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典当 上海天亮了，旧典当是这样渐行渐远的……

读过鲁迅《呐喊》的人，不会对当铺产生好感。“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说的“质铺”，乃旧时典当业的一种形态。在民国文人的笔墨里，当铺被称作“穷人的娘舅家”，是贫苦大众手头拮据时救急解困的地方。

       

老上海的典当行，按照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描述，一度“像烟纸店一样的普遍”，最多时竟达1000余家。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典当业受纷乱时局影响，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解放后陆续复业，此时已不满300家。在新政权曙光的照耀下，饱经雨雪风霜的申城典当业何去何从？  

取缔？复业？枪炮声中的接管 

       

曾经的上海街头，以丈尺大字在商铺门口墙壁书写的店招有两类：一为当铺之“当”，一为酱园之“酱”。然而，字体标识再硕大，也抵挡不住政局飘摇和经济动荡的冲击。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准备内战，滥发纸币，苛捐杂征，四处搜刮民财。1948年金圆券出笼，以1比300万比价兑换日伪货币，币值跌落谷底，金融市场混乱，致使物价如脱缰野马似的暴涨，民众的实际购买能力日落千丈，令人苦不堪言。当铺收进的纸币形同一堆废纸，满期当物增多却无人赎取，出售时也仅能以十之五六的价格“挥泪折售”，好多家底薄弱的当铺遭受打击而陷入绝境，就此大伤元气，一蹶难振。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上海，成功接管了事关城市经济命脉的金融行业。对于星罗棋布一般洒满黄浦江畔的典当、钱庄、银行等私营金融机构，究竟是即刻取缔还是逐步恢复？这是摆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民国时期上海马路边当铺林立

早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论断：“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对此，人民政府会同军管会金融处审势相机，摸底探访解放之初申城典当业的状况。那时，经常出入当铺的群体主要是失业者、小职员、商贩等，求当的原因不外乎长期失业、工资脱期、收入不够维持家用、筹措生意本金等，贫困人士非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不会轻易进当铺。上海刚获解放，百废待兴，失业、半失业人群庞大，“因现时尚多升斗贫民，缓急所资需要甚切”，存在依靠典当质押借贷应付燃眉之急的客观需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绝不能把“穷人的娘舅家”的大门给堵上啊！

   

“富离不开药铺，穷离不开当铺。”相比私营银行钱庄业的监管，政府对典当业采取了较为灵活、宽松的政策。在人民政府的鼓励下，分布在嵩山、蓬莱、邑庙、老闸、虹口等20个市区的当铺纷纷“老店新开”，替新社会劳动人民临时遇急调剂头寸，为新政权稳定经济秩序继续扮演特殊的金融角色。

       

和煦春风，吹暖了典当业主的心田，令他们重新拾获未来营生的信心。从1898年开始到当铺做学徒的张应礼，在典当领域摸爬滚打了50多个年头，后来自己做老板开设了泰来当铺，并出任上海典当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成为上海市典当商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热心操持公众事务，鉴定珠宝别有一功，是圈内响当当的头面人物。人民政府清廉、务实、高效的作风，让阅尽世态炎凉的张应礼感同身受，意气风发。他率领正在“固本复元”的典当同业，提出了“平民为发展生产之主要动力，典当为平民经济之融通本源”的新口号，表示要“一致努力，外以服务平民需要，内以解救劳资失业，亦所以为国家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一助”。 

   

剥削？惠利？争议声中的改造

       

从旧时代走来的典当业主，尽管在主动适应新社会，致力于打造“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服务机构，但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经营积习依然难改，个人私利与民族大义、现实利益与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碰撞无法避免，绝大多数市民对其“剥削”“暴利”的固有标签一时难以揭去。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当铺掌柜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坐在围栏后面拖着长腔数落着当物：“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烂棉袄一件———”身无长物的客户不得不忍气吞声。

旧当铺场景 （选自银行博物馆展陈）   

    

