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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各地通行着多种汉语方言，经过时光的流转，这些方言与大陆汉语已经有所不同，但基本面貌依然相去不远，由此可见汉语方言顽强的生命力与极其强大的适应力。这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之一。本文探讨印尼汉语方言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希望对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有实际的助益。

一、印尼汉语方言的分布与使用

根据百度百科介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度尼西亚或印尼，地理位置在东南亚；印尼由上万个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有“千岛之国”之称。关于印尼华人的数据，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①。一般认为有1000万左右，是海外最大的华人族群。

注：①黄玉婉、许振伟(2009,161)说：“2000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738936人。与1930年荷兰殖民时期的1190014相去不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专家学者质疑这些官方数据，连前总统美加华蒂也不相信。”

▲图为印度尼西亚地图

印尼汉语方言的类别与使用人口，同样没有具体的数据。但从相关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晓大致的情况。

印尼的汉语方言以南方方言为主，只有个别属于北方系的方言（如先达通行的“先达国语”即西南官话）。南方方言主要有闽语（包括被称为“福建话”的闽南话、闽东片的福州话、莆仙片的莆仙话以及潮汕方言）、客家话和粤语。

从分布来说，福建话主要通行于北苏门答腊、爪哇甚至雅加达。陈晓锦、肖自辉（2010，152）说：“印尼华人人数最多的是来自福建的闽南人，闽南话不仅在印尼棉兰畅通，就是在雅加达等地的华人中也很流行。”杨启光（2000,131）指出，祖籍泉州、漳州的闽南人“多聚居在诸如巴达维亚、泗水等爪哇的商业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交际广泛，因此，闽南话成为所有汉语方言中能够较大地影响于华人日常用语、当地语言及至日后印尼语的一种新客华人日常用语。”而闽东片的福州话（杨启光2000称之为“福清话”）、莆仙片的莆仙话主要使用于爪哇（北苏门答腊也有部分福州人），客家人则主要聚居于西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其中“在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苏门答腊的邦加岛和勿里洞岛，其人口比例相当高，且在较短的时期里大量涌入，以致客家话可以在当地社会中通行，许多原住民都会讲客家话，而且形成了所谓的‘马来客家话’，并逐步演化成‘邦加话’、‘勿里洞话’、‘山口洋话’等。”（杨启光2000,132）潮汕方言虽然语言上属于闽南话的一支，但在文化上潮汕籍移民多数不认同福建文化，“潮州人主要聚居在西加里曼丹且潮州话对当地社会有影响，可部分通行于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市及其邻近地区。”（杨启光2000,132）

广府籍的华人主要居住于雅加达、棉兰、楠榜等地（黄玉婉、许振伟 2009），但由于移入时间较短，社会影响较小。“广府帮的日常用语是粤方言。由于移居时间较晚、人数较少且散居在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各地，粤方言不但对当地社会没有影响，在华人社区也不太通行，多属于家庭用语或社团用语。”（杨启光2000,132）另一个与粤语类似的方言是海南话，“海南帮虽然号称是印尼华人五大帮之一，但却是人数最少的一个帮，其影响本就不及前述各帮，……因此，海南话在印尼也多用于海南人的家庭之中；更有甚者，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一方是其他汉语方言者，海南话往往让位之。”（杨启光2000,132）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印尼第三大城市先达，通行着一种类似西南官话的语言变体，当地华人称之为“先达国语”。“先达国语”的来历比较特殊，“仙达（即本文的‘先达’，Siantar的音译——引注）有自称的‘中国仙达国语’与中国国语的普通话差别很大，详细听，即有广东粤语和客家方言，也有闽南话和印尼腔的柔合，还有一点四川腔。印尼先达，居住在这里的华人大部分都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先民，随着岁月的更迭，先达形成了很大的华人族群，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华人历经五十年的不懈努力，创办了许多华人中小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人学校的华语教师极其缺乏，先达华侨社团，通过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驻印尼棉兰领事馆的领事，到四川招聘了一大批华语教师到先达任教，先达各华人中小学的教学都是以四川的普通话为准，所以，仙达的‘中国仙达国语’带有四川腔是不足为奇的。”（北大中文论坛——印尼先达国语：以西南官话为基础的地方共同语）严格地说，先达国语不是地域方言，而是通过教学媒介转化成的一种社会方言。

遗憾的是，以上各种汉语方言，皆无详细的使用人口数据，我们只能了解到它们规模的大小。其中规模最大为闽南话，客家话次之，粤语再次，而“先达国语”这类小方言最少。

二、印尼汉语方言与大陆汉语的同与异

2.1 印尼汉语方言与大陆方言的共同之处

印尼汉语方言离开祖居地的时间长短不一，但绝大多数都仍然保留与大陆方言的相同之处，体现出母语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

