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年是宋朝哪一年】专题榆林城的起源

城市起源问题其实是一个明确而模糊的主题。从明朝开始，玉林市历史演变的脉络更加明显：明朝初期的玉林村或玉林村，正统年的玉林要塞，成化年的玉林守卫，最后延寿村的统治，玉林市完成了从边境要塞到赛北村的转变，雪球式的不断发展壮大。

榆林城，又名驼城，一说因其北依驼峰而得名。榆林城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的城市，处于农牧交错地带的地缘特点使其兼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禀赋；横穿而过的长城雄关和潺潺不息的榆溪河水滋养了其豪迈厚重和灵秀温润的双重性格。正因为如此，在1986年国家就把榆林城列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今天，当我们在审视、研究、反思陕北区域文化时，榆林城不仅成为陕北文化的一个载体，更是一个能够体现陕北历史文化特点的文化符号。面对这份文化遗产，我们有义务去守护好它，更有义务去研究好它。

学术界一度曾经有“榆林三迁”的说法，意思是榆林城因受风沙侵害，经历三次迁徙才至今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谣传——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一文对相关疑问进行了剖析。依照侯先生的观点，榆林城的起源和秦汉时期史籍所载的榆谿塞没有关系，而是在明初一个叫榆林庄的基础上，经过历次的扩展、扩建，形成现在榆林古城的形制和规模，“榆林三迁”的问题并不存在。笔者认同侯先生的基本观点和判断。

明初官方安营扎寨的选址源出何因？在明朝之前，今天榆林城及周边区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况？“榆林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历史的谜团可待一一解开。

我们先梳理梳理唐朝时期榆林城的情况。考诸史籍，较早记载榆林这一名称的是《北史》卷二十二《长孙道生传》：“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经突厥中，指于涿郡。”但这条文献中的榆林实指隋唐时期的胜州榆林城，即为胜州的治所，旧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二十连城乡所在地黄河南岸的台地上，濒临黄河，后为辽朝所破，废弃不用。近年来在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出土的《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中有“榆林塞外，常观夹日之详”的表述，是将榆林与塞外结合起来的较早记录。当然，古人为什么会用榆林这个名字，今人发挥想象力，认为当时河套一带尚有不少榆树林植，故名。虽然我们找不到更可靠的证据，这一说法非常符合常理。隋唐时期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民族的前沿阵地在黄河一线，因此榆林城就成为当时黄河拐弯地带防御少数民族南下的重要军事据点。从现有的资料看，胜州榆林城和今天的榆林应该没有什么关联。当然，后者是否“借用”了前者的名称，存疑待考。

唐代后期，发生在河套地区包括今天榆林市北部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党项民族迁入这一区域，极大地改变了这里的居民结构和政治地缘关系。保守估计到北宋初期散落在今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的党项人口至少有四十余万，种落众夥、生齿日繁。这一时期唐朝在陕北北部设置有夏州、银州、麟州、绥州等行政建制，虽然在今榆林城附近尚未有设州置郡的迹象和记载，但不排除小规模的聚落和小规模的人口居住于此的可能。因为榆林城附近有榆溪河水的哺育，可农可牧，农牧皆宜，在陕北地区尚属于自然环境尚佳并适于生存的地方。

笔者推测，随着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的发展壮大，今天榆林城这块土地应受到党项人的关注，兹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从当时地缘关系看，从唐代后期到宋代，榆林城及周边地区基本为党项民族所控制。

唐朝为防御北方劲敌突厥南下，在今统万城设置了夏绥节度使，主管无定河流域的军事和防守。后因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朝将夏绥节度使的管辖权交给了党项贵族来打理，并赐名定难军，管辖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目前学术界能明确前四州的驻地所在，即分别在统万城、横山党岔银州古城、绥德县城、内蒙古城川古城，只有静州的驻地不能确定，但五州的地理范围大致与今天陕北北部的区域相当。从此以后，定难军历代首领为党项人所担任，实际上演变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政权。先有定难军，后有西夏国，是为西夏王朝的源头。定难军从唐代一直延续到五代及北宋初期，到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国，与宋朝公开异爨分家就终止了。此后，虽然西夏与北宋兵锋相见，双方互有得失，北宋通过黄河对岸的河东路来控制陕北地区的东北部，但终宋一带，其对榆溪河流域的控制力还是相当的薄弱。因此，从唐代后期到北宋初期，今榆林城区一带基本上处于定难军的势力范围，也就为党项民族所控制；西夏建国后，这里更成为西夏的版图。掐指算来，党项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活动了近五百年之久。这是探讨榆林城起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

