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佩是清代吗】听，新时代非遗工作者讲述他们的使命担当

资料来源：中国文联-中国文艺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延续下去的生动证据，是连接民族感情、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这些相关政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引起了非遗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作为文化传承路上的接力者，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技艺”，非遗工作者一“钻”就是几十年、一守就是一辈子、一干就是几代人。传承，对他们而言既是肩上的使命担当，更是扎根于心中最真挚的情怀！

以此为契机，我们采访到了几位非遗工作者，让我们一同倾听新时代非遗工作者讲述他们的使命担当……

大美昆曲，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昆曲600年流传至今，要义在传承。”苏州昆剧院青年昆剧表演艺术家俞玖林师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汪世瑜，在他看来，非遗传承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生认定的事业。

自隋唐时期流传至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柳毅传说”一直以对高尚道德情操的歌颂感染着世人。对于“柳毅传说”山东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张宝辉来说，传承“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

晶莹剔透、以假乱真，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葡萄常”料器展现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巧夺天工。几经波折流传至今，可与时代接轨的需求仍然迫在眉睫，接过重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葡萄常”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弘坦然面对，“每个时代的传承人有每个时代的使命”。

非遗文化的传承要有时代的烙印。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当代，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创新非遗中所蕴含的美，将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这也对非遗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表示，要遵循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加强行风建设与行业建设，展现非遗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竭尽所能，延续非遗所承载的文化记忆。

行风建设 做新时代非遗工作者

欲从艺，先立德。“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后，广大非遗工作者纷纷响应《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表示坚决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首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者潘鲁生谈行风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民协副主席、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吴元新：

行风优良能弘扬文艺界新风正气，有助于社会风气建设；行风恶劣则会助长歪风邪气，导致不良价值观与道德观的传播。行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艺工作者们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严于律己，树立良好形象，坚决抵制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的不良现象；要做好个人建设，坚定德艺双馨的工作追求。

中国民协理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

行风建设可以促进新时代文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使文艺工作者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更严谨的态度创作文艺作品，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追求德艺双馨，弘扬新风正气，抵制不良风气。作为非遗传承人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倍加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苏州昆剧院青年昆剧表演艺术家俞玖林：

文艺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我们文艺工作者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学戏先做人”，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德艺双馨。

行业建设 新时代传承人的使命

非遗保护传承，重在融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如何让非遗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真正“活”起来，非遗工作者正在为之努力。

为发展，地方政策出台引发热议

在非遗保护中，传承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部门出面认定并授予传承者以“非遗传承人”资格，给予相应政策扶持，是避免非遗项目“人亡技绝”的政策性安排。这些政策措施提高了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给很多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带来契机。但同时，退出机制不健全也造成一些传承人名不副实的问题。相关地方政策出台，打破这种传承人“终身制”， 通过行为规范的制约与督促，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今年9月出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剪纸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认为：

作为国家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担负起文化自觉传承实践的责任，同时也应当有行业或领域的社会行为自律与自我约束，起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实践的引领作用。这样的规定让我们看到非遗传承的新时期正在开始，传承人“终身制”被打破，应该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管理机制的改变。

首先从社区文化传承的活态性来看，以往完全依靠自发性传承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化自觉的传承时代正在开始，昔日的“乡土中国”在快速增长着“现代中国”的新的生活因素，作为国家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担负起文化自觉传承实践的责任，同时也应当有行业或领域的社会行为自律与自我约束，起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实践的引领作用，所以，代表传承人管理办法中的退出机制是一种行为规范的制约与督促，应当有比较客观的社会现实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李思辉认为：

有的地方，非遗保护传承“重申报、轻保护”问题突出，反映到非遗传承上就表现为部分非遗传承人获得认定前干劲十足，获得资格后便万事大吉、不再努力。有的仅仅把“非遗传承人”身份当成一个捞取利益的“名头”，对传承义务履行不力。还有的长期占着传承人的位子，却“只拿补贴不干事”，挫伤了众多传承者的积极性。凡此种种，说到底都是退出机制不科学、不健全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打破传承人“终身制”，建立严格的传承人认定和退出机制，健全对履职不力者及时清退的灵敏反应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宁夏通过地方立法打破非遗传承人“终身制”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为传承，拓展非遗文化教育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保护传承非遗刻不容缓，而利用鲜活的非遗教育延续文化传承，成为了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

