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商朝吃什么？总结很全面速看!3000多年前，商朝人是怎么制造出800多公斤国宝“司母戊鼎”的？

萨摩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这件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所使用的礼器，距今已有约3250年的历史。

它是商代晚期铸造的一件大型青铜器 , 因其鼎腹内部铸有阴文铭文 “司母戊 ”三个字而得名, 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铸造的 。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 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发现之谜

1939年是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国家岌岌可危。当时的河南安阳由于在 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但时值国难当头、兵荒马乱，政府缺乏监管， 民间的私自探宝活动盛行。在与小屯村隔 洹河相望的武官村村民的一次探宝中，村 民在12米的地下发现了一个大如马槽的巨型青铜方鼎，一时间，人们也不知道应该 怎么称呼它，就叫它马槽鼎或大方鼎。

武官村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处 5一 6公里的疽河北岸 , 与它相呼应的南岸是盛行一时的商代晚期的都城 “ 小屯遗址” 。 据文献记载, 商汤建立商 朝后立都 “ 毫” , 在此之后共迁都五次。 盘庚迁都至沮水之上的殷都后 , 从此结束了流徙游牧的生活, 在那里定居。 据 《集解》 中记载 “ 恒水在汤阴界 , 殷墟 , 故殷都也” 。

司母戊鼎之所以得名，是腹部有“司母戊”三字铭文。“母”是母亲，“戊”为母亲的庙 号排序。“司”字有两种解释。按传统说法， “司”即“祭祀”，故“司母戊”可释为“祭祀母 亲戊”。但严格地说，“司”字的正确释读应为 “后”。故“司母戊”应为“后母戊”。“司母戊 鼎”当然也该称为“后母戊鼎”。只是由于约定俗成，“司母戊鼎”的叫法保留至今。

古代 “后”字的本义相当于今天的“崇高”“伟大”。 “后母戊”可直译为“伟大崇高的母亲戊”。考 古学家推定，司母戊鼎(或后母戊鼎)的铸造年代，相当于商王朝第23位国王武丁在位时 期。武丁乃商王朝后期的中兴之主，据甲骨 文记录，武丁有三名“法定配偶”，其中一名 即“戊”。故“司母戊”鼎应是商王武丁的儿子 为纪念生母而铸造。“母戊”去世后，该鼎随其葬于地下，没想到3000余年后重见天日。 据国家博物馆公布的数据，司母戊鼎高 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公斤(曾经的测量数据为875公斤)。

1946年，抗战胜利，大方鼎终于有 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大方鼎从地下挖出来，它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慢慢撩起。同年10月，当地驻军作为生日寿礼送给蒋介石。时逢国民政府刚刚还都南京，蒋先生踌躇满志，欲乘抗战胜利之东风，大展宏图从事国内建设，遂将司 母戊鼎转交正在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随 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下阵来，蒋介石不得 不于1949年退往台湾。国民政府撤离前，曾组织文物抢运，因种种原因，加之大方鼎太重太大，只能被遗弃在了当时的南京机场。

也许是当时的国民党有眼不识泰山，也许是因为大方鼎本身太眷恋 这方铸造并埋藏它3200余年的故土，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它要与这方热土长相厮守，不管什么原因，大方鼎最终被幸运地留了下来。1959年，大方鼎从南京运到北京，被珍藏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直到今天。

商朝人是怎么制造出800多公斤国宝“司母戊鼎”的？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即使在今天的很多金属冶铸工厂利用大型机械来铸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3000多年前，商朝人居然就已经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青铜铸造任务了。如果按当时的科技水平来看，司母戊鼎绝对是高科技产品。

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先说铸造，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当时的工匠能够做出这样的大鼎，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种工艺，就是“模范法”。我们就来简单说说这个工艺的流程，同时解释一下这两个词。

首先，需要用泥土做一个和要做的那个青铜器大小，花纹、形状都一样的器物，然后烧成定型；有时候也会用石头雕刻。得到的这个器物就是“模范法”中所说的“模”。模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第二步，需要用泥土给这件做好的器物模型360度无死角地贴上一件“紧身衣”，这样就会把整个器物的形制，包括花纹都翻印到那件泥土“紧身衣”上，这个“紧身衣”就是“模范法”中所说的“范”。之后，还需要小心翼翼地把外范分成好多块，再取下来。取下来之后的范，也得经过高温烧制，定型之后才能使用。

