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宋朝】唐宋社会变革溯源：马政的荒废与船运的兴起

一、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最初是由日本学者内土湖南提出的，通过比较唐宋期间发生的一些社会变化，得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假设。

这个假说，一开始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属于“蒙元满清非中华”的论调。然而，经过一百多年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

变革一词，指的是事物本质上的改变，通常用在形容社会制度的变化。唐宋变革论，从正面看，称赞了宋代的社会进步；从反面看，则暗示了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倒退。

一方面宣扬了宋代是古代中国发展的鼎峰，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宋代是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元朝灭宋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改朝换代。

不管“唐宋变革论”提出的目的是什么，在历史上，从唐朝到宋朝，整个社会的制度以及精神风貌，的确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这样变化，是属于什么性质，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讨论。

日本史学界，唐宋变革论被称为“宋代近世”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日本内藤湖南提出了这个假说之后，其弟子宫崎市定进一步发展了“宋代近世”说。其认为：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世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中国出现的新现象，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崛起、市井文化的繁荣，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并行的、等价的历史运动。

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一书，其副标题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显然是将“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倾向”、“近世”作为同义词。

欧美汉学界，对“宋代近世”假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中，西欧宋代史研究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曾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其立志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对宋代的社会进步，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其认为：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程度令人吃惊。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繁荣的海洋贸易，各地产出的专业化，专卖制度和商税等等。

因为这个汉学家的高度赞扬，网络上有了“宋代的城市化率达到了七成”、“宋代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七成”这样的说法。这让广大的网民朋友，非常自豪，并且成为了“宋粉”的一员。

然而，这样的赞扬，显然是以西方的史学观为标准的。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发表了一篇《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这篇文章关于宋代的副标题，直接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文中更是直接指出：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型，以及国际化等等。

其使用的字眼，是宋代中国的近代化比西方提早了五百年，而不是西方近代化比中国晚了五百年。

日本史学界提出唐宋变革论是基于政治目的，而欧美史学界高度肯定这个史学假说，则基于文化目的。欧美史学界，始终宣扬的是西方中心论。

中国史学界著名历史学家陈演恪，对宋朝的评价极高：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史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二：宋朝代表不了十三世纪的中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公元1279年，元朝追击南宋残余势力，南宋崖山海战兵败，军民十万余人与宋帝皆跳海殉国，宋朝灭亡。

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北宋疆域，比秦朝还要小一些，与北宋并列的政权有：辽国、西夏、回纥、大理、交趾。南宋疆域，退守南方，并列的政权有：金国、西夏、西辽、大理、交趾。

从中国大一统的视角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完全获得正统王朝宗主国的地位。北宋之时，辽国因为占据中原的一部分，也就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从而有了自称正统的理由。

大一统的视角，占据中原的王朝是正统王朝，并享有宗主国的地位。其他周边各国，依赖于宗主国的册封，才能得到建国的法理基础。这一点，西方历史学界并不承认，因为这完全是中原中心论。虽然不被承认，但历朝历代事实就是如此。

回纥、西夏不仅仅向北宋称臣，同时也向辽国称臣。北宋与辽国结成兄弟之邦，等于是北宋与辽国互为正统。到了南宋，版图只剩下南方，中原地区被金国占领。金国由此自称中国，并享有正统地位。南宋在“绍兴和议”中向金国称臣，承认了金国正统宗主国的地位。

十三世纪的宋朝，指的就是南宋了，而南宋只是中原正统王朝的藩属国。与唐朝相比，宋朝并没有完全继承唐朝的版图，甚至连中原地区的版图也只是继承了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理环境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宋朝的社会发展只是区域性的。

三：隋唐构建中华文明的新形态

中世纪，这个词汇是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所谓中世纪，也就是大陆扩张时代南北扩张阶段。这个阶段，人类文明的区域分别向南向北扩大。

人类文明区域，在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已经走到极致，从东到西分别是：汉朝、贵霜帝国、帕提亚王朝，罗马帝国。这个阶段，人类文明区域以北是游牧部族的地方，文明区域以南是渔猎部族的地方，尚处于蛮荒地带，并未发展出农业文明。

