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棣tandy 除了大秦直道，还有这3种强大的“道”，联通整个大秦帝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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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国防建设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大规模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交通，有驰道、直道、新道、五尺道，以及著名的水陆交通工程灵渠和遍布全国的驿传等等。从而把首都咸阳同全国各地，直至新开拓的边境地区，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国防的加强。

一、驰道

驰道是从首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最主要交通干线。自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已开始修建，至迟到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前210年)全国各地前已全部竣工。据《汉书·贾山传》所载贾山《至言》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由此可知，驰道的规模、规格、质量，都是前无古人的。

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又一个重大奇迹。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当时修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供秦始皇巡视边防和出巡全国各地之用。因此，可以从后来秦始皇五次出巡的路线，推知驰道的基本布局。

第一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先到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西出鸡头山(今六盘山)，南下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沿渭水河谷返回咸阳。

第二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从咸阳出发，东过函谷关、洛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峄山)、泰山、临淄、黄(今山东黄县东)、腄(今山东福山县)、成山(今山东成山角)、芝罘(今山东烟台市北芝罘岛上芝罘山)、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安陆(今湖北云梦)、县(今湖北黄冈北)、湘山(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江陵(今湖北江陵)、宛县(今河南南阳)，然后经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返回咸阳。

第三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过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临淄、芝罘、琅邪，又返回临淄，过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恒山(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邯郸、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然后由蒲州津(今山西永济西)渡河回到咸阳。

第四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渡河到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过邯郸恒山、涿县(今河北涿县)、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角)、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右北平(今天津市蓟县)、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上郡，返抵咸阳。

第五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至江陵，乘船沿长江而下至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登陆至钱塘(今浙江杭州)，过浙江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还过吴(今江苏苏州)，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渡江北至琅邪，乘船由海上到芝罘，西行至平原津秦始皇得病，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病死，继而按原定计划路线载尸而行，过恒山、井陉(今河北井陉北)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北上雁门，西行云中、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南下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回到咸阳。

五次出巡，历经今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所走部分水路、海路以及由九原至云阳的直道外，其他“所经皆治驰道”。

由此可以窥知，秦代驰道的主干线大致可分以下五条：

(一)从咸阳向西北直达北地，并经回中转抵陇西。

(二)从咸阳沿渭水河谷直达陇西。

以上两条为控制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干线。秦初主要威胁来自匈奴，北部边防有蒙恬率重兵屯于上郡，西北相对薄弱，故始皇十分关心，首次出巡即去北地和陇西。

(三)从咸阳向北经上郡到云中，由云中向西通九原，向东经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至碣石(属辽西郡)。

这是通往整个北部边防和东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干线。从秦初起始皇即命蒙恬积极做反击匈奴的准备，修治这条干线是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始皇第四次出巡沿这条干线视察了全部边防情况，做出了反击匈奴的决策。

(四)从咸阳向东出函谷关，经洛阳、濮阳、临淄，直达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

这是控制整个中原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战略干线，并通过这条干线与众多的支线相连，从而控制中原地区各个战略要点。其中，洛阳是控制关东地区的战略中心，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曾以此经营东方；春秋战国时则成为周天子的首都；秦灭六国也是先吞二周，占领洛阳，而后才统一天下。

因此从咸阳直达成山的驰道主干线，在关东地区则以洛阳为中心，分出许多支线。由洛阳向东北有一条重要支线，经孟津、怀县、邯郸、巨鹿、恒山到蓟。这条重要支线联系着黄河以北各地：自邯郸、巨鹿、恒山到蓟。这条重要支线联系着黄河以北各地：自邯郸向西南有一条支线，与上党、安邑、蒲州相通；自巨鹿向东有一条支线，与临淄相通；自恒山有一条支线，向西与太原、雁门相通；自蓟则可通往东北边防各地。

由洛阳向东有一条重要支线经陈留、定陶、邹峄山、泰山而达临淄。这条重要支线把洛阳、陈留、定陶联系在一起，对控制中原具有重要的意义：原魏都大梁已在统一战争中被基本摧毁，其地位渐由陈留所代替；定陶则是战国末期秦国在东方的军事重镇。由洛阳向东沿主干线直达临淄，临淄是控制山东半岛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战略中心。

自临淄向东南有一条支线通琅邪，琅邪向北有一条支线通腄，向南有两条支线深入原楚国的腹地：一条经江乘、吴、钱塘至会稽，并由钱塘通丹阳；另一条经彭城、寿春、安陆至。这样，通过从咸阳至成山的主干线和南北各条支线，把中原和江淮地区都了一片，其根本意义就在于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

就秦初的矛盾而言，外部主要来自匈奴的威胁，内部主要来自关东的反秦势力。秦始皇在中原大修驰道，并多次沿驰道主干线和支线巡视中原各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和弹压关东的反秦势力，以巩固其统治。

(五)从咸阳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而抵江陵。

这条主干线是用来控制原楚国江南各地的。秦灭六国，楚国的反秦情绪最大，尤其是江南地区更为激烈。仅靠中原驰道而控制江南是不够的，因此，由咸阳出武关至江陵最为捷便，既可顺流而下深入江南各地，又可与中原驰道的各条支线相通，彼此呼应。

以上就是秦代驰道的总体布局。它是针对中原的反秦势力和北方匈奴的威胁而修，对于巩固边防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为我国古代的交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直道

