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社宋朝】从东晋白莲社到明代白莲教的转变

白莲教自诞生之日起历经千年，最初出自净土宗白莲教，但混合了后世摩尼教、弥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教义，从单纯的佛学研究社团转变为奇异的民间宗教“白莲教”。

民间版的白莲教，崇奉“无生老母”、“弥勒佛”，宣扬“明王出世”“改造世界”的传说，崇尚“资财均分”、“患难相助”等平均、互助思想，迎合民众需要，从者日众。

本是佛前一朵白莲，因何变成对抗暴政的农民义军？今天来说说，关于白莲教的前世今生。

东晋庐山的“远公白莲社”

两晋是禅宗大发展的时代，高僧大德灿若星辰。开创白莲社的慧远大师（334-416），就是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

史料记载，这位东晋神僧俗家姓贾，出身于官宦家庭，生活优越。慧远出生于东晋咸和九年（334），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自幼喜欢读书，十三岁时即游学许昌、洛阳，据《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慧远禅师“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年纪轻轻就成为国家在册的读书人，熟知儒学六经，并兼学老庄，吸收了大量儒家、道家的思想。拜会当地名宿贤达，皆叹服他的渊博学识。

东晋永和十年（354），慧远刚满二十岁，动荡不堪的时局，让他产生了归隐避世的想法，本想南下到豫章（今江西南昌），谁知北方战争不断，阻断了南下的通路。适逢名僧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在山西恒山设立道场宣教佛法，慧远听闻后就带着弟弟惠持前去拜师。在听到释道安宣讲《般若经》之后，当即开悟“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将原先所学尽皆抛弃，落发出家，开始了僧侣生活。

东晋太元六年（381）慧远学成进入庐山潜修，根据般若经的“性空”论，倡导弥陀净土法门，被尊为净土初祖，后世称为“弥陀净土宗”，这也是后来白莲教拜弥陀的缘起，当然此时还没有白莲教。相传慧远法师在庐山修道传法，声名远播，很快形成了“众僧云集、四海同归”的盛况，净土法门大盛。

慧远禅师见时机成熟，就在太元十五年（390）七月，邀请“息心贞信之士”百余人结社，既有中外高僧，又有达官贵人，还有学者隐士，其中出类拔萃的智慧贤达18人，在东林般若云台精舍，创建了有史以来首个佛教社团“白莲社”，东林因此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之所以命名白莲社，据说当创社时，众人在云台精舍池边，“誓愿往生西方净土，又掘池植白莲”，慧远禅师便指莲为名，将该僧团命名为白莲社，简称莲社。

北宋画家张激曾经绘制一幅《白莲社图》，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了高僧惠远在庐山东林建白莲社专修净土法门的场景。辛亥革命后，大清逊帝溥仪退居紫禁城养心殿，他利用北洋政府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作为庇护，以各种理由频繁将国宝珍藏秘密偷运出宫变卖，据史料记载，总数达千余件，且多为古代名人字画珍品。《白莲社图》也在当时被带出故宫，后流落民间，此图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慧远与十八贤达集结的这个白莲社，是纯粹的佛教学术研讨社团，与宗教组织完全不沾边，但它就是后来白莲教的缘起，由于白莲社净土法门参拜弥陀、倡导性空，因此后来的白莲教，即自称为弥陀宗，以弥陀佛为创世神主。

南宋昆山的白莲宗主

慧远，又名“远公”，所以到宋朝时期，莲社又被叫做“远公白莲社”。另一位与莲社相关的著名僧人，出现在南宋时期。这位僧人法名慈照子元（1069-1166），俗家姓茅，祖籍吴郡昆山，十九岁时出家为僧，拜在天台宗门下。他对东晋神僧慧远的“莲社”非常崇慕，于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那个纯粹的净土法门研习社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套师承、理论完备的教义，撰写为《白莲晨朝忏仪》，此时的白莲教义与佛教传承已经有明显不同。

