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有治世和盛世之分。
比如文景之治，是治世。汉武之治，就是盛世。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月满则亏，盛极而衰，与其生活在盛世，不如生活在治世。
汉兴之时，山河破碎，百废待举，政府放宽刑罚，减少开支，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六、七十年过去，家家积蓄，国家富足。
汉武帝横空出世，以赫赫武功，创造了四夷宾服的盛世!
其一，打击匈奴，初步解除北方威胁，确立霸主地位；其二，打通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促进东西交流；其三，南北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中国疆土；其四，削除诸侯和地方豪强，强化中央集权；其五，促进民族融合，锻造民族性格，弘扬大汉声威；其六，开创诸多流传后世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七，将汉朝统治推向高潮，并保持政局大体平稳；其八，独尊儒术，推动文化大一统。
上述功绩，只一项就足以名垂青史，武帝八项兼备，不能不说他的时代是盛世!
然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武帝持否定态度，甚至说他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这个评价大体是中肯的。
细数武帝的过失：其一，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百业凋零；其二，刑罚繁重，酷吏政治，百姓大臣动辄被杀，很多人被迫叛逃流亡；其三，对外战争太频繁，透支国力，损失惨重；其四，抛弃藏富于民政策，官营经济与民争利；其五，独裁武断，文景以来开明政治风气为之一空；其六，汉初以来醇厚朴实、宽仁清俭的民风，被骄奢淫逸、功利实用所取代；其七，改造儒学为专制服务，百家争鸣让位于一尊，思想活力受到钳制；其八，匈奴之患没有彻底解决，百年积蓄一空，国家虚弱，为后世留下大量创伤和隐患。
上述过失，只一项就足以称之桀纣之君，而武帝八项齐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真相往往让人无语！武帝盛世是一个有为的时代，但决不是让人民生活美好幸福的时代！
据《西汉人口地理》的研究，武帝时人口损失极其严重。武帝在位54年间，人口正常增长的年份只有7年，而百姓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如李广利一征大宛，仅仅因为非战斗减员，能活着回来的士兵只剩十之一、二。
汉武帝对匈奴一共进行了11次大战。除了卫青、霍去病、李敢率领的前六次战役大胜匈奴之外，两次无功而返，三次大败或全军覆没。这些战争，有的必须打，而有的可以避免。
战场大多发生在遥远的边疆，甚至远至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粮食和物资从内地长途转运，到目的地往往只剩下数十分之一，损耗巨大。如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征匈奴，出塞14万匹马，返回的不到3万匹；太初三年李广利出兵西域，出动人员数十万、牛10万头、马3万匹，次年回到玉门关的只有万余人和千余匹马。
由于连年征调，府库枯竭，汉武帝下诏，允许百姓出钱买爵，还可以交钱免罪。凡购买武功爵至“千夫”的人，可以优先被任命为官吏。从此，官制就败坏了。
为搜刮民间财富，武帝鼓励民众告发，让百姓彼此结仇，社会风气就败坏了。为保障政令执行，法令越来越严苛，违法的人越来越多，官吏借机舞文弄法，捞取好处，法治和吏治就败坏了。任用酷吏，以杀立威，激起各地起义，烽烟四起，国家治理就败坏了。
一系列连锁反应下，大汉国势如同雪崩一样急转直下。
征和四年，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重启汉初“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让帝国止步于崩溃边缘。到了晚年，他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才避免大祸！
武帝之后，接下来是所谓“昭宣中兴”，不过是医治国家创伤，诸多问题积重难返，勉力维持而矣。元帝以后，辉煌的汉帝国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大体算来，整个西汉历史是四代治世，一代盛世，二代医治，五代衰世，最后被王莽篡位，寿终正寝，形成一个标准的“n”型抛物线。
武帝一个时代的盛世，燃尽西汉所有的气运，物盛而衰，也是规律!
福祸相依，孰知其极！不要因国家兴盛而沾沾自喜，也许祸患就在伟大功业之中。
我们要自问一句：活在武帝时代的人会不会因“生逢盛世”而高兴，我们会不会因追求“盛世”而迷失？
脱离现实的成就，得不偿失；损害基业的功业，弊大于利。不可持续的事业，哪怕再诱人，再光芒万丈，也不要去做，就算开了头也要保持清醒，及时刹车。
有盛世不可有“盛心”，凡事不可做满，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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