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月冬梦 燕国的真名是什么？曾随是否为一国？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荀子·儒效》

周礼在鲁

按照战国思想家荀子的说法，西周早年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与周王室同姓（姬姓）的诸侯国占了绝大多数，有53个之多。这其实也不奇怪，武王伐纣以后周人的分封对象，当然包括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所谓的“先圣王”后裔，但这只是对已经服从周朝的国家表示承认而已。其中更多则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对这些人的分封，除了是一种对功劳的奖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稳定周朝统治秩序的作用。用古书上的话讲，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这个词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不过它与今天“封建社会”这个概念里的“封建”，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分封在现在山东的齐、鲁两国是最重要的两个诸侯。齐的第一代国君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太公望（姜尚、姜子牙、吕尚）。《史记》也有记载武王伐纣后就已封太公望于齐，有说法认为彼时齐地尚是东夷之地，时间应推至周公之世。鲁的第一代国君是周公旦的大儿子伯禽（“伯”已经说明了长子的身份）。从这两个人的身份来看，周朝建立鲁、齐两国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加强对东方的统治。

为了震慑东夷部族，周王朝授予太公望“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范围内的征伐权力。齐人拥有代表周王室讨伐那些敢于反抗的五侯、九伯的权力。这一区域所包含的范围很大，大致北到河北卢龙，南到湖北麻城，西到河南北部，东到大海。太公望当然就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军事统帅，让他来承担这个任务再合适不过了。日后西周中期的金文，经常出现齐国参与征伐淮夷的战争，足见齐国确实起到“夹辅周室”的作用。

至于鲁国， 伯禽到东方就国，实际上是统帅宗族武装殖民。他坐的马车，零件上都装上金光闪闪的铜片，车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绣着两条龙，迎风飘扬，十分威严。伯禽带着自己的族人作为军队的骨干。此外，他的队伍里还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族长负责指挥各自的队伍，管好所属的奴隶。周公是正在代理“天子”职务的人，他的大儿子出去建国是件大事。由于周公立有大功，还受到了使用“天子礼乐”的特殊恩赏。因此，伯禽带的礼器与记载着典故、礼仪、法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竹、木简就特别多。此外还包括祝（祭祀时向神祝告的人员）、宗（管理族人的各项记录等的人员）、卜（管占卜的人员）、史（史官，也管天文星象的记录）在内的各种执事人员。几百年以后，周王室衰败了，许多资料文物散失了，鲁国反而成为资料文物最完备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周礼尽在鲁矣”。

曲阜城垣变迁示意图 。棕色线为周代鲁城范围，红色线为汉代鲁城范围，黑线为明朝正德年间修建的曲阜县城。史料记载，周公的长子伯禽统帅宗族在鲁地进行武装殖民，建起了宫殿、宗庙和城郭，即“曲阜城”。伯禽就国时带来了大量周朝礼仪制度的典籍和执事人员，使得“周礼尽在鲁矣”

伯禽到了鲁地，建起了宫殿、宗庙和城郭，这就是“曲阜城”的由来。关于“曲阜”的地名，东汉人应劭说，因“鲁城中有阜，逶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周时兴建的鲁城规模很大，城内围进了一座曲曲折折长达七八里的土山。“阜”就是土山，因此这座城被命名曲阜。

这是史籍上的说法，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77年3月至第二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对鲁故城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发现曲阜鲁城的面积达10平方公里左右。经探查，其城垣总长11771米，有互相叠压现象，年代最早者约属西周的早期，最晚者约属战国至西汉时期。说明鲁城自始建之后，进行过多次增修，其位置一直没有变化。迄今仍有不少残垣耸立在地面上，尤其是城东南角及其两侧，高度达10米以上，是先秦故城中城垣保存较完好的一座。鲁城现已探出城门11座，东、西、北各有三座，只有南边是两座门。城周围有护城壕，西面和北面则以古洙水为城壕。在鲁城的城垣之内，建有规模宏大的宗庙、宫殿，周围并有宫墙围绕。有宫墙与城垣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宫殿区的东、北、西各处分布冶铜、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遗址、墓葬区等等。此外，十多条平道把城内各居民区连接起来并通向城外，交通也很是方便。这就是当代的考古学者用手中的探铲和锄头，为我们描绘出来的周代鲁国故城。