到了大陆扩张南北扩张阶段，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北方，那些供游牧部族生活的地带有了大大小小的公国、王国。这个就是中世纪的西方。在东方，唐朝将东北和草原纳入了版图，设立了诸多的都护府进行军事管辖。

这个中世纪，从南北朝开始，在隋朝结束分裂割据，在唐朝达到鼎盛状态。唐朝的社会制度，来自于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混合。南朝的社会制度，是中原王朝晋朝退守南方后，与南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形成的，主要包括世族政治、庄园经济、朝贡贸易、良贱身份制度等等。

北朝的社会制度，是少数民族带来了草原和东北的生活习俗，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与中原文化融合形成的，主要包括世袭罔替的贵族制度与农奴制度、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人身束缚于土地的均田制、整齐划一的坊市制等等。

南北朝时期，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大，秦汉文化分别向北融合了草原以及东北的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向南融合了南方各个少数民族渔猎文化。

唐承隋制，这是文明区域扩大后，隋朝完成对东方文明区域的大一统后融合形成的。其不仅包括秦汉魏晋时期的文化核心，又分别融合了南北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从而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又一次蜕变。

隋炀帝希望建立一个比秦汉更伟大的帝国，由此不断南征北战，扩张版图，并修建隋唐大运河沟通南北。隋炀帝降服了突厥、征服了林邑、驯服了契丹、攻拔琉球、镇服西域，亲征吐谷浑。

隋炀帝确立了科举制，构建了中华文明朝贡体系，完成了“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帝国宏图。隋炀帝的大一统功绩是可以与秦始皇相媲美的，同样地，隋炀帝与秦始皇并称历史上的两大暴君。

到了唐朝，隋朝的社会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唐朝成为了中世纪的鼎盛状态。其中世纪的色彩非常突出：强调身份设定与人身依附，朝廷通过均田制直接取得土地以及臣民的控制，社会凝固而井然有序。

四：唐朝的社会制度大部分被辽国所继承

到了唐朝晚期，唐朝不仅丧失大片的国土，还因为藩镇制度失去了对边远藩镇的控制，从而使得中世纪的制度特征走向解体。

在北方，东北、草原、西域的那些唐朝都护府先后瓦解，在失去这些疆域的情况下，唐朝中的北朝制度特质也随之解体：门阀贵族消失，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瓦解。

在南方，也就是现在的云南、贵州、越南北部，那些唐朝羁縻州、都护府、节度使先后瓦解，在失去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后，唐朝的南朝制度特质也随之解体：良贱制度消亡、世家消亡、庄园经济消亡。

从晚唐到宋朝，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逐渐解体，被募兵制、土地私有制、街道制全面取代。宋朝只继承了中晚唐的募兵制以及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

而辽国则继承了唐朝的大部分制度，辽制是游牧部族制度与唐制的混合。辽设南面官、北面官分治南北领地：北面治宫账、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税赋、军民之事。

在分治过程中，在东北和草原得到一定程度开发的经济基础上，部族制度与唐朝相互吸收融合。比如说，辽国的宫账制度，就吸收了唐朝皇庄的制度成分，皇帝直接管辖大量的农奴以及拥有私人武装性质的铁林军重骑兵集团。而契丹贵族，则支配着许多的投下户，这是唐朝的部曲、官户的翻版。

辽金元三朝的投下制、驱口制、签发制、肉刑制度、全民配役制度，这些在宋制中找不到，却可以在魏晋隋唐中找到原型。

随后，就是唐、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制度传承。到了元朝，宋朝重商主义政策下形成的货币制度、商贸制度等社会制度，也大部分被元朝所吸收。元朝制度，是以金国制度为核心，吸收西夏、南宋制度后的融合体。而金国制度，则是金国吸收辽国制度和北宋制度的融合体。

五：马政的荒废与船运的兴起

中世纪，也就是大陆扩张时代南北扩张阶段，人类社会的文明区域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大。这个文明区域的变化，根源于冶炼技术的发展。随着东西扩张阶段发展到极致，冶炼技术也在需要开发土地的情况下得到快速发展。