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副馆长、南通大学非遗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吴灵姝与父亲吴元新研讨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副馆长、南通大学非遗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吴灵姝跟随父亲吴元新从事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传承多年，她认为在非遗传承保护中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年轻人的加入。在从事传承和教育的过程中，她深切感受到，相较于当下年轻人喜爱的现代流行服饰文化而言，蓝印花布文化偏慢、偏沉，需要静下心来学习欣赏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感。如果得不到新一代人的认可和喜爱，在后续的人才队伍培养上就会面临困境，同时也对日后的传承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而面对这一困境的非遗项目并不在少数。因此，要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非遗、学习非遗、关注非遗、热爱非遗，非遗文化的教育问题亟待解决。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十五条明确提出，非遗文化要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近年来，为加强非遗的保护传承力度，提升非遗工作者的社会影响力，激发师生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兴趣，“非遗进课堂”“非遗进校园”等新手段新方式不断涌现，非遗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更好体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剪纸（包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刘晓迪带领小学生进行剪纸教学实践活动。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剪纸（包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刘晓迪看来，系统开展非遗剪纸教学实践活动，可以让非遗教学研究更加立体形象，贴近生活；在探索非遗传承新形式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教育性传承的概念方法，有助于非遗剪纸技艺在未来更好地传承传播。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之女姚卓教授小学生苏绣技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之女姚卓认为，将非遗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是青年一代传承人的时代使命。抓住“非遗进校园”的契机，“姚绣”品牌开展“姚绣课堂”，积极推动苏绣美育教育，为苏绣事业的传承与创新做出重要贡献。

为推动，非遗文化为乡村振兴助力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加大对脱贫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支持，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对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承人杨昌芹在非遗“赤水竹编”培训基地指导学员制作竹编

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承人杨昌芹认为，乡村的产业未必高大上，但必须符合当地文化传统，适合当地发展。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产业，才能有别于城市也有别于其它乡村，产生独有的魅力和市场的竞争力。“要帮扶农村脱贫致富，必须深入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当地的特色资源，这样远比直接用金钱帮助他们更有意义。”杨昌芹说，“以赤水竹编为例，在赤水不仅是脱贫攻坚的产业，还必定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产业。企业一头连接着脱贫产业，一头连接着群众的‘饭碗’，要把这两头平衡好，带领更多群众大步迈向乡村振兴，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去做的事，我感觉自己肩头担子沉甸甸的。”

贺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芦笙制作技艺传承人徐维笙利用抖音平台宣传瑶族芦笙制作技艺。

作为一名乡村非遗工作者，贺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芦笙制作技艺传承人徐维笙为了让芦笙这种少数民族传统乐器绽放新光芒，他访遍多地瑶族村落，搜寻、记录关于“平地瑶”山歌的唱法、舞蹈的跳法以及芦笙、长鼓等乐器的制作工艺和演奏方法，同时对瑶族歌书、鼓谱等瑶族历史材料进行收集整理，还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有吹笙踏鼓习俗的地方去拜师学习。开通抖音账号更是必不可少，他常常利用直播宣传瑶族芦笙制作技艺。

在徐维笙看来，非遗文化作为一种民间记忆、民族情怀，传承就是靠一种信念：“我的梦想就是要制作出中国最好的瑶族芦笙和长鼓，让人们听到最美的芦笙音符，听到最好的瑶族长鼓的声音，让美妙的乡间声音传出山谷，传进大众心中，为乡村振兴助力！”

为创新，用时尚形式“焕活”非遗文化

为了让传统非遗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不少非遗传承者都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力求让非遗传承在保护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拓宽传播渠道，把悠久漫长的历史、优美动听的故事，以时尚的语态讲述出来。《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出，要促进广泛传播，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发展指明了道路。

“苏绣传承了两千多年，不该只待在博物馆里，只有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才能让它真正‘活起来’。”抱着这样的初衷，2018年初刚回国，姚卓就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姐姐姚兰成立了一个新的品牌——“姚绣”。品牌主打年轻化、生活化，推出了苏绣腕表、笔记本、钢笔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苏绣、爱上非遗文化。姚卓说：“我想做让年轻人喜欢和消费得起的苏绣产品。”

“姚绣”×《王者荣耀》宣传图

近日，“姚绣”品牌与爆款网络游戏《王者荣耀》合作，以热门游戏人物“王昭君”为原型，根据人物特点、苏绣特色，结合七夕节时点联合呈现特别款皮肤“王昭君-乞巧织情”。按一比一的比例真实还原的“昭君七夕绝美新衣”，集合了苏绣“平、齐、细、密、匀、顺、和、光”的艺术特点，让苏绣技艺迅速“火出圈“。这样借助以年轻用户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平台来向年轻人宣传苏绣、宣传非遗的尝试，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杨华珍带领团队传承创新的古朴别致又具时尚前卫藏羌织绣文创作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编织挑花刺绣传承人杨华珍，根据藏族羌族的传统故事和藏羌织绣传统纹样，创作了《五十六朵花》《天地吉祥》《十二月花》等大量精美的织绣艺术作品，以现代方式演绎传统之美，组织设计师、艺术家和传承人共同进行跨界设计，开发文创产品。经过杨华珍传承创新的藏羌织绣作品，古朴别致又具时尚前卫，受到许多国际顶级消费品品牌的追捧。藏羌文化元素和古老的藏羌织绣图案融入到50多种类国际顶级品牌，涉及手机、珠宝、化妆品、办公用品、服装、餐具、食品包装中，不少精品进入国际市场。这些版权合作的文创产品大大提升藏羌织绣知名度。

