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左右的宋朝官民看这里!宋朝民风彪悍，小民当街骂宰相

宋朝昭民的强硬性质

下午克

我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看到干隆年间老百姓向官厅提交诉状，都自称“蚂蚁”或“蚂蚁民”，官厅称呼平民，直接称为“蚂蚁”。

这种屁民在官爷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的风气，究竟始于何时？似乎在满清入关之前，民众尚不至于这么卑贱。至少从宋人的记录来看，宋朝百姓面对官员的时候，并不需要低三下四，恰恰相反，他们甚至可以不将官员当根葱。

宋仁宗时，有一个叫做宋祁的官员到开封城外游赏景色，见到老农耕田，便上前作揖，打趣说道：“老丈辛苦了。看来今年您大丰收啊。您觉得应该感谢老天爷眷顾呢，还是感谢皇上洪福？”老农“俯而笑”，然后将宋祁狠批了一顿：“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我每日辛勤劳作，今日之获，全是我的汗水换来，为何要感谢老天爷？我按时纳税，官吏也不能强我所难，我为什么要感谢皇上？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宋祁被老农骂得悻悻然，也不敢生气，回家写了一篇《录田父语》，将老农的话记录下来。

庄绰在《鸡肋编》中也记录了一件事：“余尝至彼（指江西赣州），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卒吿以持钱市物不售，问市人何故？则云‘宣政、政和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无礼不循法度盖天性，亦山水风气致然也。”说的是，官员庄绰路过赣州，叫吏卒到附近店铺买些日用品。但店家不肯卖东西给他们，因为吏卒带去的制钱是徽宗朝所铸造，赣州百姓看到徽宗朝制钱，便不客气说：“这种无道昏君的制钱，我们这里不收。”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意气用事，而是整个赣州乃至江西的民风。用庄绰的话来说，是“山水风气致然也”。

其他地方呢？南宋人周密在他的笔记中记述了一件事：严州有个知州，叫做方回，为人贪鄙，喜欢给人的诗集作序，然后收点润笔。“有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钞入怀，然后漫为数语。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索钱，几至挥拳，此贪也。”周密记录这件轶事，本意是想形容方知州的贪婪，连五文钱也不放过。不过我却觉得方回这个人很有意思，毫无半点知州的架子，只要给点钱（才五文钱！），就可请他写一篇序。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市井小人”对方大人的序不满意，居然敢掷回去，要方大人退钱，不退钱就揍他。显然，严州的市井中人并不觉得知州大人有多么神圣不可侵犯。

这个方回方大人，后来寓居杭州旅舍。此人不但贪财，而且好色，一日在旅舍中“与婢宣淫”，但床震的动作大了一些，结果“撼落壁土”，将邻居的壁土都震落了。那邻居也不客气，马上就将方大人告上法庭，“讼于官”。当时的临安市民，无论远近，不管强弱，受了官员的委屈就“操盈尺之纸，书平时之愤”，擂登闻鼓状告官长，“视帝阍万里若咫尺”。

北宋的汴梁人，也动辄控告官长，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誉；民狃悍猾，务不直以乱治，亡所尊畏，侮慢骄狠，或时执上官短长，侧睨若相角，急则投銗筩（举报信箱），挝登闻鼔矣。”意思是说，京城之民不畏官长，常抓着政府的短处不放，跟官长争长短，也不给官长好面色看，急了就写检举信，或者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控告。

宋哲宗绍圣年间，向太后的娘家向氏想在自家祖坟上修建一间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欲巴结皇亲，便圈了一大块地给向氏，要求“四邻田庐”赶快拆迁，让给向氏建寺。被拆迁的人家不服，到开封府告状。开封府法官范正平（范仲淹之孙）作出判决：“所拓（拆迁）皆民业，不可夺。”被拆迁户还不满意，“又挝鼓上诉”，告到登闻鼓院，最后蔡京“坐罚金二十斤”。

在民风健讼的江西路，小民“一不得气”，便“诋郡刺史，讪诉官长”，也是受了委屈就将长官告上法庭，脾气硬得很。市井人物这么硬气，士子就更不用说了。宋人笔记《国老谈苑》录有一则故事：“王旦在中书（即当宰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书还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一个书生不但敢当路挡住宰相大骂，而且向宰相扔书本表达抗议，而宰相还得承认他骂得有道理。

这样的官民关系，后世几乎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