开发土地是需要工具的，所以对冶炼技术就有很高的要求。开发土地，发展农业的需要，促使冶炼技术不断发展。钢铁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开矿的难度越来越低，钢铁的质量反而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继而，在量变中发生质变。

有了充足而廉价的钢铁，也就降低了开发丘陵地带以及寒冷地带的经济成本。由此，文明区域的南北两个方向的丘陵山地以及长期冰封的冻土都能够得到开发。这些土地之下的矿产也能够得到开采。

文明区域扩大带来的是文明中心的转移，以及商业贸易路线的改变。随着隋唐两朝将周边文明区域纳入版图，冶铁技术得到迅速传播。周边文明区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从而形成新的交通枢纽。

在秦汉时期，长安与洛阳才是主要的交通枢纽，这两大城市是东西南北的核心地带，各个地区的特产首先得汇聚到长安与洛阳，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将特产卖到其他的文明国度。同样的，其他的文明国度的特产，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汇聚到长安与洛阳，再扩散全国各地。

到了隋唐时期，南京与北京逐渐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逐渐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并从贸易中心发展成为文明中心。隋炀帝修建隋唐大运河的目的，也就是将这两大中心与洛阳相连接，从而通过控制两大中心，进而全面控制全国。

东北、草原、南方得到开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特产，是北京和南京两大中心形成的根源，比如说草原的马匹，东北的木材，南方的大米。这两大中心形成之后，带来了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崛起。同样的，也由此导致陆上丝绸之路的快速衰落。

在陆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情况下，陆地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马匹就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马政非常发达。

关中地区、河西走廊，在马匹具有很大经济价值的情况下，拥有很多草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蓄养了很多的马匹。草场的存在，不仅保护了关中的水土，更使得建都关中的王朝能够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拥有统御天下的军事力量。

在陆上丝绸之路快速衰落的情况下，长安与洛阳也快速衰弱。首先是马匹失去了交通运输的经济价值，关中与河西走廊，草场变成了农田，不仅破坏了水土环境，更使得唐朝的马政荒废，无法再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

为此，在没有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情况下，唐朝中期只能采用节度使制度才能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然而，这样的维持状态是短暂的，随着关中地区文明中心力量不断衰退下，节度使制度也从开始的好制度，变成了频繁的藩镇割据与叛乱。

相应地，草原丝绸之路崛起，北京所属的燕蓟地区以及大漠草原的马匹就获得了极大的经济价值。这意味着依赖于放牧养马为生的牧民们富了起来。所以，燕蓟地区的藩镇，如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及卢龙节度使等，不服从唐朝的命令，时常反叛。

即便是唐朝不断更换节度使，更换的节度使也会在藩镇士兵的胁迫下反叛。唐朝中后期以及五代时期，就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时代特点。宋朝建立者赵匡胤，也是在部将的胁迫下黄袍加身，发动陈桥兵变，无奈称帝的。

从赵匡胤的品行上看，从其与上级柴荣的关系上看，赵匡胤根本没有想过要称帝。为此，在赵匡胤称帝后，依然以宗室规格优待柴氏家族。

同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使得船运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进一步导致马政的荒废，宋朝愿意用草场养羊，也不愿意养马，反而更愿意从西夏、辽国、大理购买马匹。其中根源，就是买马比养马更便宜。

所以说，宋朝的军事不振，并不是唐朝的民族政策以及失去了战马产地所导致的。商路的改变，船运的兴起，才是马匹失去更高经济价值，得不到大规模蓄养的根源所在。这也导致了文明中心以及帝都的东移。北宋定都于开封，根源于开封水运交通非常发达。洛阳与长安，也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

六：军事力量的南弱北强

东北、草原、中原、南方、西域、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也不同。随着隋唐两朝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文化技术的传播，各个地区都拥有自身的经济发展要求。大分裂与局部统一是唐朝后期的历史大势。

辽宋夏金，都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要求之下，发展出了内控型政治，专注于自身的经济的发展。北京与南京也需要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要求下成长起来，成为能够统御全国的文明中心。