第二，从文献记载看，今榆林城区一带应是西夏左厢神勇监军司的驻地。

西夏是一个以武立国的政权，十分重视疆界地带的军事防御和建设。元昊建国以后就推行了一项监军司制度，即将全国分成十二个军事区域，称之为监军司，环绕西夏国土一周，兼领军事和民政，其中在陕北地区就设立了三个监军司，分别是左厢神勇军司、石州祥祐军司和宥州嘉宁军司。宥州嘉宁军司驻地在宥州，即今内蒙古城川古城，确信无疑；石州祥祐军司的驻地在石州，大致位置处于今横山区波罗镇到榆阳区的红石桥乡一带，笔者推测其驻地极有可能为红石桥乡的古城界遗址。西夏左厢军司在哪里，学界没有一个统一说法，至今是一桩学术悬案。宋人郑刚中在《西征道里记》中载：“夏国左厢监军司接麟、府沿边地，分管二万户。”西夏时期麟、府一带为折氏党项所盘踞，与西夏对峙。西夏左厢军司则处于两大党项集团的边界地带，即今横山党岔银州古城以东、窟野河以西的区域。又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讲：“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厢，命两将统之，刚浪凌统明堂左厢，野利遇乞统天都左厢。”这条史料表明西夏左厢军司就在“明堂”附近。这里的明堂指的是明堂川，是宋人对今天榆溪河的称呼。这样，我们就把左厢军司的位置范围大大缩小，即在榆溪河周边地带。有关西夏左厢军司位置第三条有价值的资料是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中的一段话：“西贼大将刚浪凌兵马最为强劲，在夏州东弥陀洞居止，又次东七十里有铁冶务，即是贼界出铁制兵器之处。”这条史料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就是左厢军司在统万城东边并且在叫做弥陀洞的地方，在其附近有西夏冶铁造具的场所。后世的一些史书中直接把西夏左厢军司的驻地确定为夏州弥陀洞，如清代《西夏书事》中就载：“野利旺荣与弟遇乞分掌左、右厢兵，皆有才谋，号‘大王’。旺荣尤亲信用事，驻兵夏州东弥陀洞。”弥陀本来为佛教用语，是阿弥陀佛的略称。单从地名上判断，弥陀洞的得名应与佛教遗迹有一定关联。

宋夏时期，整个麟府地区还包括其北边的丰州始终为北宋所控。宋朝利用折氏党项在这一带强大的影响力，实施着近似于羁縻统治的方式。从西夏建国前的李继迁开始，拓拔党项一直有吞并麟府地区的野心，但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得逞。因此，西夏与麟府之间的战事频仍、持续不断，至今我们仍能在今神木县一带看到不少这一时期城址堡寨等军事设施。宋朝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朝不堪西夏的侵扰，在这一地区修筑了神堂、横阳、银城三座城寨，并提出了一个与西夏划定疆界的方案，即以窟野河西六十里为界，以东为宋朝范围，以西则是西夏的疆土。此后虽然西夏还是不断向东进犯，甚至用偷割庄稼、抢夺耕地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地盘，但大中祥符年间划定的疆界基本上是双方的“法定界线”。这样，西夏境内的榆溪河流域无疑成为西夏疆土东端的前沿阵地，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会引起西夏统治阶层的重视。

通过文献记载和宋夏地缘关系的梳理，结合今榆林城区一带的地理形胜，笔者推测，西夏左厢监军司的驻地也就是弥陀洞应该在今榆林市区包括红石峡一带的区域。在宋夏永乐之战中，西夏军队就是沿明堂川而来，证明今榆溪河一带确有西夏驻军。当然，作出这样的结论也有一些文物考古方面的证据。

第三，从考古发现的信息看，今榆林市区一带是西夏国活动的重要区域，有三条资料值得关注。

其一，在今榆林城北红石峡普济桥东侧的石崖上原凿有大石龛，立石碑“西夏王李继迁葬乃祖彝昌于此。”（参见王正云：《李继迁与西夏王墓》，载《老榆林史话》），可惜此碑现已损毁，细节信息不得而知。关于红石峡有西夏先祖墓葬一事在清人《西夏书事》中也有记载：“（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与《延绥镇志》中的记述基本一致。这些信息多是明清人士的追述，是否确有西夏先祖墓葬一事，尚需考古材料的证实，但这一信息至少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在红石峡一带频繁活动的史实。