跑路的封国

齐、鲁地处山东，距离西周王都镐京非常遥远。这当然不是说，周天子的王畿里就不存在诸侯了。正如《贞观政要·封建篇》所说：“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那些王都镐京附近的封国国君一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除了作为诸侯国国君之外，还在王室内领有职务，像西周前期的周公、召公等人，都是王室的重臣。因此说，他们与周王室之间不仅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公卿大夫的身份参与周朝中央政权的管理。因此，他们与周室的关系，要比东方的诸侯国来得密切许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毛公鼎”内的铭文就记载，先王已经册命过毛公，新王即位后又重新对他册封，感念毛公为王室做出的贡献。

毛公鼎，西周宣王时期青铜器，通高 53.8厘米，腹深 27.2 厘米，口径 47.9 厘米，重 34.7千克，腹内刻有 500 字金文册命书，字数为存世青铜器中最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个西方封国——虢国的历代国君，也是西周王廷里的“常客”。虢国初代国君的资格非常老。史书上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可见他们早在周文王时代就已经担任卿士了。其中虢叔还当过周武王的老师。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班簋”的铭文里记载，“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这就是说，周天子命令毛伯接任虢城公的职位，前去东方作战，由此可知，虢城公的职位应该也是一位统兵将领。到了西周晚期，虢国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周宣王时，有虢文公担任卿士，周幽王时代，虢国的虢石父更是深得宠幸，权倾朝野。传统史书将此人描绘成典型的“奸臣”。他“好利”，因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以至“国人皆怨”。据说那个“骊山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也是虢石父献给幽王的“妙计”。

在周幽王的统治下，西周王朝已有危如累卵之势。《诗经·小雅·雨无正》的作者大概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眼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萧条，外又有犬戎相逼，因此，既抱怨上天“星天疾威、弗虑弗图”和周幽王的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又抱怨那些朝廷里的贵族只顾自身利益，不为国家和下层民众考虑，显示出对周朝的命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其实，朝廷之上，何尝又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就连位高权重的虢国上层，也有了“跑路”的念头。

虢国最初的封地，在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后来其中的一个支系封到了现在的河南荥阳一带。于是就有了“东虢”与“西虢”的分别。后来的春秋时代，在山西省平陆县东南和河南省三门峡市之间又有一个“虢国”，因其横跨黄河南北，所以称为“南虢”与“北虢”。著名成语“假途伐虢”里的“虢”，就是晋献公灭掉的“南虢”与“北虢”。这个春秋时代的“虢国”，与西周的“虢国”又有什么联系呢？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发现了几十座虢国墓地，其中出土了一件“虢季子段鬲”，器主又称“虢文公子段”。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意见，这个“虢文公”就是清代道光年间在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的器主。以此可见，三门峡虢国世袭的正是来自宝鸡的“西虢”。

虢季子白盘，西周宣王时期青铜器，长137.2 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 215.3 千克，盘内底部正中铸铭文 111 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虢”是怎么从陕西跑到东面的河南去的呢？其封地宝鸡正是戎狄侵入关中平原的必经之地。虽说拱卫王室本就是臣下的本分（也是周天子将其分封于此的目的）。但大难临头之际，虢国统治者恐怕也难免生出保全自己的私心。《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4），虢人灭焦。”焦国正在三门峡一带。可见虢人在西周灭亡前夕已在相对安全的东方建立了新的立足之地。20世纪的考古报告也认为，“从这次发掘看，铜器占主要数量的是西周的遗物……这些铜鼎又多是明器，明器不可能是东迁时带来的。陶器占主要数量的也是西周遗物，和西安、华县、洛阳的西周陶器相同，陶器也不可能是东迁时带来的，可见这个虢国的建立应在平王东迁以前。”当然，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坚持虢国东迁是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时发生的事情。不过，考察西周晚年的王畿形势，“大难临头各自飞”恐怕也是个理性的选择。同样与周王室联系非常密切的郑国亦是如此。

郑国是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其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郑国最初也分封在王畿之内，活动区域在今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与虢国一样，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充当周室抵御戎狄入侵的屏障。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的官职。他见周幽王、虢石父已把国家搞得不像样子，近在咫尺的戎狄又在虎视眈眈，“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他忧心忡忡，只得替自己的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他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现在的河南新郑，建了一个新邦。需要说明的是，郑桓公自己不曾一走了之，犬戎入侵时，他对王室负责到底，在骊山之下血战阵亡，与周幽王“玉石俱焚”了。

