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1944年，美国“飞虎队”士兵哈里·肯德尔在无线电工作台。来源：Harry Kendall；
右：1945年9月，印度加尔各答，28岁的李佩身着美军制服。摄影：Harry Kendall
哈里·肯德尔讲述：
1945年8月初的一个傍晚，李佩带我到重庆的英国俱乐部晚餐。候餐时，一位美国朋友和我谈起战争结束后，在美中两国间开展贸易的机会，我因决定退役后要完成大学学业，婉言谢辞了……
李佩被我们的谈话深深吸引。突然间，她的神情严肃起来，对我们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和平妥协彼此的分歧，你们和我们之间将存在相当多的严重问题。现在，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许多人将乐意看见共产党取得政权，赶走蒋介石。”
这是我一次听到李佩提及中国内战的幽灵。我没有和她争论，只是将这个信息存入我的记忆里，以作未来的参考。
摘自《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的第一个30年》
哈里·肯德尔(Harry H. Kendall，1919-2009)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官（1951-197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8月，24岁的肯德尔作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飞虎队）一员，赴中国参战。1979年，他从美国外交官岗位退休，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85岁的他出版自传《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中的第一个30年》，书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一段短暂却刻骨铭心的异国恋情。
这段异国恋的女主角是李佩（1917-2017）。1945年4月，双十年华的他们相识于兰州；8月7日，在战时陪都重庆，他们听到了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消息；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肯德尔随部队回美国，在印度加尔各答候船时，与途经此地赴巴黎开会的李佩相聚；1946年12月圣诞节，两人在美国纽约重逢。
1947年2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李佩遇见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郭永怀教授，肯德尔心碎地结束了这段恋情。
然而，李佩也许从来都不曾知道：因为她，肯德尔改变了一生的职业选择。
在遇见李佩之前，来自美国中部的肯德尔正在学习化学工程专业。遇到李佩之后，肯德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11月回到美国后，利用《美国军人权利法》津贴，肯德尔继续自己的大学教育。但是，他不再继续学习化学工程专业，而是成为路易斯安娜州大学新闻本科学生。他后在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在北卡罗莱大学从事政治学博士研究，并最终成为一名外交官——尽管他后来从未来到中国执行公务。
1948年2月，在纽约上州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小镇，李佩和郭永怀结婚。这一年稍后，她在耶鲁大学与肯德尔见了一面。此后，世界和中国局势、中美关系巨变，双方杳无音信。35年后，1984年夏，他们才在美国旧金山再见，曾经的爱情之火已化作温暖生命的友谊。
最近三年，我研究李佩的百年人生。因为她的独生女儿郭芹已于1996年去世，我联系到了在美国洛杉矶的李佩女婿——吴海威先生，意外地发掘出李佩生命中的这段经历，并因此发现了肯德尔先生写的两本自传：《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中的第一个30年》《从农场男孩到外交官——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
李佩在1940年代的经历错综复杂，肯德尔在书中对这一时期李佩的回忆，像一束光，照亮了她年轻时代云遮雾绕的一段历史，也成为我研究李佩的重要史料。
今天，我愿意和读者分享李佩研究过程中的这一新发现，并向肯德尔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做出的贡献致敬。
1990年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吴海威、郭芹在郭永怀雕像前合影。供图：吴海威
寻找“蜡烛先生”
1944年，美国“飞虎队”士兵哈里·肯德尔在无线电工作台。来源：Harry Kendall
吴海威讲述：（2017年）
2016年李先生病重、我在陪护之时，一些渐渐远去的记忆好像被唤醒，纷纷涌来。我想起她的一个很久未被提及的美国朋友。他的名字发音好似英语单词“Candle”，我因此称呼他为“蜡烛先生”或“侃督先生”。虽然我和他只有两面之交，但他做的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会面在1990年夏天，我和郭芹刚到美国，他和夫人驾车从旧金山到洛杉矶来看我们，并给了郭芹2000美元；第二次也是他和夫人驾车来看我们家，他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稿，让郭芹看，但郭芹看了一会后就不礼貌地退回了。从此之后“蜡烛”夫妇再未登门，也未联系，好像消失了一样。
