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朝主要的法律形式看这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思想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合法化。

西汉初年，汉王朝的商法典基本继承了真律，立法思想是法家思想。

但是儒家思想已经初步发挥了其影响力，从另一种法律形式“令”（皇帝的诏令）中就有体现。如上世纪在甘肃出土的汉墓《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里就是可靠的证据。在《王杖诏书令》中就记载：“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杀伤人，毋告劾也，毋所坐。”；“孤、独、盲、侏儒，不属律人”。意思是说，年纪在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不是犯了首谋杀伤人的重罪，就不要起诉和处罚他；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盲人、侏儒，不属于刑律所及之人（犯法了可以免除惩罚）。从中就可以看出儒家道德在法律中的体现。

而在汉代法律儒家化中作用最大的，当属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那么什么是“春秋决狱”呢？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现行法律无规定，或者有规定，但是有碍伦常的案件时，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的有关事例或者道德原则作为审判的依据。这是汉代的儒家学者假借皇权的力量，在法制领域，渗入儒家思想的一场变革。《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简言之，《春秋决狱》记载的是二百三十二个案例，得到皇帝的认可，在司法实践中充当“判例法”的作用，将儒家道德原则通过皇帝变为法律原则。

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在汉代成为一种风气，不仅《春秋》被引据为判案的依据，其他经典也被采用，故史家又称“引经决狱”。在这种风气盛行之下，对儒家经典的“注律”风气也兴起了。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在经义和律典有矛盾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批撰写儒家经义解释法律的著作，使律典里的条文合乎儒家经义。比较著名的如西汉杜周、杜延年父子解释的《汉律》，他们引儒家经义解释法律的著作，被我们称为《杜律》《小杜律》，是当时司法实践的依据，相当于现在的司法解释。

引经著律的风气，也就导致了“律学”的产生，大量律学专家出现（如叔孙宣、马融郑玄等），其中郑玄的“郑氏章句”在皇帝的批准下，成为了法律的统一注本，“郑氏章句”被皇帝赋予了立法意义，为儒家道德纳入传统法典铺平了道路。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法律的儒家化正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