燕国的真名

无论鲁国，还是虢、郑，其公族都是姬姓。从中也可看到同姓诸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情况与此相同的还有燕国。就像鲁国的诞生与大名鼎鼎的“周公”密切相关一样，燕国与“召公”也有着渊源。

召公姓姬名奭。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周文王的小儿子或者庶子。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西周王室的支系。无论如何，召公在周初总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尚书·君奭》里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这就说明，周初有两位重臣，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一起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周成王）。现藏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太保鼎”腹内有“大（太）保铸”三字，应当就是召公所铸。在周初的名人中，召公的寿命显得特别长。直到周成王去世后，他还主持了姬钊（周康王）的即位仪式。在太庙的祖先牌位前，召公告诉新天子文王是如何辛苦经营，武王如何争取天下，又再三告诫“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做天子的第一戒律就是“毋多欲”。召公的这篇说辞后来以《尚书·顾命》为名载入史册。

根据以《史记》为代表的史籍记载，周朝开国之后，作为同姓的主要人物之一，召公被派到今天的华北北缘去建立一个新的据点（即燕国）。这里正处在中原华夏族和东北各族交流往来的通路上面，也是商朝势力早已达到的地区。周室将召公封于燕地（河北北部），显然意欲借助他的声威，为周人在北方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桥头堡，既可控制商朝的残余力量，又可向北进一步开拓——在这方面，辽宁的大凌河一带出土过商、周之间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就是一个例证。

奇怪的是，燕国的战略地位虽如此重要，但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却只用“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这寥寥数语，就把跨越大半个西周时期的燕国史给交代过去了。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虽开列了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亦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可以说，旧史籍有关西周时期燕国历史的记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因为“并国史先失也”。至于“国史”失载是否与始皇帝“焚书”有关，这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更令人困惑的是，自从《史记》以来，尽人皆知先秦的华北有个燕国。可是长期以来人们未见过带“燕”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这就不免令人生疑，难道是《史记》所载有误，西周并不存在一个燕国？好在1955年，辽宁马厂沟发现了一批铜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件“燕侯盂”，其时代约相当于周康王前后，上有铭文“匽（燕）侯作”字样。更令人欣喜的是，1973年以来，北京房山县（现房山区）琉璃河发现了一处周初遗址，总面积达5.25平方公里之多。它是一个包括城址、贵族墓葬及其他遗迹的大型遗址。在发掘中，当地也出土了带“匽侯”铭文的青铜器。比如“伯矩鬲”的内壁铭文就写着，某一日，“匽侯”赏给矩一些贝，他为了纪念这份荣耀，为其已故的父亲作此礼器。这就可以证明，司马迁记述的“燕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

（左）燕侯盂 ；（右）铭文“匽侯作愤盂”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京师镐京与幽、燕地区之间路途遥远，且要横渡黄河，交通极其不便，召公是真的自己去了燕国当国君呢？还是像同在京城辅政的周公派伯禽那样以儿子代封？答案同样深埋在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里。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堇鼎”。其内壁铸有铭文，大体意思是，匽（燕）侯命令名为堇的大臣去宗周（镐京）给“太保”送吃的，太保是第一位匽侯的父亲，因为千里迢迢不容易，太保就赏赐了堇一些钱，堇为了纪念此事，铸了这个鼎。“太保”既是召公，又是第一位匽侯之父，燕国的开国君主显系召公之子无疑了。可以说，这一发现澄清了文献史料对西周燕国建国记载的疑团。除此之外，在古书里关于燕国都城的所在地尚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在现北京一带，一种认为是在今天的河北蓟县，另外一种认为是在今天河北涞水境内。但琉璃河燕国遗址的出土，使这个曾经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周初燕国的都城在现今北京附近的可能性要比另外两种说法可靠得多。总而言之，近得考古发掘之助，人们对西周时期燕国的情况虽仍不够系统、全面，但比之前的了解已经深入了许多。