摘自《温暖的回忆从这里开始》
我是怎么发现并找到肯德尔先生的呢？源于四年前我开始对李佩的研究。
2015年4月12日，我从美国回国探亲。在北京中关村家里，蜷坐在沙发里的李佩对我说：“我今年98岁了，我这里住了快60年了。”我知道这是李佩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梦想：保留中国科学院位于中关村的三幢特级专家楼，这里曾住过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贝时璋等前辈学者，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奠基者，为新中国科学事业荜路蓝缕开启山林……
我决心帮助她实现这个梦想，并因此踏上李佩研究之路。
在此之前，我对李佩的了解集中于她1956年10月回国之后的经历。1956年8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和妻子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启程回国，这一年，李佩39岁。1956-1968年，短短12年间，郭永怀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甚至牺牲了生命；1996年11月，45岁的郭芹因病离世……2003年，我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专访文章：“李佩——科学院的玫瑰”。
但这并不是李佩一生的全貌，她本人对自己在1956年之前的经历极少提及。而且，即使被问道，她的回答基本上是履历表一般简单。
李佩是怎么度过生命中的艰难时刻？她的性格和终其一生的理想，与她的命运如何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尽可能地收集资料。
李伟格是郭芹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时的挚友，在她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吴海威先生。1989年底，38岁的郭芹和吴海威在北京结婚，1990年两人定居洛杉矶。电话中，吴海威向我讲述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提到一位他们刚到洛杉矶时，就专程从旧金山驾车来看望他们的一对美国老夫妇，老先生还将自己写的传记手稿给郭芹看。
吴海威记得，老先生打开书稿，指着一页说：“看看这章，写了你妈妈和我。”郭芹翻看着书稿，一会儿后，脸色骤变，一语不发地将书稿递给老先生，老先生夫妇立刻觉察到紧张气氛，匆匆告辞了。
“送走老人后，我问郭芹：写了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即使你对内容不感兴趣，也要讲几句，那样对人很不礼貌。郭芹回答，‘他写追求我妈，我妈只爱郭永怀！’我说，‘什么大事！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青春年华有追求很正常，很普通，而且事情发生在你妈认识郭先生之前，可以理解。’郭芹一转身吼道，‘我妈一辈子只爱郭—永—怀！永远是郭永怀！’”
我请吴海威想办法寻找这位老先生和他的书稿。在郭芹遗留的笔记本上，他查到老先生的名字：Harry Kendall。上网查询，发现老人家已于2009年离世，但也因此查找到老先生分别于2003年和2004出版的两本传记。
在《远方的木兰花》一书中，肯德尔先生回忆了1940年代在中国参战、与李佩相遇经历。
吴海威说：“肯德尔先生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7个子女和腹中尚未出生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因此，肯德尔是在外祖父母家的农场长大的，他爱祖母也爱农场中的木兰花；未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他遇到了自立、聪慧、会英文的李佩，开始了一段美国飞虎队员和中国木兰的罗曼史……”
我开始认真阅读肯德尔先生两本传记。
“天下掉下来一个林妹妹”
年轻时代的李佩 来源：李佩家人提供
“她身着旗袍，一个人坐在那里，离我们有几个桌子远，美丽、高贵，像一幅画！”
1945年4月，在兰州西北大厦餐厅，迎面的墙上挂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领袖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巨幅照片。包括肯德尔在内的六位美国士兵正在午餐，他们看见了不远处的李佩，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可爱的人儿，她是谁呢？”
“她看起来太精致，不像是兰州人。”
“她一定是来自重庆！嗯，也许是某位将军的女朋友……”
但这位美人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肯德尔有些恼怒，他开始观察分析：冰雪聪明的外表显示她来自一个良好家庭；在中国，像这样的女性应该极少一个人出门；那么，她独自在兰州做什么呢？他决定寻找答案。
午餐结束后，肯德尔留下来，鼓起勇气走到李佩的餐桌旁，用结结巴巴的中文问道：可否一道用茶？在短暂的犹豫后，李佩微笑着请他坐下。当他用中文自我介绍时，李佩用流利的英文打断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讲英文。”
