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儿说历史 对秦滥法的批判和重德，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

秦亡汉兴，对秦汉之际的人们产生了极大震动。汉初的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开始反思秦亡的原因，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开始认识到以仁、义、礼、忠、孝等道德规范构建伦理秩序对于王朝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陆贾西汉建立后，陆贾曾就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向高祖刘邦进言。高祖认为《诗》、《书》无用，天下是马上得来，不需要学习《诗》、《书》。陆贾反驳：“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并指出要以仁义治国，文武并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高祖惭愧，令陆贾撰写秦失天下而汉得天下的原因。陆贾写了十二篇，高祖“称善”，并称这十二篇为《新语》。

《新语》以古为鉴，分析各国成败原因

包括秦亡原因。陆贾认为，“尚刑”、“不并仁义”是致使秦亡的重要原因，即“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秦二世尚刑而亡”、“李斯治法于内……法逾滋而天下逾炽”。他指出，秦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失败的原因是，秦国的举措太多，“刑罚太极”。因为重视刑罚，以刑罚为巢穴，所以有“覆巢破卵”的危患，指出“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基于此，陆贾强调以“仁义”来处理伦理关系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他认为，“仁”是道的纲纪，“义”是圣人的学问。也就是说，“仁义”是治道的基础，把治理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仁义”上来。对于仁义，他指出“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而且不仅把仁义视为处理骨肉、夫妇、朋友、君臣等关系的准则，认为力行仁义可以修己身，还视仁义为治国安民的关键。因此，贾谊的结论是，“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君子能“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疆”。（二）贾谊贾谊，生活于汉高祖至汉文帝时期，与陆贾生活的时期大致相同，都不同程度地经历或者感受到秦亡汉兴的剧变。贾谊有治世之才，又心怀热血，曾极力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所作《过秦》极为有名。贾谊认为，“秦国失理，天下大败，”“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二世“繁刑严诛，”所以秦当初虽然雄霸天下，然而陈涉一人“作难”，不仅秦七代祖先宗庙被毁，而且国君也被杀害，遭到天下人耻笑。而暴虐的对立面便是行仁义，重视伦理道德。

贾谊假设，如果秦二世能任用忠贤，君臣一心

以礼来治理天下，省略刑罚，那么暴乱便不会发生，国家也能得以安定。此外，在其《治安策》中也提到，秦就是因为舍弃礼义廉耻这四维，才导致君臣关系混乱，六亲相互残杀，奸人作乱，百姓叛离，仅十三年国家便遭到灭亡。可见，在贾谊看来不行仁义、“灭四维”是秦亡的主要原因。如此，贾谊将秦亡的教训转移到了伦理道德方面。基于亡秦的借鉴，并结合当时的社会风尚，贾谊强调了以“仁、义、礼、智、信”等教化百姓的重要性。他在《治安策》中指出，“（秦）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新书》中指出

人有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这五种行为和谐便产生乐，“乐兴则六，”这就是六行。人虽然有六行，但“微细难识”。况且“邪俗”每日增长，而百姓却泰然处之，“无廉丑”，不遵循礼义。因此，在社会道德风尚不显而百姓又难识微细的情况下，教化百姓很有必要。贾谊指出，百姓不能辨别“微细”，只有“先王能审之，”故而百姓一定要由先王教导才能明白缘由。在贾谊看来，“无不可治之民，”且“教者，政之本也”。所以“先王为天下设教”，按照人们已有的进行训导，内以六法为本，外以六行为体，传授《诗》、《书》、《易》、《春秋》、《礼》、《乐》这六种学问，以这六种学问为大义，并称之为六艺，令人根据六艺自修己身，修成便得六行。

在“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伦理道德之中，贾谊更强调“礼”的作用，礼治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在贾谊看来，“礼”是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人民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礼”是“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最高的“礼”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在这里，贾谊不仅把“礼”视为处理君臣关系与上下级关系的准则，更是视为处理家庭内部与亲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主主臣臣、威德在君、尊卑大小强弱有位，这些都是“礼”的作用。

“礼”不仅关涉道德、秩序

更关涉治国、安民。道德仁义、教训正俗、分争辨讼，非“礼”不成、不备、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班朝治军、莅官行法、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都离不开“礼”，都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淮南子》《淮南子》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招募宾客方术之士集体所作，《西京杂记》称其为《鸿烈》，所以有《淮南鸿烈》的称法，刘向将其改为《淮南内篇》，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称为《淮南子》。在“过秦”思潮的影响下，《淮南子》也对秦亡的教训进行总结。《淮南子》认为秦滥法伤民，批评“申、韩、商鞅之为治……挬拔其根，芜弃其本。”

“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但其实秦为了守住江山也做了许多努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担心守不住江山，征发大量民兵守卫边疆，修筑长城，设障碍要塞，给驿站配备车马，并且派遣官吏前往边疆。秦始皇自己也白日决狱，晚上处理文书，还派御史视察各郡县。那么为何会“刘氏夺之，若转闭锤？”《淮南子》认为是“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的原因，《淮南子》将秦亡的教训总结为“不增其德”，也说明所作之人已经意识到德治的重要性。《淮南子》虽然从道家立场出发批判儒家倡导的仁义礼乐，但也不同意老子的“绝仁弃义”。

首先肯定了仁义礼乐的客观存在

指出礼义实际是五帝三皇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并认为礼法应根据时世变化而制定。其次，《淮南子》肯定了仁义礼乐在稳固国家统治和处理伦理关系方面的重要性，认为仁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是万世不变的。它指出，仁义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行善是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一个国家如果不讲仁义，那么“虽大必亡”；人若没有善心，即使勇武有力也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但“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却是不用君主命令就可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淮南子》不仅肯定了仁义礼乐对国家与个人的重要，并且把仁义推到了万世不变的地位。

结束语：

与之相应的还有，“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也就是说，民众只有心存廉耻才能被治理，而廉耻之心只有通过修治礼义才能树立。可见，礼义对治理百姓的重要性。关于道、德与仁义的关系，《淮南子》认为“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仁”就是积累恩惠并施之于民，以声誉爱抚百姓，使其欣欣然并乐于保持本性。“义”是用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的。“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都是义。基于此，《淮南子》把“仁义”作为国治民安的根本与厚实基础。但《淮南子》认为，“知义”也要“知宜”，也就是说义也要适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