（1）语音系统与大陆方言基本一致

像印尼苏北亚齐客家话，调类与梅县客家话一样，都是6个，只是调值有细微的差异，声母也和梅县音一样是18个，韵母则大致相同，只是6个入声韵尾有喉塞化的现象。李如龙先生因此指出“客家人保存母语最坚强”（李如龙2000A，196-197）。而据高然（2000）的调查，印尼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的声调类别也基本一致，调类都是7个，只是调值揉合了厦门、泉州、漳州三点的表现。

（2）基本词汇与祖籍地方言无异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汉语方言使用的词汇，逐渐受到居住国语言的影响，产生了不少借词，但基本词汇的面貌与大陆方言并无太大的区别。据李如龙（2000B，219）的调查，苏北亚齐客家话“大多数方言词汇和一般客家话相同”，如太阳都说“日头”，河边都说“河唇”，弟弟、妹妹分别说成“老弟”、“老妹”，睡觉用“睡目”表达，不一而足。故此客家人相互之间可以相当流畅地沟通，感受母语方言所带来的浓郁亲情。

（3）语法的基本体系保持不变

语法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语言要素，也是体现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印尼各种汉语方言顽强地保留母语的语法特色，如客家话有一些与北方方言不同的倒序词，如客人说成“人客”；雌性动物用词尾“嫲”，如“猪嫲”（母猪）、“鸭嫲”（母鸭），雄性动物用词尾“牯”，如“牛牯”（公牛）、“狗牯”（公狗），大量使用具有南方特色的“有”字句。

2.2 印尼汉语方言与大陆方言的相异之处

正如杨启光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长期生存和发展在原住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以及印尼独立后政府所推行的同化政策，印尼华人的日常用语不能不要受到原住民语言的深刻影响”，另外，“印尼华人的日常用语不能不要受到荷兰语、英语不同程度的影响”。（杨启光2000,142）当然，对于任何语言而言，变异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变异的性质与方向如何。

（1）小方言的细微差异逐渐磨损，磨合出一种“折中”性质的方言

在中国大陆，我们容易对某个人或某群人的口音做出判断，确定其县域甚或乡镇的不同。例如，厦门音、泉州音与漳州音，彼此之间的语音分界比较明晰，甚至在泉州音中，熟悉者可以判别出到底是泉州城里，还是晋江、南安、惠安、安溪……的口音，原因在于，在中国大陆，这些不同区域的人，基本上是大规模聚居在一起的，这有利于各类方言特征的存留。而在海外，按小籍贯集中居住几乎不可能，只能以大的方言类别作为身份认同（如闽南话、客家话）的标杆，早期的移民为了彼此交际的方便，会慢慢地寻求一种语言上的“公倍数”，这就造成了一种与祖居地方言不同面貌的方言。伴随着这种现象，便是后代对祖籍认知的模糊与泛化①。我们来看看印尼苏北闽南话与大陆闽南话调值的比较情况：

注：①我们在棉兰访问时，曾询问几位使用闽南话的青年的祖居地，他们只知道祖先来自福建，而具体来自福建哪个县份，皆茫然不知。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北闽南话基本上就是大陆三地闽南话的糅合，阴平、阳平的声调与泉州无异，而上声的归类与调值则同于厦门、漳州，去声亦基本如是，但2个入声的形态又与泉州大同。这是一种非厦非漳非泉的“混合型”方言。

（2）方言间的接触除了会导致磨损外，还可能出现“增生”现象，移入原方言所没有的元素

“先达国语”的声调最能典型地表现这种情况。根据甘于恩、单珊（2012），先达国语属于西南官话，而“西南官话较为单纯，古入声不论什么声调一律归到阳平调”（詹伯慧等2000,71），根据北京大学《汉语方音字汇》（1989,15），成都话的四个声调为：阴平44，阳平31，上声53，去声13，与我们调查的“先达国语”的调类与调值皆非常接近，“先达国语”的声调为：阴平33，阳平22（或21），上声51，去声24，这4个声调调值从形态来说，并无质的差别（其调型相同）。可是，我们在调查“先达国语”的过程中，发现它还有2个入声，即入声1（调值3）和入声2（调值21），与西南官话的声调特性不符。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先达国语”在与周边闽南话的接触中，“增生”出两个本方言所没有的调类。