第三步，这些分块的外壳都烧好之后，要把它拼接起来固定好。之后，把青铜溶液灌到这个外范里，等到青铜溶液充分冷却之后再砸掉陶制的外范，一件青铜器的主体就诞生了。

在今天的一些生产金属器物的作坊和工厂中，模范法也依然在使用，基本的方法和工艺都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至少在3000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器物制作工艺——模范法。而且，我在这里描述的还只是模范法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是要铸造像司母戊鼎这种大型器物，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比如说，外壳的拆卸、固定等过程都特别繁琐。再比如，青铜器的很多配件还需要单独制作出来以后再接上去。就像司母戊鼎的鼎耳就是单独铸造后再接合到鼎身上的，这种接合的工艺，在现在来看也不那么简单。而且，从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用于打磨的砂质磨石、石刀等工具来看，青铜器在铸造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细致的打磨。

在模范法的第三步，需要把青铜液体灌进外范。这个步骤可不简单，它需要工匠完美地掌控青铜在融化、凝固时的形态变化，同时还能在青铜器的柔韧和坚固程度之间找到平衡，这就需要当时的工匠掌握很高超的冶金技术，比如要把握溶液里各种金属的比例。青铜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金属，它是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从取样分析的结果来看，司母戊鼎里铜、锡、铅的比例分别是：84.77%、11.64%和2.79%，即使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比例也已经相当科学了。

另外，司母戊鼎所体现出的这些高超的工艺，绝不可能是偶然的成就。除了司母戊鼎之外，我国的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大量商朝时期制作的工艺精良的青铜器。这说明，司母戊鼎代表的科技水平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水平。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很多商代铜矿遗址和青铜器铸造的作坊遗址，这就证明当时制作青铜器是一套稳定的生产系统。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作为国家工业的青铜铸造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生产体系，有极高的铸造和冶金水平。我们难以想象，在没有现代科技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工作是怎么完成的，所以说，历史的真实的情况真的会超乎我们想象。

“司母戊鼎”的名称的争议

关于这座商朝大鼎名称的争议其实从它出土时开始就一直存在，但既有的客观事实是从1946年开始，官方就已经采用了“司母戊鼎”的名称。而2011年，国家博物馆在学术界仍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将“司母戊鼎的”名称改成“后母戊鼎”却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影响。这让我们更加切身地体会到，面对历史问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急于草率地改变既定的说法。

在司母戊鼎被发掘后不久，人们就发现鼎内有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字符，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组文字是三个独立的汉字，把后面两个字释读为“母”和“戊”也基本没什么争议，但是第一个字究竟应该释读成“司法”的“司”还是“后来”的“后”却出现了不小的分歧。

你可能有点奇怪，这两个字的字形相差那么大，专家们怎么会分不清呢？这其实是因为，商朝人写字的习惯和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按照当时的习惯，书写是不分左右方向的，也就是说，一个字不管正着写还是反着写都是可以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小写的英文字母的 p 和 q，按照当时的写法，就是无法区别的。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司”和“后”这两个字的字形，你也许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就跟 p 和 q 的情况完全相同，只要把“司”向右翻转一下，其实就是“后”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光从字形上看，其实是根本无法断定第一个字到底是“司”还是“后”。而如果从铭文的含义来分析，支持“司母戊”和“后母戊”的学者又都能各自给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于是在综合考虑下，官方还是决定按照当时的识字习惯，采用司母戊鼎的名称。这个名字也从1946年开始一直沿用了64年之久，并普遍被大众多接受。

不过，虽然官方的收藏机构一直都在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从铭文的含义来看后母戊鼎的释读方案要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这种观点也逐渐在国家博物馆内部占得了上风。于是在2010到2011年筹备新馆展览时，国家博物馆就把“司母戊鼎”的名字正式改成了“后母戊鼎”。

但是，这次突然的改名就给大众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甚至是误导。所以，这次改名之后我们就常常会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听到这样的对话：“以前就知道有个司母戊鼎，怎么这里又有一个后母戊鼎啊？”“这个，可能是新挖出来的吧……”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六十多年，各种教科书、工具书、学术期刊、科普读物，甚至文学、艺术作品之中都用的是这个名字，它有很高的社会认知度，甚至已经在相关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改名这件事，并且理解改名的原因，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就是，大众认不出改名之后的大鼎，还以为又挖出了一个新鼎，那是不是就会有人以讹传讹，真的把“后母戊鼎”当作一个新鼎，写在文章中呢？当这样的错误变多了，会不会让两个司母戊鼎也变成一个需要考证辨析的难解的历史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从司母戊鼎改名的故事得到的启示：对既有的说法提出质疑，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把一个新的说法公之于众，就不只要考虑论证本身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影响。这样的改变真的能带来好的影响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草率地推翻既有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带来混乱和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

《中华青铜之最— 司母戊鼎》

《为国之重器正名——“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司母戊鼎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