按照白莲教义，信徒们信奉弥陀佛，尊东晋慧远禅师为初祖，皆以白莲社传人自居，师徒传授、宗门相属，因此茅子元的白莲忏堂也称白莲宗，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弟子称为白莲道人，广受信徒号曰“白莲菜人”，皆禁食葱、乳，严守护生五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因为经义简单，便于理解，而且并不禁止教徒娶妻生子，所以传播速度很广。

这种宽松的修持方式，更加容易被庶民接受，于是民间出现了“愚夫愚妇转相证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的状况。白莲宗宽松古怪的教义和规矩，不仅与世俗道德不相融合，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让朝廷感到不安，果然白莲导师茅子元被官方扣上“食菜事魔”、“事魔邪党”的罪名，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茅子元到江州后，仍秘密传教不懈，直到绍兴三年（1133），才遇赦回到京师。

被赦免后，茅子元转而在淀山湖（今上海市青浦县）创立白莲忏堂，宣扬他的白莲教义，按照茅子元的教义，认为弥陀即为众生本性，净土不需要四处求证，它原本就在众生心中，只要信弥陀，发愿食素念佛，即使不能做到断烦恼、舍家缘、修禅定，到了命终往生的时候，依然可以去往净土。

白莲宗的名气越来越大，南宋乾道元年（1165），孝宗皇帝在德寿殿召见了白莲导师茅子元，御前奏对非常满意，当即加封为“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的称号，茅子元的白莲宗顺利镀金成功。次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圆寂辞世，留下《弥陀节要》、《证道歌》、《风月集》等教义著作，一时白莲宗教风大盛。

与纯粹僧侣不同，白莲信徒可娶妻生子，与常人生活无异，更可进行异性同修，这样的“方便法门”，得到了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茅子元的这个社团，既有出家僧人，也有在家信徒，也允许在家的弟子可以自行吸收信众。这种形式，可谓出入宽松、有教无类，与后来的白莲教规已然非常接近。

大元帝国的掘墓人

白莲宗的最大优势，就是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因此在广大民众中迅速传播，虽然其缘起于南方，但是影响力已然传播到蒙古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地区。1206年，蒙古大帝成吉思汗统一各部，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1279年，元帝国的铁骑彻底灭亡南宋，第一次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形成大一统局面。

元朝定鼎之后，白莲宗受到朝廷官方认可，在南宋打击之后，进入新的全盛时期，东晋时期慧远禅师创立的庐山东林白莲社，以及南宋时期慈照子元禅师创立的淀山湖白莲堂，成为有元一代白莲宗的两个传播中心，渐有形成教派的趋势。

白莲宗的教义，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吸收了一大批社会上有家有室的职业信徒，他们行事随意，不剃须发，不穿僧衣，民间称之为“不剃染道人”或者“有发僧”，白莲堂口遍布南北各地，供奉弥陀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三位佛教神祇，每个据点多者千百人，少者数十人，多有乡里捐助的田产作为资产，规模不逊于佛寺道观，甚至与地方勾结，盘踞成霸。

元代的白莲宗组织结构更加松散，教义戒律也有更多变化，因此派生出诸多支派，它们各不相属，教义颇多歧异，组织、仪轨和活动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带有白莲宗的印记。这引起了元廷的关注，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惮白莲宗势力过大，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下令禁止。此后曾短暂开禁，但仍以禁止为主。

元廷对白莲宗的镇压，使许多地方的白莲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加之信徒多为下层贫苦民众，被朝廷暴力压迫已久，当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组织逐渐被人利用，成为反抗元朝统治的民间武装力量。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春，江西都昌县杜万一（又名杜可用），对外号称“杜圣人”，借白莲宗组织发动起事，自称“天王”，改元“万乘”，这是白莲宗诞生后策动的第一次民变。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出身白莲宗的信徒，他们以“明王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民众，动摇元朝根基，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韩山童，曾经利用白莲教义对外放出传言，“天下正当大乱之时，弥勒佛将降临于世”，而他就是弥陀佛的化身，这个“弥勒下生”的谶语，在黄河以南、江、淮之间流传深广；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同伙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人，则大力支持韩山童的行动，以红巾为号，聚众起兵北上反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白莲教徒。