非遗项目知多少??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元末明初南戏发展到昆山一带，与当地的音乐、歌舞、语言结合而生成的一个新的声腔剧种。明代初年在昆山地区形成了“昆山腔”，嘉靖年间经过魏良辅等人的革新，昆山腔吸收北曲及海盐腔、弋阳腔的长处，形成委婉细腻、流丽悠长的“水磨调”风格，昆曲至此基本成型。梁辰鱼将传奇《浣纱记》以昆曲形式搬上舞台，使原来主要用于清唱的昆曲正式进入戏剧表演领域，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万历年间，昆曲从江浙一带逐渐流播到全国各地。明代天启初年到清代康熙末年的一百多年是昆曲蓬勃兴盛的时期。清代乾隆年以后，昆曲逐渐衰落下去。新中国诞生以来，昆曲艺术出现了转机，国家先后建立了7个有独立建制的专业昆曲院团。目前昆曲主要由专业昆曲院团演出，有关演出活动多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湖南等地。昆曲是一种高度文人化的艺术，明清许多从事昆曲剧目创作的剧作家，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鸣凤记》、《玉簪记》、《红梨记》、《水浒记》、《烂柯山》、《十五贯》等都是昆曲的代表性剧目，其中前三种有全谱或接近全本的工尺谱留存。清代中叶以后,昆曲主要以折子戏形式演出，至今保留下来的昆曲折子戏有四百多出。昆曲新编剧目有《南唐遗事》、《偶人记》、《司马相如》、《班昭》等。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昆曲在表演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歌、舞、介、白等表演手段高度综合。随着表演艺术的全面发展，昆曲脚色行当分工越来越细，主要脚色包括老生、小生、旦、贴、老旦、外、末、净、付、丑等。各行脚色在表演中形成一定的程序和技巧，对京剧及其他地方剧种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昆曲音乐曲调旋律优美典雅，演唱技巧规范纯熟。赠板的广泛应用、字分头腹尾的发音吐字方式及流丽悠远的艺术风格使昆曲音乐获得了“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昆曲历史悠久，影响广泛而深远，它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戏曲表演的典范。昆曲艺术形式精致，内涵深厚。由于昆曲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因此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末，昆曲就逐渐没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得到一度的振兴。近年来，随着传统戏曲演出在城市中的衰微，昆曲正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演员和观众队伍不断缩减。昆曲要生存发展，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亟待解决。

柳毅传说在寒亭区朱里镇柳毅山周边地区流传很广。鲁东烟台、青岛部分地区，鲁西北东营、滨州部分地区也有流传。自唐朝始，柳毅传说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唐朝李朝威写有文言小说《柳毅传》，元朝尚仲贤写有戏曲《柳毅传书》。自此后，柳毅传说内容不断丰富，流传至今一千多年长盛不衰，在当地形成了在地化柳毅传说。该传说的主要内容有：柳毅五世祖柳明伦隋炀帝九年由四川迁至潍东梅花村居住。柳毅父亲柳行芳行善积德，每日在岩溪河渡人救急。柳行芳命中本该无子，神仙感其真诚，因行善积德特赐生贵子柳毅。柳毅少时家贫，聪慧孝敬，苦读书，举孝廉，做塾师，娶发妻廑娘。柳毅小时候曾因家贫求贷于姥娘家，姥娘家妗子待其不好，于是有了“饿杀不吃猫剩食，冻死不烤灯头火”的故事。柳毅成年后游学天下，在山阴岭遇雨借宿娶虎女。后赴长安赶考，落第回家遇龙女，为之渤海传书娶龙女。时唐太宗征高丽，路过此地，由于柳毅及龙女保驾有功，唐太宗敕封柳毅为唐河平王，敕封龙女为膳国夫人。壮年后，柳毅倦于仕途，入山修道成仙，屡显灵迹，普惠众生，祷雨辄应。因此衍生出关于柳毅显灵的许多民间传说，如天池祈雨说、海眼淘池说、民间祭拜说、告贫报应说、评书系列说、除夕守岁说、生日过节说、黄河摆渡说等等，遍及鲁东鲁北地区。因民众对其膜拜有加，遂建庙宇祭拜，柳毅山庙会千年延续，信众广泛，至今香火鼎盛，民众信仰笃诚有加。保护和传承这一民间文化传说，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葡萄常料器葡萄是指常姓家族用祖传工艺制作出的以葡萄为造型的玻璃工艺品，是北京独有的传统美术表现形式之一。清光绪二十年（1894），居住在北京崇外花市地区的蒙古族后裔常在在改进其母制作泥葡萄技艺的基础上，独创出玻璃葡萄的制作技艺，制作的玻璃葡萄以形象生动名扬京城，人称“葡萄常”。“葡萄常”的作品得到慈禧的赏识，曾赐匾“天义常”，后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因家族原因，常家立下了“传女不传男，传内不传外”的家规。随着时代的变迁，“葡萄常”曾几度沉浮，现在已传至第五代。葡萄常料器葡萄采用低温玻璃为原材料，制作时，经过化料、吹制、做梗、做叶和须子、上色、涂蜡、上“霜”、攒活等11道工序。其中，葡萄的上色、挂霜为家传绝技。常家制作的玻璃葡萄，形状和色彩都十分生动，代表了民间玻璃葡萄制作的最高水平。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唯一的玻璃葡萄制作工艺，自清代流传至今，在全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是传统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现葡萄常料器葡萄只有两个人掌握玻璃葡萄的制作技艺，出现了传承危机，亟待保护。

