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汉朝中央集权加强专题之管控简史：两汉中央集权的起伏式发展

提到执政，每个人都不会陌生。

因为在东亚的历史上，它一直是政治层面的普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集权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不过整个过程并非是平滑的直线，而是起伏不断的。时间跨度极长的两汉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央与地方单位的角度，来看一看权力分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发展又遵循着怎样的逻辑。

奠定基调的汉初

刘邦基于现实需求 在汉初搞了相对宽松的政治

在刘邦一统天下并建立汉朝前，集权过程就已经出现在诸夏大地上。不过在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刘邦并不会像暴秦那样强行终止很多地方的基层自治，而是权宜地分封了大量诸侯国，避免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辙。

不过，刘邦并不想成为第二个周天子。从他登基开始，不论是否有意为之，藩王的权势都在不断的削弱。这个过程也被他之后的汉景帝与汉武帝给继承了下来。所以《削藩策》、《推恩令》才被拿上了台面，由此带来的变化则是诸侯国到汉武帝时已彻底被中央所压制。

汉初的多级格局 成为了皇帝们逐步消化的对象

既然诸侯都不断受到中央的削弱，直辖的郡县就更是难以避免被皇帝的强权管控了。汉初就继承了秦制，以郡为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其下设县，而诸侯国则与郡同级。为了保证地方上没有坐大的能力，刘邦海对直辖的郡实行军政分离的策略。一郡的长官虽为太守，但他却主管民政。至于军政事务，除每年进行的军事演习外，都由都尉总领。

有人会问，这两个职位即便权责分开，也可以沆瀣一气啊！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汉代规定都尉虽要协助太守管理地方，却直属于中央的太尉。为此都尉和太守的官府甚至都不在一个地方。除此之外，还剥夺了都尉的调兵权力，一切军队的调动都要凭借皇帝的虎符和羽檄才可进行。这样，地方的军事便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了。

汉朝地方军的调动其实并不方便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由于敌情总是瞬息万变，而且距离中央也路途遥远，因此边郡和内地是完全不同的。在汉初的边郡，太守不但总领军政大权，而且常常直接领兵作战。同时为了更好的进行军事管理，其治下还额外配备长史这样的幕僚。

只是从理想层面来看，汉初的中央集权还是“漏洞百出”的。因为在军政方面，汉初不光有诸侯国这样的自治区，还有边郡这样军政一体的行政系统。而真正被中央牢牢掌控的，只有数量有限的内地郡县。

除了军政以外，汉初也再无对地方过多的管控。刘邦去世后的诸位汉帝也继续奉行黄老学说，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为经济方针，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并未过多干涉。同时鼓励商业流通和农业发展。这样的举措也促使地方的商人和豪强崛起，其势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地方官吏。

富起来的民间团体 一度在汉朝很有势力

汉武帝的极端集权

汉武帝的统治期是割韭菜的黄金时段

经历了文景之治的宽松统治，汉武帝终于有了足够的资本来收割韭菜。他首先于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将诸侯国不断拆解消化，使其势力变得羸弱而分散。之后再通过处罚诸侯王罪行的方式，取消部分诸侯国的编制。

当然，光有这些举措还满足不了他的集权梦想。因此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郡国划分为13个州。同时设置了13名刺史进行每年的定期巡查，打击地方官员和豪强的不法行为。之后还要将当地的情况向皇帝进行报告。由此，无论是内郡还是边郡，都被牢牢控制在皇帝的监视之下。随后，汉武帝又不断扩充中央军队的编制和人数，以保证中央在武力上拥有镇压地方叛乱的绝对优势。

汉朝时的一盏铜制油灯

在推恩令颁布的8年后，汉武帝开始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对商户、手工业者和运输业者征收财产税。同时，还将盐、铁、售卖权收归国有。这样的举措为汉武帝带来了大量的利润。

初尝甜头的他，接着在公元前110年向全国推广“均输”的政策。这是一种国家参与的商业行为，它以各地应缴贡品为资本，折算成当地的特产。然后由中央控制下的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卖出，以同商人逐利。

五铢钱 汉武帝为了敛财而滥发的著名货币

虽然已经获得了大量的额外收入，还是让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感到不能满足。公元前98年，他进一步将酒的酿造和售卖权垄断，以尽可能的搜刮民间的财富。经过这连番的折腾，汉武帝狠狠的削弱了地方势力和民间经济，使国家机器的触手更深入地探向了方方面面。

