到离职补偿。但他同时也批准了罢工行动,超过20000名员工走上街头,以罢工的形式抗议性骚扰。效果还算不错,在罢工进行前,有部分被曝光的部分高管提前引咎辞职。

但谷歌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最基层,而是来自最高层。

Larry曾担任谷歌的CEO,但在2001年为了获得投资,26的他同意让更年长、有经验的Schmidt来担任CEO。因此,当2011年他重新做回Google CEO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工作,并且阅读了很多管理理论的书籍。但很快他就厌倦了,转而专注于研究开发。就如同他建立谷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取营收研究其他先进的技术。

Larry是个偏爱技术的人。Google创建早期,他就认为项目经理的存在,耽误了工程师们的工作,因此决定解雇所有的项目经理。幸好裁员没有成功,这些项目经理们全都转到运营部门。即使后来,Google继续招聘项目经理,但谷歌确实形成了偏爱技术和工程师的“黑科技”文化。

与新西兰航空计合作推出飞行出租车

自2013年起,他就不再参加财政报告。谷歌重组后,Larry担任Alphabet的CEO,几乎开始了半退休生活:具体经营的一半职能放权给别人,研发创造方面的职能自己控制。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充分的资源和时间追求“未来的”“酷炫的”技术。比如他在1995年,就很感兴趣的无人驾驶汽车。

其他类似飞天汽车、机器人公司、太空旅行、生物科技、谷歌眼镜、能源生产之类,很有想象力但几乎不会赚钱的项目,也都是由Alphabet控股公司来推进。仅研究无人飞行器的公司,他就资助了三个,这些项目中很多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损失一些投资,是大企业能力范围之内的,领导力的缺失则显得致命。近年来,Larry开始频频参加学术性会议,却不出席国会要求的听证会。在如今Google成立20周年,却沦为四大科技巨头垫底的时刻,这样一位时常“在加勒比小岛上隐居”的领导者显然不是投资人和员工所希望的。

而以Larry掌握的股权,他不主动离职,也没人能把他从CEO位置上赶下来。上周谷歌又斥资十亿美金买了一块地,这两年他们已经林林总总拿了不少地皮了,却再没有人挺身而出找回谷歌原有的节奏。

前意大利总理,AC米兰主席曾经因为一句玩笑话,在中国引起众怒。他曾在一次政治集会后表示,“中国人过去曾经吃过婴儿,我是否应该将米兰交到他们的手上呢?”并在其它场合多次强调,“这是真的”。是什么让他形成了这样的偏见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Google搜索栏中输入“Chinese”,下方联想区域内,首行出现的总是“Chinese people eat babies(婴儿)”。

2016年,错误的联想搜索项经过美籍华人维权社团7年抗议后才最终被谷歌删除。在此前一年,为了扩大业务范围,Larry重组了公司。新公司Alphabet为Google母公司,他亲自担任母公司CEO的同时企业价值观从“Don’t be evil”调整为“Do the right thing”。

看似“不作恶”的谷歌,却从来没有停止作恶。

作者:郭一刀

编辑:秦简

题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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