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造就群雄割据的士族门阀起于何时？汉武帝时期就已崛起！

东汉末年，黄建起义和董卓祥舞弊接连爆发，引起各地豪强，400年来大韩江山的名失望，陷入诸侯战败的战乱，最终进入了魏蜀五三发鼎立的局面。

要回答东汉末年为何会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首先要回答的是这些格局势力背后的力量起源，因为整个东汉到三国时代都是士族门阀势力主导天下的历史。而豪族门阀的崛起正是初始于汉武帝时期。

西汉经历了文景之治后，国库充盈，粮仓秉实，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有了很强的实力反击匈奴的威胁了。当时的漠北草原上，匈奴是盘踞内亚地区的霸主，其往东控制住了被其拆分的东胡系部族——乌桓和鲜卑，往西则把控住了西域吐火罗人城邦。汉朝的整个北方都接受着匈奴单于的指挥。

汉武帝为了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反攻，首先积极出击和拉拢乌桓，并对白山黑水一带实现了远程操控。但是在开拓西域方向的局面时，却屡遭挫败。吐火罗人的一支此刻远遁到帕米尔高原西坳，老月氏王虽被匈奴老上单于砍下头颅装酒，却也不敢图谋与汉结盟复仇。西域各国更是不愿为何与汉交好而得罪匈奴。远居九河流域的大宛更斩杀汉使，彻底得罪了汉朝。

得知出使大宛国寻求汗血宝马的使者被斩，汉武帝大怒。然而遥远的路途使得远征大宛的成本极高，直到第二次汉军远征，方才成功击败大宛并威吓住了西域各国。此后西域逐渐接受了汉朝的统领，汉武帝对匈奴王庭形成三方面的战略包围。经过四十多年的战争，汉武帝虽然压制了匈奴却始终未能灭绝，匈奴人损失惨重但汉朝百姓却也疲惫苦楚。

此时的汉朝国内藩王势力早已衰败不堪，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后更没有能够反抗朝廷的地方势力了。集中举国力量的汉武帝借此取得了对匈奴战场上的优势，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在国库空虚的时候决定增加赋税。

推恩令的执行进一步削弱了藩王的势力，藩王到汉武帝之后已经不足以对朝廷造成威胁了。然而地方藩王让出的权力真空并未被朝廷官僚体系完全填充，在那个社会官僚体制依旧延续战国的时代，先秦贵族后裔逐步在地方上占据了一定的话语权。除了贵族后裔外，一些自文景之治中崛起的豪强富商同样在地方上获得了一定的权重。而一些豪杰侠客亦于汉武帝之后崛起于地方上。

贵族后裔、豪强富商、豪杰侠客，以这三类人群为主要来源的豪族阶层日益形成，但并不强大。然而到了汉武帝后期，因为朝廷增加赋税导致流民四散和自耕农减少。一部分百姓占山为王，不再为官服纳粮；另一部分不愿意落草为寇的农民则投奔到豪族门下，意图免税。而豪族世家也愿意提供这样的庇护，这就导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大量官服户籍流入到豪族之中，造成账面上的人口流失，并进一步恶化了西汉中央财政。财政危机的西汉到了后期要么增加赋税、要么借助地方官僚打压豪族。奈何财力不足的西汉朝廷根本无力有效支持地方官府的工作，这就导致为了更好的管辖地方，这些官僚最终都会选择和豪族合作。当官僚与豪族纠缠在一起之后，渐渐的也就不分彼此了。豪族势力日益渗透如官僚体系内部，并借助察举制等官员选拔制度逐步上升到权力中枢中去了。

西汉末年的朝廷危如累卵，最终作为豪族代表的王莽成功篡汉，并在豪族营造的良好名声中开创新朝。然而王莽显然更希望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愿意与其他豪族共治天下。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都是革除豪族弊政，打击豪族土地或人口等利益的。王莽的不合作态度和过分着急的激进改革引发了豪族力量的反扑。随后天下大乱，王莽的声誉一落千丈，最终丢了天下。

在新朝末年的动乱之中，绿林军出身的刘秀表现突出，逐渐被豪族所看中。而刘秀很愿意与豪族世家共治天下，最终刘秀登基皇位，而天下舆论为之一变，再次拾起了汉的大旗。在刘秀征战天下的过程中，先后有六个豪族势力涉入颇深。邓、耿、梁、窦、马、阴六大门阀成为整个东汉最具权力的世家豪族。这六大家族成员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东汉的战场和朝堂之中，武将权臣往往都是他们的家族子弟。

如此声势滔天的门阀家族，亦常常占据皇后之位。因此东汉的外戚势力极度强大，也就促使幼帝要想从外戚手中夺权，就必须倚重宦官集团的帮助。豪族的出现造成了地方官僚系统自成一系而中央政权却始终不稳定的局面，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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