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痕带你游 杨时认为：只有君臣同心同德，相互信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君臣关系是影响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君臣关系不仅，有利于和谐政治秩序的建构，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治；反之则不然。杨时认为，共商国事和一心一德，是构建良好君臣关系的基石。为了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杨时认为在国家治理方面，国君不应大权独揽实行独裁，而要与大臣共同商量治国之道。

仁宗时，有人劝告宋仁宗应该将，所有的权力操控在自己的手里，千万不能将权力给予大臣，让他们作威作福。国君如果将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可以增强君主在群臣中的权势，从而实现君主对国家的全面统治。

宋仁宗认为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与君主决策的英明，与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君主决策英明，则不会对国家和人民，产生严重的危害；相反，君主的决策一旦出现偏差，那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了深重的灾难，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

相比较之下，仁宗更赞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因为这种政治体制，不仅可以弥补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体制自身所存在的缺陷，而且还可以降低君主错误决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杨时看来，宋仁宗所具有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自觉意识，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关键。历史上宋仁宗是否真有如此的真知灼见，我们姑且不论。

但杨时假借宋仁宗之口，将自己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想法，公之于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杨时对宋仁宗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认可与赞同。

共商国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政治体制在政治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要形式。是指关于国家的高施政纲领，不是由皇权方面片面确定的，而必须取得以宰相为首的，执政士大夫集团的同意和支持。

这样，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国君就不能凭一己之私意实行独断，必须与大臣进行一番讨论，获得大臣的同意。这是理想的状态，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即当君主的意见与大臣的意见，相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抉择？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否则会导致与士大夫，治天下这个政治体制的瘫痪。

在杨时看来，普天之下皆是一理，理是宇宙的最高存在，不论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还是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理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因此，国家的治理也必须坚持天理至上的原则。

因此，在具体的国事讨论中，必须坚持以理论事的原则，不管君主还是大臣，只要提出的治国方案符合理的要求，就予以采纳。由于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不为任何人所垄断，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士大夫，在政治决策中的分量。

以理论事的原则，不仅保障了共商国事的正常运行，而且进一步维护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它不仅能够激发大臣的积极性，提高办事效率，而且还能够防治君主独裁专政，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因此，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着眼，杨时认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保证政治稳定的关键，也是君臣所应该坚守的准则。为了使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得到维持和进一步的发展，杨时认为君臣之间，首先应该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君与臣的关系就像人身体上，大脑和双臂一样，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身体完整。相反，则会导致身体瘫痪。只有君与臣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国家这个机器正常运转，天下大治才有可能出现。

杨时认为古代的圣君贤相，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关键就在于君臣之间同心同德。如果君臣之间离心离德，不仅成就不了大业，而且还会破坏共治天下的合理政治格局。因此，在杨时看来，要想成就大业，君臣必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要想使君臣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君臣之间必须同心同德。

怎样才能够保证君臣之间一心一德呢？杨时认为，首先君臣之间要坦诚相待、相互信任。君臣之间应该真诚，只有真诚，才会相互信任；如有不诚，则会心生狐疑、相互猜忌。

这样对君主而言，在选贤任能的过程就会出现忠邪不分、真假难辨的现象；对于大臣而言，如果不能得到君主的足够信任，他们就不会心安理得地为国效忠，这两种现象不但，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君臣关系，而且还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杨时认为君主在任命大臣的时候，要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君臣之间以诚相待是，构建良好政治秩序的关键，在这种政治环境，大臣们才会同心同德，帮助君主治理国家，终实现天下的大治。

为了使社会控制主体，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以赢得民心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杨时认为，君主首先用该具备以民为本，心系天下的情怀，同时还必自觉践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为道德人格的楷模，引起全社会对道德修养的重视。

对于大臣而言，不仅要有舍生取义的信念，同时还必须树立起致君行道的价值观。杨时君臣观的提出，其目的在于强化社会控制主体的意识形态，统一社会控制主体的社会行为，从根本上预防社会控制主体内部，所滋生的破坏性因素，对社会控制机制的腐蚀。

只要朝廷上下以理论事、同心同德，就会提高社会控制主体，在社会控制过程中的效率，从而强化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