肯德尔惊得目瞪口呆：在兰州，很少有人能使用英语交流。获知肯德尔在兰州的工作，李佩赞扬美国军方对士兵们的照顾，让他们住在最好的饭店。她告诉肯德尔，自己是中国劳工协会（劳协）的职员，刚从重庆来到兰州，要处理当地机构的一些问题。她还说，暂时离开炎热、潮湿、挤满难民的重庆，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一年，李佩28岁。她告诉肯德尔，她的家在东北，父亲是天津一家重要煤矿的管理者，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她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之后随大学迁到昆明，1941年完成学业后，到位于战时首都重庆的中国劳协工作。
李佩的言行举止，让肯德尔意识到：她虽然在所属机构里没有官衔职位，却拥有相当的权威地位。
中午茶结束后，两人约好晚餐时继续在同一地点会面。
“她来了，显得比中午时更美丽、高贵，我倍感荣幸，我能感觉同事们嫉妒的眼光。在短暂的亲切问候后，她问我怎么来中国、我的工作、我对中国人民的印象，其间，她不忘赞美我的中文水平。”
李佩对美国空军士兵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的关注，让肯德尔兴奋不已。他说：自己一直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着迷，被派遣到中国，纯属幸运。他详细讲述了自己随部队从纽约上船、横跨大西洋到印度孟买、从卡拉奇乘飞机飞越驼峰到昆明、从昆明被派遣到兰州的旅程……
谈兴甚浓，餐馆关闭前，他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到黄河岸边散步、聊天。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在中山公园、五泉山……他们散步、登山、远足、野餐，泛舟河上，远远地观看骆驼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走来，迈上跨越黄河的中山桥。李佩谨慎地谈到中国劳协的工作：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机构，劳协被错误地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但肯德尔当时的兴趣更多在她本人，而不是她的工作。
一个周末的下午，尽管有战时的管制，西北大厦仍为外国客人安排了一场舞会，肯德尔邀请李佩参加。她身着可爱的旗袍，在手携式留声机的旋律中，从吉特巴舞、狐步舞、到华尔兹，两人翩翩起舞。
肯德尔是“飞虎队”无线电中队士兵，他骄傲地带着李佩到他的办公室——一个栖居于小山峰顶上的气象站——参观。“她出神地看着我的同事们发射气象气球、然后收集气象数据，再由我通过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发送到昆明司令部。”
两周的出差时间很快结束了。一天清晨，肯德尔送李佩到位于兰州西边的小机场，上飞机前，她邀请他到重庆，承诺会带他游览中国的战时首都、并让他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肯德尔喜不自禁。
“我确实是在一个历史关头来到重庆”
1945年10月法国巴黎，左起：陈家康 李佩 邓 发 朱学范
1945年春天，李佩在兰州的两个星期，开启了肯德尔生命中的新篇章。在此之前，他认为自己赴中国战区，更多的是出于一位年轻的美国士兵对远东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开始更为认真地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肯德尔的家乡位于美国中部的路易斯安娜州，以石油工业著名，他原计划退役后从事石油化学工业。服役期间，他几次因没有大学学位而未获晋升，倍受挫折，因此下决心要在战争结束后上大学，并在服役期间参加了美国陆军学院提供的通讯课程：化学工程。他的成绩还不错，但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选择。
李佩离开后不久，肯德尔的中文老师感觉到他的变化：“那位年轻的女士突然将你变成一位中国学者了？”
“我承认，和李佩的谈话开启了一片我从未期待过的新天地：美国和中国可以在教育、劳工关系、工商业和外交等领域合作，以解决世界上一些困难的问题。我的想法很朦胧，更多的是空想而没有具体目标，但它们影响到我未来的职业选择。我下决心尽量利用我在中国的时间，拓展我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知识。李佩邀请我到重庆，是我迈向这个计划的重要一步。”
在分别的日子里，两人开始通信。“我们在信中并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李佩告诉我她在重庆的生活、对未来的期望。”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盟军打败德国，取得胜利；美国将部队从欧洲移至太平洋战场，对付日本军队。李佩在这个月的信中写道，在重庆，人们期盼对日本的战斗尽快结束，但中国将会有自己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并再次邀请肯德尔到重庆。
因为职责在身，也因为津贴微薄，肯德尔无力自己购买机票。幸运的是，他获得了一次免费搭乘美空军运输机往来兰州-重庆的机会；而且，上级还批准他一个星期的假期。
1945年8月1日，肯德尔搭乘美军飞机从兰州起飞。在空中，他第一次看见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两岸的山城曾是日军空袭的目标，直到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将它们从天空中驱逐。作为飞虎队的一员，他有理由为此自豪。