南通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影响较大的作坊在如皋的石庄、通州的二甲和石港、海门的三阳、启东的汇龙及南通市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上流传时间长，普及面广，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及图片资料一千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百余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但是，当前从事蓝印花布印染的人数正在减少，专业人士青黄不接，有的蓝印花布已改成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生产，传统工艺逐渐变异，有必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保护已到了关键时刻。

苏绣为苏州刺绣之简称，它以产生之地命名，历史上曾广泛存在于苏州城乡。近十年来苏绣行业逐渐萎缩，现主要集中于苏州市区和高新区东渚镇、镇湖街道一带。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9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市”之称。道光年间，苏州女子丁佩总结刺绣技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刺绣专业著作《绣谱》；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创“仿真绣”，晚年口述《雪宦绣谱》，总结刺绣经验；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创“乱针绣”，丰富和扩展了苏绣的题材与内涵；20世纪50年代，苏州刺绣研究所建立，聚集、培养了大批苏绣人才，她们在继承传统绣法的基础上研究和创制了多种绣法与针法，使苏绣技艺不断发展和提高。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分为三大谱系，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三大谱系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方色彩。苏绣一直是苏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对工艺美术史、民俗学和女性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随着现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脑绣花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在此情势下苏绣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拥有高超技艺的苏绣传承人和高品质的苏绣艺术品越来越少，苏绣正面临着有序传承的危机，亟待抢救、保护。

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在巴蜀地区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以渝中区为中心的重庆市是蜀绣流传的主要区域之一。

与川西蜀绣和苏绣、粤绣、湘绣等相比，重庆蜀绣更突出地显示着鲜明的重庆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呈现出大胆夸张、想像丰富、幽默逗趣、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它以传统的花卉、动物、戏装、脸谱、风景、城市建筑、仕女、现代人像等为创作题材，内容极为丰富。其绣法以单面绣、双面绣、异形异彩绣为主，基本技法包括铺针、直针、斜针、穿针、参针、散套针、三排针、浮线针、覆盖针、压花、上飞色、下飞色等，整个针法体系完整而严密，具有密不成锥、稀不见底、光亮平齐、短针细密、内实外松、张弛有度的技艺特点。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服饰和房屋装饰的审美需求持续增长，为适应新的形势，蜀绣传人不断创造着新的刺绣针法，努力将大量创新型的蜀绣作品推向国内外市场。经过长期发展，蜀绣的手工制作技艺日趋成熟，且自成体系，传承有序。

手工制作性质决定了蜀绣的每件作品在创作中都必须耗费工艺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产出比偏低，加之家庭作坊式传承手段的限制，致使蜀绣面临着后继乏人、技艺失传等问题，濒于危亡，急需保护。

包头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剪纸的一种，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包头及其周边地区。多民族聚居的包头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独特文化与风俗人情互相融合，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传统的包头民间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风格特征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互相影响交融的产物，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包头民间最为普及的装饰艺术，包头剪纸经过几代艺人长年累月的反复实践，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表现手法，作品的构思独出心裁，给人以纯真、质朴、清新的美感，富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包头剪纸的题材有人物、动物、花鸟鱼虫、吉祥纹样等几大类。以各种形式多变的拉手娃娃、十二生肖、云尖尖和吉祥连续纹样为多，又以带有“十”字符号的动物以及“老鼠爬杆”、“蒙人骑骆驼”、“骑马扛枪”等最具特色。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都市文明的发展，作为历史文化产物的包头民间剪纸面临着传承困难等诸多问题，亟待采取措施进行有效保护。

非遗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韵，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工作者传承、守护与创新。新时代的非遗工作者，肩负使命、未来可期，只有最大限度发挥非遗的现实意义，才能体现非遗的价值；只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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