直道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当时已经取得北击匈奴的胜利，把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收复了河南地，并在这里重新设置了九原郡。为了防止匈奴的再度进犯，秦始皇命蒙恬大筑长城的同时，修一条从咸阳直达九原郡的“直道”，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这条路未修之前，从咸阳去九原，一般要经过上郡至云中，再从云中西行到九原，路线比较迂远，在军事上颇为不便，因而要开辟一条能直达九原的“直道”。直道从咸阳西北不远的云阳开始，经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今昭君坟附近渡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的秦九原郡治所，当时全长1800里(约合今1400里)，这条道路有一半修筑在山岭上，有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系“堑山堙谷，直通之”，是从秦都咸阳至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一条道路，所以叫做“直道”。

其规格、质量大体上与驰道相仿。和驰道的主要区别在于作用有所不同，驰道专门供秦始皇出巡所用，具有广泛的军事、政治、经济价值；而直道则是专门用于军事目的，是为了随时出兵同匈奴作战而修。秦始皇对这条道路非常重视，因而确定最后一次出巡要专门从直道返回咸阳，以致病死沙丘之后，臣下们还是按照他生前的计划，载着他的尸体“视察”了直道的全程。这条道路建成后，大大便利了秦军的行动，对于巩固北部边防特别是九原郡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直到后来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这条道路仍在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新道

新道即所谓“通越道”，它是在秦军南平百越的过程中，沿着进军路线所开辟的军用道路。南平百越之后，新道便成为秦代控制和开发整个岭南地区的战略交通要道。关于新道修筑的具体时间、规格、质量、分布等等，史书上均无明确记载，只能从有关史料中推知其大体情况。

《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末南海尉任嚣临终前对龙川令赵佗说：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

于是，由赵佗行南海尉事，下令横浦关(今广东南雄西北、江西大余西南大庾岭上)、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当骑田岭路)、湟溪关(今广东英德西南连江注入北江处)“急绝道聚兵自守”。

这里提到的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都是秦代新道中的重要关口，是有关新道所经之处。再从《淮南子·人间训》所载关于秦军进军岭南前的集结地点和部署：“一军塞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便可察知秦代新道在岭北的基本起点。

这里所谓“城之领”，即指今之越城岭；“九疑之塞”，即指今之萌渚岭；“番禺之都”，即指今之骑田岭；“南野之界”，即指今之大庾岭。将上述史料结合起来分析，便可考知秦代新道的以下四条线路。

(一)从南野(今江西南康南)穿过大庾岭，出横浦关，沿水(今北江)南下而达番禺(今广州市)。这是从岭北进入岭南最捷近之路，主要是通过横浦关而穿越大庾岭，而后便可畅行无阻。

《南康记》上记载说：“大庾横浦有秦时关，后为怀化驿，盖横浦关秦所置也。”横浦关也称秦关，是交通大庾岭南北的重要关隘。因此，赵佗欲断新道，便首先下令聚兵扼守横浦关。

(二)越骑田岭出阳山关，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过湟溪关，而后沿漆水南下而达番禺。这也是由岭北进入岭南的一条比较之路，且可直接逼临番禺。这条路的主要险阻为阳山、溪二关，所以赵佗才严令派兵封锁，以阻断这条新道。

(三)越萌渚岭、桂岭，沿今贺江南下，至今广西梧州一带。

这是由岭北深入岭南中部的一条重要新道，沿今西江可东达番禺，溯今浔江可深入桂林、象郡。这条路的主要险阻在桂岭一带。桂岭在今广西贺县东北百余里，紧临贺岭与萌渚岭，同今湖南江华、广东连县接界。据苏凤文《广西全省地舆图说·富川县》的记载秦末赵佗也曾在桂岭一带设防，其“拒防遗迹”，清代犹存。

(四)从今湖南零陵西南过今广西全州，经湘桂走廊而至桂林，而后深入秦代桂林、象郡各地。

这是秦代控制桂林、象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干线。这条干线的中心环节是通过灵渠把南北水陆交通连接在一起。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境内，初名“秦凿渠”，唐以后改为今名，亦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

其主要作用是沟通湘水(今湘江)和漓水(今漓江)，从而把我国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其主要工程有南渠和北渠，全长34公里。其主要工程设施有铧嘴、大小天平堤和陡门。铧嘴是用巨石砌成的分水工程，把今海洋河水分成两支：一支经南渠入漓水；另一支经北渠入湘水。

大小天平石堤在铧嘴的尾端，成“人”字形，既是拦河坝，又是滚水坝，在枯水期可拦住全部海洋河水使之入渠，使南渠和北渠都保持船只航行所需的足够水量；在洪水期可使过多的水量越过天平堤顶，注入湘水故道。陡门为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因此，灵渠开成以后，可保一年四季航行无阻，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

自古以来，岭南岭北有五岭阻隔，交通不便，给南北统一带来很大障碍。秦代新道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当时秦军南平百越的胜利，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岭南的开发和祖国统一，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四、五尺道

五尺道北起今四川宜宾市，南抵今云南曲靖。因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多为山间阁道，道宽仅有五尺，故名为“五尺道”。它是由今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一条重要战略交通线。虽然由于秦王朝的寿命很短，加之以主要精力用兵于匈奴和岭南，对西南地区尚未来得及大力开发，但五尺道的开凿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指夜郎、邛都、昆明等部族政权)颇置吏焉。”可见五尺道的修建，使秦代边境向西南扩展很大，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统一。这条路后来成为汉代通西南夷道和隋、唐石门道的前身，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它的历史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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