（3）词汇系统产生不少的异族语言借词

甘于恩、冼伟国（2009，60）在谈到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特点时曾经说过：“华人之间接触频繁，各大方言也难免借用其他汉语方言甚至是外族语言的成分”，印尼汉语方言的情况亦类似。以苏北闽南话为例，该方言便借用了一些外来成分，借自印尼语的有：巴刹浪【市场】（←pasaran）、龟拄【虱子】（←kutu）、道隆、多隆【帮助】（←tolong）、阿巴（或者）（←apa）（高然2000,185；黄玉婉、许振伟2009，168）。来自英语、荷兰语的借词也有，如“德士”。爪哇客家话也从印尼语借用词语，如loti【面包】（←roti）、lu lao【区长】（←lurah）、lasi【领带】（←dasi）等（李如龙2000A，202）。我们在调查先达国语字音时，也发现一些非常用字，先达华人以印尼语借词的形式读出。至于汉语方言之间的词语互借，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外来成分借用，如苏北闽南话使用“火水”指煤油，来自粤语，使用“大碗公”指“海碗”，则来自客家话，“几侈”（多少）则是粤闽合璧词（高然2000,188）。

（4）在语用过程语码转换、语码夹用的现象十分常见

在多种族、多语言的大背景下，语码转换、语码夹用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这是语言时效原则在起作用。语码夹用例见杨启光（2000，149-152）所举三封信件。

三、印尼汉语方言对印尼语词汇系统的影响

3.1 印尼语中的闽南话借词

闽南人是最早进入印尼的华人族群，虽然由于移民的时间差异，印尼华人可以有“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之分（杨启光2000,125），但他们所使用的闽南话及其他汉语方言，不断地影响着印尼语，在印尼语打上明显的烙印，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对于印尼语中的汉语、闽南话借词的数量，因认定的标准不同而有所分歧，李如龙（2000C，5）估计有200多条，杨启光（2009，49）认为有数百个，而黄玉婉、许振伟（2009，163）则指出：“印尼语中的汉语方言借词多达1300个”。不过，主要来自闽南话的汉语方言借词在印尼话中不在少数，这是不可否认的。例如（杨启光2009，49-51）：

Tiongkok（中国）、Hoakiau（华侨）【国名、民族】

Khonghucu（孔夫子）、Hok Kian（福建）【人名、地名】

enpek（伯父）、enku（舅舅）、enso（嫂子）【亲属称谓】

sian sing（老师、中医师）、siucai（秀才）、toke（头家，即老板）【社会称谓】

hokki（福气）、kia-kia（散步）、boeng（无闲）【行为性状】

aikok（爱国）、kosiong（高尚、漂亮）、hohan（好汉）【品行道德】

sianghwee（商会）、hweekoan（会馆）、kongik（公益事业）【社会活动】

kucai（韭菜）、taokoa（豆干）、tahu（豆腐）、bihun（米粉）、bacang（肉粽）、teh（茶）、ciu（酒）【食品】

bakiak(木屐)、khun(裙子）、giwang（耳环）、banji（万字，即“万字形饰物”）【用品】

taigo（麻风）、meh（脉）、tiap（一帖）、koyok（膏药）【疾病医药】

tiah（厅）、pangking（房间）、lio（寮）、teko（茶壶）、anglo（烘炉）【房屋器具】

angpau（红包）、toaha（戴孝）、hio（香）、sincia（新正，即春节）、Too（道教）、Kong Kauw（孔教）、Bunbio（文庙）【宗教礼俗】

kacuah（蟑螂）、liu（柳树）【动植物】

gua（我）、lu（你）、esai（可以）【人称代词及其他】

印尼语的闽南话借词远不止上述这些。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借词对印尼语的影响是分层次、分阶段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杨启光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我们还发现，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语言条件下，印尼话可能会以两种借词形式体现出来，如“面”印尼语的借词词形是mie（图二），而“肉面”的借词词形则是bakmi（图三），前者可能借自福州话“面”的读音[mieng]，进入印尼语后脱落了鼻音韵尾-ng①；而后者-mi明显借自闽南话的厦门音。这说明印尼民族早期曾与闽东籍的福建移民有较多的接触，后期则主要与闽南人交往。

3.2 印尼语中的粤语借词

有的印尼语的汉语借词来自粤语，相对闽南话而言，这部分借词不太多，如laici来自粤语的“荔枝”、cintoi来自粤语的“煎堆”，但cha sio so则为间接借自粤语“叉烧酥”，乃是先由闽南人从粤语借入闽南话，改造为闽南话的语音形式cha sio so（图四），再由闽南话输入印尼话。

图为Mie Raja

（译为“皇帝面”）

图为福成

肉面馆

图为cha sio so

（叉烧酥）

* 本文提交“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角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3月10-11日，广州暨南大学）宣读，系原文《从印尼汉语方言的保存看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兼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其中部分内容，承蒙与会学者提出批评意见，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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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语言学》第4辑，2012，暨南大学出版社）

本期编辑丨侯东儿、庄园园

本期审读丨陈燕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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