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长河中积累得很深,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这些历史一方面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贤明君王的管理。
汉武帝就是这些贤明君王中的一个,正所谓“秦皇汉武”,他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
第二位开创大一统盛世的封建帝王,他让汉朝国力也不断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而盛世形成的背后正是汉武帝及其官僚集团的改革,而其中促进盛世出现和不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他在经济方面进行的数次改革。
现在看两千一百年前汉武帝刘彻实施的财政改革,最重要的是站在当时的时代角度。
这样才能做到设身处地,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些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中一些甚至在今天还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一、汉武帝财政改革历史背景
1、对外用兵耗资巨大
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刘邦经过“白登之围”后决心与匈奴修缮友好关系,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维护边境的安定,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随着文景之治的发展,汉朝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给了汉武帝用军事力量解决北方匈奴对汉朝威胁的经济条件。
汉武帝刘彻是古代史上少有的强势君主,在位期间不断对外用兵,穷兵黩武,史书有记载他对匈奴就有四次大规模用兵。
这些战争虽然取得了暂时性胜利,使边防安定得到了稳定、扩大了汉朝疆域,但是对于游牧民族的战争,投入巨大而收获甚少。
汉匈之间的战争几乎贯穿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政府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尝试采取新的思路。
另辟财源,开创新的中央财政模式,就是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两千年,影响至今。
2、民间经济乱象
《后汉书·仲长统传·理乱篇》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公侯、君长都是国家的高层人物,而豪人的地位已经有僭越之势,超越他们这个阶层应该有的状态。
国家经过长时间的征战,国库耗费一空,但是豪强地主这一批人,靠着土地财富崛起。
另一部分人则是靠着商业能力崛起,被称为富商巨贾,同时民间出现大量私自铸币的现象,进一步威胁到中央财政。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便有记载,西汉中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渐变得更细。
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产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以致富商大股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资金雄厚的大商人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这种景象不但在小国寡民的时代无法想象,在诸侯割据、大国争霸的时代也是看不到的。
司马迁生动地描述出当时芸芸众生求富逐利的心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一描述从社会文化、心理的更高层面上展现当时交易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荣,西汉商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是西汉时期的商业繁荣与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甚至常常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商业的繁荣甚至会加剧社会动荡。
二、汉武帝财政改革的影响
1、对商人的影响
面对以上的问题,汉武帝便召集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商谈,并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
汉武帝先是引入商业税,自秦以来,国家施行的税收政策都是依照固定的土地和户籍来征收的,即“田赋”和“人头税”,这种税收政策相对来说容易征收,但是获利不多。
而在商人和货物身上能够获取较高的税收,但是因为其流动性造成征收的难度较大。
因此,汉武帝雇佣大批的库吏去征税,通过压榨商人的收入,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内库最多的时代。
战国以来,盐和铁是最主要的两个工业部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支柱产业,盐铁私营,民间参与盐铁生意的人,那个时候有的已经成为巨富。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盐铁业出身。
当国家财政急需用钱,民间却还有这种巨富存在的时候,这些巨富就自然成为国家的目标。
桑弘羊说出东汉的情况“豪强遍地”,财富全在官僚地主大商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在国家之手。
汉武帝便将盐铁业全部收归国有,禁止私自买卖并入刑,他还在国家出产盐铁的郡国设立盐铁官。
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垄断,统一负责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民生计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很多官员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实行盐铁专卖,但当被问到如果不执行国有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怎么保障时,却又都无言以对。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问题:国家垄断、政府干预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会拖累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让繁荣的商贸业发展一时陷入停滞。
这是由于这种政策存在的意义在于“与民争利”,而不是“让利于民”,当然,这个民所指的商人,并不是广义上的民众。
通过国家机器赚取商人的手中的利益,这正是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能够繁荣昌盛发展的原因。
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各代帝王将相也没有探索出能够解决国家机器和商品经济共同发展的方案,这也正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带来的问题。
2、对农民的影响
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但是汉高祖打下天下后分封二十二个诸侯国,可谓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汉景帝即位后,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强盛,齐孝王刘将闾坐拥七十余城。
他们不受朝廷的约束,随着实力的不断发展已经造成中央政权的危险,最终导致七王之乱。
晁错已指出兼并农民土地的危害,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的强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成功的法宝。
历代先王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只有经济的不断发展,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也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民起义的可能性。
历代农民起义都是被逼无奈,只要农民生活稳定,社会自然也就恢复稳定,然而武帝“外攘夷狄”和一系列公共工程的展开,财政支出浩大,加重了农民负担。
如果说汉高祖刘邦时期,社会上最大的矛盾是功臣集团和皇权的矛盾,那么到汉武帝刘彻时期,矛盾产生根源性的变化,演变为经济上的矛盾为主。
对于封建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土地资源,不在国家而在地主豪强,他们坐拥大量土地资本。
压榨农民,更有甚者,将农民视为奴隶,开历史的倒车,这是国家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所谓“限民名田”就是占田数量由农户的身份和地位来决定,超出规定部分直接收归国有,再进行二次分配。
这一举措从根源上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地主豪强,在增加国有土地数量的同时也保证了农民的土地资源不被侵害。
维护了农民的生产收益,也稳定了基层社会秩序,可谓是一举多得。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实施“算缗”、“告缗”,所谓缗就是串成串的铜钱,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检举别人财产的法制民间社会。
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告密的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资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
史记记载,当时人们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有好吃的东西马上就吃掉,不再有储蓄的习惯。
这一项专门针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被汉武帝换了个用法,主要由于豪强地主将土地作为个人私有,也被列入征税范围。
当时的财产是由个人自行申报,所以很多地主、手工业者为了偷税漏税隐瞒收入,这种现象在今天也屡见不鲜。
在告密热潮之下,全国近半数富商地主家产被没收国有,进一步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三、总结
时代不断变化,“算缗告缗”、“盐铁专卖”、“限民名田”等在当时看来褒贬不一的政策,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这些改革有利于当时小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让社会发展止步于此,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站在今天的角度,任何极端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因为客观是在变化的,只有流动之力才能养活经济之鱼,让商业和农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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