肯德尔入住李佩为他预订的旅馆，在中国劳协办公室附近。李佩随即赶到。“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旗袍，汗珠在她橄榄色的皮肤上熠熠生光，她温暖的笑容显示她对这次重逢发自内心的喜悦。”
李佩给他带来了更多有关战后可能发生问题的新闻。当时，由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正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会谈（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两人讨论时局，如果日本投降，肯德尔将很快回美国，李佩则将回天津家中看望父母，八年抗战期间到重庆避难的几百万难民也将返回东部的家乡。
肯德尔在传记中写道：“我确实是在一个历史关头来到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里，李佩白天上班，下午和傍晚，两人在一起，有时沿长江岸边散步，有时乘坐渡船到对岸的英国俱乐部晚餐。这个俱乐部给肯德尔留下难忘印象。
他写道：这是一个英国风格的男士俱乐部，李佩因认识其中一位俱乐部会员而被允许进入并晚餐；与炎热喧嚣的街道成鲜明对比，这里安静、高贵，俱乐部里有配备齐全的图书室、台球室，客人绝大部分是英国人，也有少数美国人，但李佩是唯一一位中国人……
等待晚餐时，一位肯德尔在昆明时认识的朋友Jonthan Mark来到他们旁边。Mark现在是美国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计划战后在中美之间开展进出口业务，他邀请肯德尔加入。肯德尔已决定战后要上大学，婉言谢辞了。
肯德尔发现，李佩被他们的谈话深深吸引了。“她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她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你们和我们之间就会存在相当多的严重问题。现在，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许多人将乐意看见共产党取得政权，赶走蒋介石。’”
这是肯德尔第一次听到李佩提及中国内战的幽灵。他当时不能理解这些话的意义，也没有和李佩争论，只是将它们记录在笔记本里，作为未来的参考。
俱乐部的晚餐是英国牛排，对吃了几个月中国米饭的肯德尔来说，这实在是真正的慰劳。更令他开心的是，晚餐后，两人亲密无间地谈起对未来的打算，李佩非常希望到美国读研究生、正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但令我沮丧的是，因为自己没有上大学的经历，我为她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
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中国劳协大厅，李佩向同事们介绍了这位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美国朋友。
8月7日，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在8月6日用一种新型、可怕的武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城市广岛；基本上与此同时，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军队攻入东北三省——“满洲”。胜利在望，重庆进入了狂欢的喜悦。
8月8日清晨，肯德尔启程回兰州时，李佩赶到旅馆，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国劳协将派遣她参加10月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工会联合国（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FTU），她将经印度加尔各答到巴黎；她计划会议结束后到纽约，在一所美国的大学深造。
这个好消息令肯德尔惊喜万分，两人期待着未来不久在美国的相见。
时局瞬息巨变。1945年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美国的最后一艘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署了《日本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8月底，肯德尔所在部队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计划启程回国；这时，美军驻中国总司令阿尔伯特·魏迈特（Albert Coady Wedemeyer）正在对美军基地巡视。在兰州，他问肯德尔：“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你打算做什么？”“报告长官， 我想回美国。”“为什么？你是一位年轻人，难道你不想在中国再停留一段时间吗？““长官，我很高兴在中国的日子，但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给自己的承诺是战后完成大学教育，再继续自己的生活。” “很好，年轻人，你将得你所愿。”
1945年9月，印度加尔各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