其二，在红石峡内有一明代碑刻《创建石佛殿记》，其载：“榆林会府北去十里许，有宋元名刹遗址，在即今红石峡北谓之红山寺是也。”若明人记述不假，那就证明西夏时期在红石峡一带创建过佛刹寺庙，因为如前所述，有宋一代榆林城区及红石峡一带基本为西夏所控，北宋、金朝没有掌控这一区域的机会。

其三，榆林市文保所王富春老师曾在红石峡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西夏石窟，是近年来有关此问题最有价值的信息。调查组在北峡大坝的东北角发现了一处石窟，四周杂草丛生，泥土掩埋至窟顶，只能看到石窟后壁浮雕一排小造像，其旁有一尊武士残像。2015年1月，当地村民挖开了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宽580厘米，进深670厘米，窟壁风化严重，窟顶已毁。窟门西南向，窟内正中为释迦牟尼佛，残高118厘米，坐东北面西南，袒胸，腰束带，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佛座下为须弥座宽185厘米，高68厘米。上为仰覆莲花座宽136厘米，高30厘米。头早年已失，佛身依石凿刻而成，佛颈部、右大臂、左小臂中有圆孔，似另安了头与手臂。窟后壁、左右壁凿刻六层小佛像，组合有一佛二弟子、二佛二弟子、三佛二弟子（参见王富春：《陕北榆林西夏文物遗存考辨》，载《党项史迹与陕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通过对新发现石刻佛像的形制对比，基本上能够确认此批文物应该是西夏时期的东西。笔者认为红石峡西夏石窟的发现，基本上解决了西夏弥陀洞的地望问题，即在今榆林红石峡一带，或者说就在红石峡。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明清史籍中关于红石峡宋元古刹的记载基本属实，至少是西夏时期一个宗教活动场所；二是西夏时期是榆林城发展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西夏左厢监军司的驻地所在；三是西夏政权在今榆林城区一带活动和经营，也为明清时期榆林卫的选址奠定了历史基础。

明确了西夏时期榆林城区一带的基本状况后，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元代的情况，来观察这一区域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问题。令人困惑的是，在元朝百十年来的历史中，不仅榆林城区一带小区域的历史难以廓清，就连整个陕北地区在元代的历史状况也很难讲清楚。因此在陕北史研究中，有元一代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蒙古人灭亡西夏以后，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今陕北北部包括榆林市区一带应被扩充为牧场，各民族在此杂居繁衍、生生不息。由于元朝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消灭了割据，因此宋夏对峙下的榆溪河流域军事战略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从近年来横山区高镇罗圪台村发现的元代壁画墓看，元代陕北地区百姓的生活尚为安宁平静，这也是元朝史籍对陕北地区记述较少的原因之一。元朝统治者大力扶持宗教的政策，尤其对佛教势力的支持更是超迈前朝，可以想见榆林城区一带西夏时期的寺刹庙宇有可能在元代保留下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献中记载这一带有“宋元名刹”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以此逻辑，我们可以推测元朝时期今榆林城区一带还是一个能够聚拢人口的中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元朝人周伯琦曾写过一首《榆林驿》的诗文，文中的榆林驿在今北京市延庆区境内，与今陕北地区的榆林城没有任何关系。

在考述了榆林城发展演变的脉络之后，榆林城市起源的问题的研究就有了脉络。一座城市的开始，学术界也称之为城市纪元。目前关于城市纪元尚无统一的标准，国际上往往是从当地村落形成过程中选择最早一个或有文物可证的时间，作为计算建城历史的纪元。当然，中国学者多采用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作为城市起源的开始。西夏时期在榆林城附近设立的左厢监军司，既是西夏一级行政机构，也有相关的历史遗物，符合上述城市起源的国内外学者观点，藉可看作是榆林城的萌芽或开始。但这种提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受到元代阻隔，目前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解释榆林城从宋到明的时间连续性问题；二是虽然我们在红石峡附近发现了西夏时期的石窟造像等宗教遗址，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遗存，如城墙、道路、房屋等遗迹，在今后尤需留意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