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讲历史 明朝内库的支出方面是什么情况，朱元璋捐内帑之资的目的是什么

洪武时期，除皇室开支外，赏赐是内库极其重要的开支，其他还包括官俸、赈济、军饷及杂支等项。首先是皇室开支，因为内承运库所存诸物主要就是供皇帝使用的，而供用库则“掌御用香米及内用香烛、油、米并内官诸人饮食、果实之类”。不过，其收支数额及规模却没有相关记载。可以确定的是，洪武时期，内库中的皇室财政开支相对于后朝而言是非常简约的。比如洪武初年，后妃等支用金、银、钱、帛等物都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尚宫先行奏知，然后发遣内使，监官监管覆奏，方许赴户部关领。”。

《明太祖实录》记载

直至洪武后期，皇室成员所需冠服、器用、缎匹、仪仗等仍多系内府相应各局制造。洪武时期，“内府所贮钱粮，内官、内使纤毫不敢动，虽东宫、亲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请。第二，赏赐是洪武时期内库非常重要的一类开支。朱元璋对赏赐一事极其重视。。不过，虽然朱元璋强调“国之大权，惟赏与罚”，但他亦认为“赏无私赏，必因民之所共好而赏之。”因此，洪武一朝，虽《明太祖实录》所记赏赐众多，但这些赏赐大多都是从有利于国家统治的角度来进行的，并非是皇帝出于私恩对贵戚、寺、宦等个人的滥赏。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赏赐征南将校时说：“府库之积，皆民所供，是为天财。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阅内藏”后，说：“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因此“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诸司职掌》规定：“凡民间一应桑株，各照彼处官司原定则例，起科丝绵等物……札付承运库收纳，以备赏赐支用”；加凡在京赏赐该用钞锭、胡椒、苏木、铜钱等，“本部量数具奏，于内府关支”。

至于赏赐对象，首先有诸番国、四夷朝贡人员及公、侯、官员等人，“凡赏赐金、银、钞锭、匹帛之类，金、银诣长随内官关领，匹帛系内承运库收贮，冠带、衣靴系工科工部官收掌，钞锭系户部官收掌，主客部官分投关领”。其次，“在外如有钦依赏赐官军”等项，亦由户部“约量会计钞锭，具奏委官，赴内府照数关领”。第三，俸米、月粮等是内库的常规支出。洪武九年(1376年)，户部奏准“文武官、吏俸、军士月粮自九月为始，以米、麦、钞兼给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命户部凡天下有司官禄米以钞代给之”。由于中央财政中的纸钞收入都是存储于内库，所以，这种以钞折支官员禄米的规定意味着内库的大量支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凡在京上十二卫守卫随驾军人，每名一直三日，食钱钞三百文”，这笔钞锭亦是从内府关支。第四，赈济灾情也是内库的一项重要开支。“其在外如有钦依……赈济饥民等项，本部约量会计钞锭，具奏委官，赴内府照数关领。”

朱元璋的目的

此外，朱元璋还“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从而达到“备荒歉以济饥民”的目的。墙第五，在出现紧急军情时，洪武朝也会支出内库财物予以财政支援。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虽然较之明代中后期低很多，但由于具有“祖例”的重要意义，因此也当予以注意。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纳哈出数次侵扰辽东，为“分兵置卫以控制之”，朱元璋“诏户部出内库钞一百八十五万七千五百锭，散给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县，令发民夫二十余万，运米一百二十三万余石，预送松亭关及大宁、会州、富峪四处，以备军饷”。

最后，户部所负责的“杂支”项目中，有一部分需从内库关支。《诸司职掌》规定：“凡仓库一应关支钱粮及工部成造军装等项，必须计其所用物料，转行本(户)部札付各该仓、库照数支给。”比如铸器“合用铜、铁、木炭等项”，需“明白具数，呈部行下丁字库、抽分竹木局放支”；铸钱“合用铜、炭、油、麻等项物料”、“大小车辆若有成造及修理者…··合用木植、鱼胶、铁箍等项物料”也是下丁字等库放支。综上所述可知，洪武时期，内库既负责皇室财政支出，也负责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且后者在内库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

最后

在内库管理方面，洪武初期，内承运、外承运及甲字等库都位于内府，且都由内官进行管理；洪武中期以后，外承运及甲字等内府各库改由文官管理，主供御用的内承运等库则仍由宦官负责。在内库收入方面，既有专供御用的收人，也有来自户部、礼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及兵部等其他中央公共部门的收入。在内库支出方面，除皇室开支外，赏赐、官俸、赈济、军饷等国家公共开支占据重要地位。终洪武一朝，内库一直集皇室财政与中央各部门公共财政为一体。那种认为明代内库是皇帝“在皇宫中的私人的内库”，“主要关心的事务是供应皇宫”的观点至少与洪武时期内库的财政制度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