短短数月间，《解放日报》就接到了13封读者来信，普遍反映当铺利息高、期限短、当额小、当不到钱款以及经营态度恶劣的现象，呼吁政府对其加强整顿改造。有市民提议，“月息太高，实为变相的高利贷，希望本市当局予以压低”，“政府为照顾一般贫苦民众能办理公典或小本放款最好，不然，对于目前典当业，也该加强严格的监督管理，不能让其公开的随意抽取暴利；同时，保证典当业正当合规的利息”。更有骆姓、孙姓读者举报，益大当铺、祺兴当铺乘人之危，违规额外收取利息，希望有关部门采取行动积极查处。

       

针对典当业贱买贵卖、巧取豪夺的种种乱象，上海市公安局重拳出击，及时颁布《典当及旧货业暂行规则》，依法处理了15家浮收利息、设置暗账的违规当铺，要求其登报悔过，不得再犯。行动中还趁势查获利泰当铺汪老板以经营当铺作掩护，暗渡陈仓，违法进行黄金买卖，扰乱金融秩序，由公安局移送人民法院立案处理。同业公会当即发布措辞激烈的公告，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此辈妄图非分之徒，竟敢倒行逆施，妨碍全业信誉，违反大众利益，于法于理，均不容姑息害群。”

       

百姓呼声，此起彼伏，“维持会长”张应礼听在耳里，急在心里。上海解放，当铺虽然获得政府发给的复业执照，但很多“萧规曹随”的行业陋习受到公众抨击，如不洗刷形象，重塑信誉，典当业必将被时代所淘汰。他既要维护行业的正当权益，更要顾及政府的期盼与市民的疾苦，平衡好各方的利益诉求。

       

“不求锦上添花，但愿雪中送炭”，新社会的当铺要“放低身段”呈现新面貌。为服务大众起见，张应礼约见上海市工商局高科长，经过一番沟通，将典当业的“老规矩”按月计息改为按期取息，月分3期，10天1期，期息也从3角3分主动降至2角2分，并随市场行情机动调整当息，以求更趋合情合理。

       

至于当票，那字体龙飞凤舞，世代相传，比医生处方更潦草，满纸文字如同天书，有眼难识，长期以来遭人诟病。据说这“画鬼符”一般的字体乃当铺自造，局外人很难辨认，目的是为防当票遗失后，被人拾获知悉所当物品而去冒领。难怪文学名著中连史湘云、林黛玉一般的才女都不认得了。为方便布衣百姓，典当业决定革故鼎新，废弃传统当字，改用通俗字体记载，并采取统一印制的当票样式，当物名称、品质及当本数额等要素均按规范如实填写，一目了然，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市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旧当票字体龙飞凤舞

       

另一个典当业的陈规陋习也得到了遏制。原先当铺对于收当物品的质量评估与记录，无论新旧好坏，一律冠以“破旧”字样，光洁无损的绸缎写成“虫蛀鼠咬”，崭新完好的皮货写成“光板无毛”，金表贬为破铜表，钻石当作碎玻璃……当铺此种故意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的手法，为的是物品存当期间万一有所蚀损，可以逃避自家责任，而当物一旦满期客户无力赎取变成“死当”，则可多卖价钱，最终吃哑巴亏的还是求当的市民。上海市工商局认为，“当物如有虫伤鼠咬霉烂情事，典方概不赔偿”的“霸王条款”属于封建残余，当铺接纳当物就应承担保管责任，当物受损须由典方予以赔偿，天经地义，理当如此。

       

一手严于监管，一手乐于扶持，典当业也获得了人民政府的“输血”支持。申城解放伊始，许多当铺寅吃卯粮，左支右绌，常常“揭不开锅”。其时上海最大的典当———鸿祥当铺门口天天排起长蛇阵，最多时竟有256人排队，当铺资金短缺，无奈采取“一日受当，三日停当”或者“只赎不当”的办法应付局面，一时间民怨沸腾。政府鼓励当铺走联营互助之路，“众人拾柴火焰高”，并通过人民银行发放数笔贷款，聊补当铺“无米之炊”，拒当现象大为缓解。1951年2月2日的《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典当业101家组成9个联营集团，金融业联合集团特举办临时贷款》，沪上典当业久旱逢甘霖，抱团迎春天。 