刘福通等人进一步将弥陀教、白莲宗、净土宗等多个教义融合，广泛散布“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创立了白莲版的“明教”，形成下层民众和江湖人士聚合的团体，成为对抗朝廷的强大力量。陆游在《条对状》中记载，当时的各类教团名目繁多，“淮南谓之二桧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

至正十五年（1356）春，刘福通等人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迎接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此后明教日益做大，终于颠覆了大元帝国。

震动明廷的白莲起义

元代末年群雄四起，最终摘得胜利果实的是一个出身极其卑微的人。朱元璋建立国家之后，将国号定为“明”，这一来自民间的名称，显然来自明教的影响，它代表着朱元璋抗元起义的一些美好回忆，或者说是给明教内部争夺政权时死去的各方势力（比如沉江而死的韩林儿）一个交代。

无论怎样，朱元璋知道民间教团对王座有多强大的破坏力，为了稳固新生政权，他在荣登大宝之后，马上采纳了丞相李善长的建议，颁布明诏，严厉禁止民间白莲社、明教等组织活动，在《大明律》中增加“禁止师巫邪术”的条款，对以祭祀为名，事实上开展神灵崇拜和蛊惑民众的异端行为，“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惩罚力度不可谓不严酷。

有明一代，民间宗教呈现泛滥趋势，各种教义名目繁多，信奉的神主各不相同，诸如玉皇大帝、阎罗王、神圣贤达等等无所不有，最受众追捧的仍是白莲教的神主弥勒佛。正德年间，民间又出现了自造神“无生老母”崇拜，列在诸神之上，她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主要任务是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荼毒。就其使命而言，有点像耶稣下凡解救众生的意思。单从这些教派的根源上看，都有白莲教的影子，因此明廷皆把它们划归于白莲妖孽一党进行取缔，此后直到清代，白莲教再无翻身之日。

元朝末年红巾军领袖，韩山童父子便是以家传白莲教聚众起事，实际上在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了白莲教徒的武装暴动，明代中叶以后仍然难以根除，许多骚乱均被朝廷强力镇压，但屡禁不止也是现实。这其中有反抗暴政、发动起义的，也有借机骗取信众聚敛钱财的，也有些杜撰教义伪装修仙的，甚至有些把发展触角伸进了宫廷内部，很多宫廷太监、官僚豪门都变成了白莲信徒，可谓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比较著名的，当属永乐十八年（1420）唐赛儿起义。唐赛儿也叫唐三姐，作为下层民众，自幼深受白莲教熏染影响，她的丈夫林三和许多乡亲在征缴粮税时，被官府活活逼死，便决心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报仇。永乐十八年，她自称“佛母”，举着天书，挥舞神剑，能剪纸人纸马，兼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益都、蒲台、莒州之间串联起一支数千人的“白莲军”，并很快发展到数万追随者。

这支义军由山东蒲台而起，转战山东青州、莱州、莒州、胶州、安丘、寿光、诸城、即墨等九个州县，终于在三个月后，明军山东指挥使卫青、鳌山卫指挥使王真等人强力镇压而落败。唐赛儿的行踪却成为谜团。明成祖朱棣听闻，唐赛儿可能装作出家人躲避，竟下令将北京、山东境内的尼姑及女道士系数逮捕，以至前后达万人之多，然而唐赛儿却毫无踪迹。

另一场著名的起义，发生在天启年间。义军首领是山东巨野人徐鸿儒，他以“闻香教”起事，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组织农民，秘密活动达二十余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徐鸿儒认为时机成熟，率众在巨野西、郓城南以及范县等处起义，自称“中兴福烈”皇帝，年号“大乘兴胜”，据说他一呼百应，当地乡民“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短时间内竟然聚众十万余人。

明廷对此大为惊恐，立即命令山东总兵杨肇基领兵镇压，将义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徐鸿儒转战到郓城南飞集一带，被官兵围剿俘获。徐鸿儒被带回北京审判后处死，另有七千余义军，就地杀死埋于万人坑中，至今当地尚有土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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