辽国与北宋对峙，金国与南宋对峙，使得燕蓟地区与江南地区得到全面的开发，继而建立起北京与南京的帝都地位。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高纬度地区的草原与东北，更着重军事手工业的发展。无论是辽国、金国，还是蒙古，都发展出了自主的冶铁手工业，铁匠成为了这些王朝科技力量的支撑者，从而得到极大的保护，也由此产生了匠籍制度。

在文明区域内，地理位置纬度越高，受严寒的威胁，农业生产的时间短，成本高，也使得民众的生存成本很高。生存成本高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协作，并建立起社会分工。

进而，通过社会分工，通过发展技术程度更高的产业，更具有经济效益的产业，才能弥补低端产业消耗大，成本高的缺陷。技术程度最高的产业，无疑是军事工业。通过建设完备的军事手工业，辽国、金国以及蒙古，都建立了强大的重骑兵集团，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

隋唐两朝也是有着强大的骑兵集团的，而且军事手工业非常发达。草原丝绸之路的崛起，使得隋唐的模式从关中长安转移到燕蓟北京。辽金继承隋唐的政治军事制度，也就成为了必然。更重要的是，生存成本高，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大，更容易形成严密的政治军事组织。

宋朝，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虽然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着发达的军工技术。却因为政治军事组织不够严密，军工技术得不到应用，军队的战力发挥不出来，应对北方的军事压力时，只能被动挨打。

所以，辽国、金国、蒙古可以依靠骑兵纵横，打下庞大的陆地版图。而宋朝却无法依靠水师纵横，去打下庞大的海洋版图。进而导致，马匹依然是连接草原、东北、中原、西域、川蜀、青藏这些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船只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仅仅局限于南方与中原的部分地区。

这就使得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社会制度的主体是辽金制度，吸收宋朝社会制度的成分比较少，主要是吸收宋朝的经济制度，而不会是政治军事制度。

假设宋朝依靠水师纵横，成为了一个海洋大国，版图覆盖了东南亚、南亚，那么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新的大一统王朝，在船运作为主要交通工具，能够连接全国大部地区的情况下，宋朝的社会制度肯定会成为主体。

北宋，在占据中原的情况下，还有开疆的欲望，尽管在人文历史的作用下，其开疆的方向错了。因为河西走廊以及西域是汉唐故土，北宋竟然坚持熙河开边，坚持打西夏。这样的战争只会虚耗国力。如果换一个方向，派出大规模舰队下西洋，恐怕就是另一种历史了。

北宋即便不下西洋，打辽国也比打西夏更有战略价值。北宋完全可以在陆地上依托城池进行防守，在海洋上派出水师频繁地袭击辽东地区和燕蓟地区，依靠船运提供后勤补给。北宋打西夏，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马匹太少，后勤跟不上。如果打辽国，结果就不一样了。

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人文历史的作用，北伐苦寒地区，没有经济上的动力，根本不会产生上述需求以及军事方略。

七：总结

从版图构成以及制度传承中，可以看到，辽金元明清五朝才是魏晋隋唐制度的主要继承者，并非是历史倒退。而宋朝看似非常近代化的社会制度，则是继承了唐朝在工商业领域的制度，是晚唐丢失了大片疆域后，马政荒废，畜牧业凋零所形成的社会制度。

隋唐时期的中国，不是秦汉时期的中国，隋唐时期的大一统也不是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其疆域版图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大而扩大。疆域版图南北跨度大，覆盖了南方、中原、东北、西域等不同的地理单元，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也由此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制度。

宋朝只是完成了古代中国局部地区的统一，继承了唐朝一部分的社会制度，然后不断发展所带来的表现。宋朝表现的，只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古代中国中原和南方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发展。

由此，唐宋社会变革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对比唐朝，宋朝的确在社会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唐朝到宋朝，之所以会出现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在于人类文明社会区域扩大，交通枢纽改变，马政的荒废和船运的兴起。

在大分裂与局部统一的时代大势下，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朝军事优势下，宋朝只能完成部分地区的统一。这个部分地区，船运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从而使得宋朝在工商业领域发展快速，并表现出了富而不强的社会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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