汉朝权贵阶层才可持有的金饼

修补与崩坏

汉武帝供养着规模远超前人的官吏队伍

这样的强权管控，不断榨取着各个地区的活力。加上各种穷兵黩武的消耗，到汉武帝末期，汉朝已经呈现出凋敝的景象。汉武帝的继任者们，不得不开始着手调整汉武帝的极端集权。

公元前81年，汉昭帝下令召开盐铁辩论，以评估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是否应该保留。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终罢除了朝廷对酒的垄断。但仅仅这一项改革，并不足以改变国家的现状。于是汉昭帝紧锣密鼓的下令各地官员要抓农桑之事并颁布多项减免税、役的法令。

正在为自己政策辩护的桑弘羊

在统治国家13年后，汉昭帝驾崩。不过继位的汉宣帝延续了其鼓励农事、减免税、役的政策，并在其基础上整顿吏治，还利用国家干预的方式抑制了高昂盐价和粮价。

昭、宣二帝的修补，一度使汉朝经济得到恢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位君王修补伤口的方式和汉武帝制造伤口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利用朝廷的强势干预手段，达成一种立竿见影的短期效益。因此，一旦明事理的君主不在，这样的努力便立刻会遭到极端的反噬。

任何皇帝的改革 都不能触及核心利益阶层

西汉末年的情况便是最佳的证明。从汉宣帝死后到新莽代汉的4位皇帝，个个都是缺乏手腕之辈。在他们的治下，外戚弄权、官吏腐败。而托集权所赐，这些权贵又可以将魔爪伸向普罗大众。于是，上至皇帝、丞相，下至公主列候，无不侵吞土地奴役平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还大肆增加赋税和劳役，甚至昔日惠民的政策也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

最终，在百姓的哀怨中，西汉王朝被道德完人王莽取代。但王莽还是没有尝试用正确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大乱世。

王莽的胜利 是对汉朝制度的极大嘲讽

东汉的维持与改变

刘秀本身就是地方权力重建后的得益者

新朝末年，各处势力的割据使以往的集权体制被强制洗牌。后来成为光武帝的刘秀，也是参与和利用了这次大洗牌，才有幸脱颖而出。但面对一片百废待兴的国土，他须要做出改变。

所以在登基之初，刘秀便强调以柔治国。先是废除了大量王莽时期定下的繁复法条，减少刑事处罚。而后又降低田租税赋，招纳流民并租借给他们公田从事生产。接着他精兵简政，将盐铁专营的控制权由中央改为地方。还裁撤了地方的预备兵员，代之以屯兵、募兵等常备部队。最后取消了郡国兵每年的军事演习，并将内郡都尉一职从常设改为临时。同时让太守独揽军政大权，不复设置虎符制度，可以不受干涉的募兵或调兵。

东汉地方军的调动比西汉时更为灵活

刘秀死后，这些政策多数得以保留，甚至还有发展。比如在公元88年时，汉和帝下令取消盐铁专营。由于兵役和赋税的减少，公田的租借使得民间的经济得以恢复。而地方军政权限的提高与官僚的精简，又得以让地方军政官员可以便宜行事。每有叛乱和军情，即便是内地太守，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领常备兵员进行征讨。大大提高了国防效率的同时，还避免了征调兵役、劳役对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的损害。正是这些反集权的举措，造就了东汉前期的复兴局面。

虽然东汉前期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却仍然没有触及关键性的核心。时间长了，就免不了出现反复。如盐铁专营的问题，就曾在汉章帝时期全面恢复。即便在汉和帝下令取消后，盐铁官营也仍然存在。这样不彻底的改革，造就了后来的窘境。

汉庭的内斗 让更早遭殃的百姓选择依附豪强

由于国家管控无处不在，官僚系统依然臃肿庞大，所以当贤明君主不再存在的时候，官吏的压榨便如脱缰野马般愈演愈烈。这又造成了更多对外战争，而在频繁武力冲突的影响之下，即便下放军政权力到地方，也会渐渐难以抵挡。持续的战争，最终使得被波及的地区人口逃亡、依附于豪强的现象加剧。朝廷的税收迅速减少，人力资源也趋于紧张。为了更多的榨取资源，就要进一步的税。于是，恶性循环就产生了不可逆的发展。

从两汉的集权体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集权程度并非线性增长的。它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各种起起伏伏，时而加强时而削弱。但无论如何变化，少部分权力渗透到方方面面的决心永远不会变，区别仅在于到什么程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