曾随之谜

实际上，自从王国维提倡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之后，考古发现一方面解决了不少西周封国的悬案，另一方面却生出了一些与史书记载抵牾的新问题。“曾国”与“随国”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曾侯乙编钟，战国时期青铜器，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现了战国年间的“曾侯乙墓”。其中出土的随葬器物精美绝伦，包括亮丽的漆器、庄严的青铜礼器、精致的丝织品以及多彩的生活用具等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气势磅礴的曾侯乙（青铜）编钟。经过试奏，古今乐曲都可以演奏，真是珍贵的宝物。古人形容贵族大官，常用“钟鸣鼎食之家”的话，鼎是食器，钟就是编钟。人们可以想见，曾侯乙虽只是楚国的“附庸”，生活上仍旧可说是穷奢极欲。当他坐在地面的席子上从鼎里取东西吃时，庞大的乐队鸣钟吹竽，供其消遣，那种气派，真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在今随州一带存在一个“曾国”。可是考察史料，却明确记载着当地是“随国”之所在。《国语》记载，郑桓公向周朝太史讨教家族去向时，后者分析天下形势时就提到了南方有个“随国”。西周王朝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蔡、巴、应、蒋、随、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汉阳诸姬”。随国正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强国，人称“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早期，楚武王正是在击破随国，将其变为附庸后才将势力向东、北延伸。可能因为随国在吴军攻楚（前506），楚昭王落难时保护过他的缘故，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也没有灭随。然而，这个地区有“随”字铭文的铜器在很长时间里却一件也没有发现。如此一来，具“地下之材”而无“纸上之材”的曾国，和具“纸上之材”而无“地下之材”的随国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随州曾国贵族墓

大约“曾侯乙墓”发掘后不久，有学者即有意见，“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但这一看法随即遭到反驳，如果随果真是曾国的话，文献不可能不提及；如果随在春秋时改名为曾，文献也会有所记载。因此，曾国就是文献记载的“缯”或“鄫”。问题在于，“缯”或“鄫”的确与“曾”音同字通，但古籍上记载的“鄫国”分明是一个位于今山东兰陵一带的姒姓小国，与汉水流域渺不相及。

随州文峰塔墓地曾侯编钟

历时长久的争议，最后还是要从考古发现里寻找答案。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西周早期墓葬65座，车马坑1个。出土青铜器325件，多数青铜器上有铭文“曾侯”和“曾侯谏”铭文，总字量达400字。说明此处墓地应是与早期曾国相关的一处家族墓地，而曾国的历史也因此从战国时代上溯到西周早期。之后，在距离曾侯乙墓只有 4 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另一处曾侯墓地，这就是被评为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在文峰塔遗址里，除出土了一批带“曾”字铭文的铜器外，同时还发现了一件带有“随”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随”字在此无疑作国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文峰塔遗址所出曾侯编钟铭文记录的正是发生在春秋晚期的吴楚之战。有趣的是，编钟铭文记录的是吴、楚、曾三国，而传世文献记载的却是吴、楚、随三国。这一新发现，使得“曾即随”说的证据更加充分。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现象，大概与战国时“魏国”都于大梁又称“梁国”的情况类似。“曾”为国名，“随”为曾都，因而史籍称其国为“随”。

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的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考古工作者在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中，除了出土了一批带“曾”字铭文的铜器外，同时还发现了铭文为“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的青铜戈，解决了困扰学界的“曾随是否一国”问题

随着“曾随一国”的看法渐成学界主流，另一个推断也浮出了水面。曾侯编钟铭文里提到，伯适因为辅佐周文王、武王伐商有功而被封为“南公”，经营淮、汉一带。这就是说明随（曾）国的始封之君是“伯适”暨“南公”。他又是什么人呢？周朝早年有位重臣恰好叫作“南宫适”，有看法认为，此人是周文王幼子，在周室应甚有威望。偏偏史籍对周初分封天下时南宫适的去向语焉不详。以往学界大多依据有关南宫铭文铜器的出土地而推定其在西周早期可能在周原一带。但曾侯编钟的铭文，却提供了另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可能：南宫适就是“伯适” “南宫”，即曾（随）国的开国之君！之所以日后“南宫”铭文仍见于陕西，或许就如周公、召公的情况一样，南宫本人未去曾（随）国就封，而在王畿仍保留有采邑罢了。

（参考文献：王宇信：《西周史话》；黄凤春：《破解“曾国”和“随国”之谜》；李学勤：《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田建文：《史籍失载的国》；高雪：《两周之际东迁封国转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