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友游天下 安史之乱及其后，东北各族助讨问题有哪些？

天宝十四年（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军十五万在范阳反唐，是为安史之乱。由于常年在幽州抵御契丹和奚，养成了安禄山麾下的百战精兵，同时安禄山在打击契丹的战争中也蓄养了众多精锐的少数民族士兵号称“曳落河”，与之相比内地唐军承平日久，再加上唐玄宗的严重指挥失误，导致安史叛军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攻陷了长安。李亨在灵武登基后，下诏天下兵马勤王，其中自然包括了各少数族群，如回纥、吐谷浑、于阗、契苾、吐火罗、南蛮等二十多族。而且各族出兵助讨的热情极高，如只有“胜兵四千人”的于阗，其国王尉迟胜却率五千人前来相助，回纥的叶护太子亲率四千人来援。

与之相对应的，东北的奚、契丹、渤海的助讨

却相对默默无闻，更严格来说，东北各族在安史之乱中采取的是相对中立的态度。 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后，对于威胁自己后方的平卢军和安东都护府非常忌惮，随即策反了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吕知诲诱杀了安东副大都护马灵詧后又被平卢军将领刘正臣所杀，平卢节度使兼有押两蕃黑水渤海四府的职责，自然可以调令少数族群军队助战。天宝十五载五月，契丹和奚对范阳周边地区展开了劫掠“五月，奚、契丹两蕃数出北山口至于范阳，俘劫牛马子女，止城下累曰，城中唯留后羸兵数千，不敌”。

平卢军也是势如破竹，接连攻陷榆关、北平，但是不久后就传来了哥舒翰兵败、潼关失守的消息，本来跟随刘正臣平叛的奚王阿笃孤见势不妙便再次反叛，偷袭平卢军却反被平卢军所败，自己也被杀“奚王阿笃孤初引众与正臣合，已而绐约皆攻范阳，至后城，夜乘间袭秦。秦接战，败之，追奔至温泉山，擒首领阿布离，斩以衅鼓” 至德二年（757 年），平卢军上层接连发生内讧，最终王志玄自称权知平卢节度，组织军队进攻安史叛军，在十月唐肃宗下的诏令中可以看到王玄志曾联络契丹、奚两族大军进攻河北“今兵马乘胜，便取东京，平卢节度使兼领奚、契丹五万，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计日可平”，然而当年十二月，史思明便举河北降唐，助讨计划并未成行。

契丹和奚两族在整场战争中的表现

没有明确的倾向，既不与安史叛军合作——史思明称帝后有人上书提醒他两蕃仍威胁着其北方“或上书言：‘北有两蕃，西有二都，胜负未可知，而为太平事，难矣’”，却又不与官军保持良好关系，甚至接连侵蚀平卢军的生存空间，最终迫使侯希逸率领平卢军渡海南下淄青。 东北地区的另一强大势力渤海国，在安史之乱中也表现有些过于淡定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卢留后事徐归道派遣张元涧出使渤海国，要求国王大钦茂出兵四万勤王，但大钦茂疑其有诈，便扣留了张元涧未作反应，果然当年十二月徐归道毒杀了刘正臣投靠安禄山： 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来聘渤海。

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渤海疑其有异心，且留未归。十二月丙午，徐归道果鸠刘正臣于北平，潜通禄山虽然从事后来看大钦茂的决定是稳妥正确的，但毕竟从可供查阅的史料中，未见“胜兵数万”的渤海国在整个安史之乱中对唐朝相助过一兵一卒。 安史之乱结束后，平卢军南下淄青无力制约东北各族，河朔三镇割据，阻断了唐朝中央政府和东北各族间的联系，但同时也将唐朝防御东北各族的军事重担背负在了自己的身上，为了安心料理内政，幽州镇不像安禄山那样邀取边功，自然契丹和奚也少有入侵“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入寇”。

总体来说，安史之乱后东北各族和唐中央政府因河朔藩镇割据而隔绝，很少有实质利益上的瓜葛，既不会轻易犯边，但也基本没有助唐讨伐的事迹了，甚至会受割据势力的胁诱与唐政府为敌，如二帝四王之乱时，幽州节度使朱滔就曾驱使契丹为自己助战“时朱滔回纥、奚、契丹阻绝王命”。 综合来看，无论是契丹、奚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范阳的劫掠，还是对平卢军辽西地界的侵蚀，亦或是渤海国在战争中的韬光养晦，这些或助或叛或中立的行为究其实质而言，都是在明哲保身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为本族获取利益，而关于这种“利益”和助讨背后的博弈，笔者在下一章中将会予以更详尽的阐述。

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族群助讨的政治需求

隋唐时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从地理方面来看，中原政权所占据的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衔接并不稳固，东南方向是大海，西北方向是突厥占据的蒙古高原，两大板块之间的陆地通道极为狭窄，这使得中原王朝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制无法像内陆地区那样从容，地理上的相对隔绝造成了东北地区政治上较强的独立性以及民族的多样性。中原王朝对于东北地区的管控不能单单靠战争手段毕其功于一役。

为了保证东北边疆长久的稳定，需要顺应东北当地民族繁多的特点加以制衡，崔明德教授曾提出过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处理与其他民族关系中的三个特点，即“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治夷”。唐朝为了管控东北边疆同样遵循了这三个特点，而少数族群对唐朝的助讨，则是“以夷攻夷”和“以夷制夷”的体现。具体细分的话，唐朝对于东北少数族群的助讨的需求，可以分为两方面，即地缘政治需要和宗藩体系需要。

地缘政治需要

由于地理上的因素，隋唐中央王朝对于东北的管控往往力不从心，纵然兵多将广，却因为地形不畅、后勤困难等因素无法发挥出军队的全部力量。而东北地区族群众多，彼此之间又有矛盾，中原王朝便可以利用族群间的矛盾，居中协调的同时让其中一部分族群出兵助讨为自己效力。在针对高句丽、新罗还是渤海国的战争中，唐朝都将地缘上与之相邻的族群看作可用的军事力量，进而形成合围之势。温彦博曾建议唐太宗“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成为唐朝羁縻制度的开端，由此可知羁縻制度在草创之初便有期求少数族群助讨从而捍卫疆域的动机在内。

结束语：

在唐与高句丽战争中，唐朝几乎征调了羁縻下的所有东北族群来防卫营州地区“营州部与契丹、奚、霫、靺鞨诸蕃切畛，高丽引众入寇，俭率兵破之，俘斩略尽”，作为唐朝册封体系下的一员，新罗也在南线牵制高句丽并与百济作战。在第一次唐与高句丽战争结束后，为了防备薛延陀的入侵，唐太宗又组织军队陈列于国境，在薛延陀东部就征发了众多东北少数族群的军队与之作战。

贞观二十年（646）六月“上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设之兵于东境，法帅靺鞨击破之。薛延陀国中惊扰，曰：“唐兵至矣！”诸部大乱”。在唐朝新罗战争、唐朝渤海战争中，出于地缘因素，靺鞨族、新罗和黑水靺鞨都成为过唐朝征调的对象，陈子昂曾给武则天上书言“且夷狄相攻，中国之福”，虽然有以大中华自居的思想，但却体现了崔明德先生所总结唐朝“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边疆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