   

因循？蜕变？风雨声中的洗礼

       

与解放前夕惨淡经营相比，上海典当业一改“小打小闹”、散兵游勇的格局，资本实力有所增强，服务方式悄悄“变脸”，盈利水平节节攀升，逐步恢复了元气，曾经不太招人待见的当铺在坊间积累起了良好口碑。

       

有道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张应礼、赵德馨等骨干分子鼎力推动典当同业公会投身社会公益，表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主义热潮：驰援尚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全国解放战争，典当业参与劳军捐款，共捐出旧人民币459万元，踊跃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6800份；向嗷嗷待哺的灾民和失业救济人员伸出援手，全上海所有当铺员工募捐一日工资，又捐助御寒衣物200套；朝鲜战争打响，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率先成立抗美援朝典当业分会，制定了《上海市典当业捐献飞机大炮计划》，根据当铺规模及盈利状况确定不同比例，完成捐赠总额旧币3.6亿元……典当同业公会还下设了一个全新组织———文化教育委员会，召集全行业员工开展典当业务培训，学习政治经济理论，出版刊物交流信息，其乐融融，生气勃勃。

       

天翻地覆慨而慷，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蹄疾而步稳”，上海典当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既定目标水到渠成。1955年初冬时节，张应礼躬身力行，将自己的股职贷款悉数转为合营资本，鸿祥当铺老板郭大良也拿出全部11000元转充资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连一直抱残守缺的“业界宿老”查焕广亦茅塞顿开，毅然将原本藏作养老的17两黄金和300元公债转入资本，还连连表示，“争取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1955年新当票统一规范

伴随着城市经济复苏，失业群体“缩水”，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破土而出，前来“穷人的娘舅家”串门的市民日削月减，典当业务趋于萎缩。人民政府择善而从，为尚存临时借贷需求的百姓开辟了两条渠道：改造设立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为暂无职业的市民提供临时低息生活贷款；在各企事业单位推广建立互助储金会，以自愿结合、互助互济的方式，解决在职职工的资金调剂之需。

       

从“当”到“贷”，沧桑之变。小额质押贷款营业所的应运而生，被视作上海把具有高利润剥削性质的旧典当，改造成服务平头百姓的低息贷款机构的“成功标本”。这个彻头彻尾改换门庭的“新式当铺”，推出了诸多便民惠民措施：当息最低降至月息1分2厘，当期最长放宽到1年半，特殊困难者最多可贷放30元，计息方法由按期计算改为按实际贷款天数计算，等等，处处闪动着新政权润化万物、泽被苍生的光芒，深得大众拥护，市民纷纷评价：“这是政府为人民做的一件德政。”

       

源于老祖宗“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古训，上世纪50年代初，不少单位开始出现一种叫作互助储金会的民间合作性自我保障组织，把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协调一致起来，职工缴纳一点储金，行政借给一点周转金，帮助职工解除囊中羞涩之窘境，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嘛。有的企业除了给予现款救助，还结合实际需要，折成实物送上家门。当年媒体报道了上海沪东船厂的一则社会新闻：有位蒋姓工人拿到互助金后，通常先下馆子大吃一顿，家庭困难仍未得到解决，该厂工会干脆将钱款折成棉被、大米送上门，他的父亲和爱人都深受感动，表示今后不但要努力工作，而且也要妥善安排家庭生活。

       

作为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第一重镇，解放后的上海积极稳妥地实现了近300家当铺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典当”成为一段时期里的历史名词而被收入了金融教科书。从重获新生到完成历史使命，年逾古稀的张应礼将毕生经营的账簿呈献人民银行，他给自己的典当人生作出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题图为民国时期上海马路边当铺林立   本文图片提供：黄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