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年汉朝都发生了什么事，干货看这篇!英年早逝的大才子：梁王坠马寻常事，何需哀伤付一生

英年早逝的才子：梁王掉了马找到了相礼，为什么要悲恸地付出一生？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天下都叫贾生。

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汉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吕太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以能诗善文在当地闻名。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二十一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博士们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用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汉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汉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由于汉文帝上台不久，还需要老臣支持，因此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斯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汉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汉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氏钱”遍布天下。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汉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汉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当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自我解脱。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汉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汉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但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建立不久，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汉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公元前172年），汉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汉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 年），贾谊三十二岁，随梁怀王入朝，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汉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纯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汉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汉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汉文帝未采纳，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汉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三十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汉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由于贾谊常感怀才不遇，而心情忧郁，致三十三岁英年早逝，故一身都在在贬谪中的苏东坡感叹道：“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已故领袖也曾为贾谊作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需哀伤付一生。”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