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树银花合，细数古代灯会

灯会从汉朝开始。正月相信日西汉皇帝通常在甘天宫(今陕西咸阳淳化县甘川山)祭拜北极太一神，《魂时野史，至明》70童子唱四季。

今日之灯会，可谓新瓶装旧酒，激光、LED灯等照明新技术一概上场，但中国人借灯会寄托祝福的情怀千载不变。图为南京夫子庙秦淮灯会风光。（视觉中国/图）

东汉永平十年(67年)，从大月氏国(今祁连山一带)“白马驮经”返回都城洛阳的郑愔禀告皇帝:印度摩揭陀国每逢正月十五燃灯拜佛。于是，崇佛的汉明帝下令，在正月十五夜，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据此推断，洛阳城东郊，中国第一座皇家寺院的白马寺，可能是首次官方举办灯会的场所。

汉明帝的宦官蔡伦在不久之后，改良了造纸术，原来造价高昂的纸张成本陡降。洛阳纸贱，这让灯会的主角--灯笼从达官贵人的专宠，迅速走上街头巷尾，进入市井百姓家。灯笼的普及，使得灯会的举办不再囿于官方。

四川大邑鹤鸣山，山深林茂，盛产的毛竹，是灯笼骨架的大好材料。此间就地取材制作灯笼十分方便。东汉末年，张道陵在此创立正一盟威道--中国道教的前身，俗称五斗米道。只需缴米五斗(约合今日12.5斤)，即可入教，故而信徒众多。逢临“燃灯祭斗”的仪式，鹤鸣山中灯笼赛悬，流光溢彩、灯火堂皇。民间灯会自此滥觞。

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再加上官方的推动，灯会流行于各地，并逐渐脱离宗教信仰的藩篱，演变成节日的重要民俗之一。一年中诸如元旦(古代正月初一)、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元宵等，均有规模不等的灯会。其中元宵节倍受朝野重视，皇家、官府不惜重金措办，开放宵禁，鼓励民众参加，借此寓意“与民同乐”，彰显太平气象。是故，元宵节亦称灯节。

洛阳是隋唐两京之一。那时横贯城市的洛河，水势浩大，流经皇城正南门——端门外，岔为三条水路。其上跨黄道、天津、星津三桥，连接河南的里坊与北岸的皇城。隋炀帝继位后，一反其父对元宵节的“低调”，每年正月十五，“于端门外，建国门(洛阳城正南门，唐称定鼎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从昏达旦……大列炬火，光烛天地……”唐朝武则天时期，洛阳被定为都城，改称神都。神龙元年(705年)，苏东坡的先人苏味道在元宵节诗赛中，以《正月十五夜》拔得头筹，其诗及序，描写的正是星津桥(诗中称星桥)附近的灯会景象:“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以水景见长的西安大唐芙蓉园灯会夜景。（视觉中国/图）

武周以后，帝国的政治中心回到长安。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之间限隔一条横街，据《唐两京城坊考》云:“东出皇城之延喜门，西出皇城之安福门，皇城各街皆广百步，惟此街南北广三百步”。面积几近现在天安门广场的1/3，且距离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西市不远。

这是帝国最为宽敞的街道，也是元宵灯会的“主会场”。景云二年(711年)，安福门外竖起高达二十丈的灯轮，披锦饰绣，镶金嵌玉，悬挂花灯五万余盏，夜幕之中，灿若参天火树，照彻四方。灯轮周围，千余名少女载歌载舞，从正月十四一直狂欢到正月十六。晚唐国力衰弱，但灯会盛况不减。某年元宵，失意宦游的李商隐“闻长安有灯恨不得观”，在乡间惘然追忆“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

西安城墙灯会，欲再现大唐盛世。（视觉中国/图）

宋代的灯会臻于鼎盛，并形成体例，影响至今。开国不久的乾德五年(996年)，宋太祖就“诏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将唐代的三日灯会增至五日。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起，又增加正月十三，共计六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灯会之风愈演愈盛。甚至闹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

讲述宋朝故事的《金瓶梅词话》和《水浒传》里，多处描写到“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的民间灯会。《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吴月娘、潘金莲等众娇娃在狮子街李瓶儿新住处登楼赏灯:“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行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见清风镇上:“家家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不记其数。”“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

北宋有四京，《水浒传》所说京师是指东京开封府城汴梁，热播剧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称汴京。汴梁位于汴河与黄河合流处，因运河交通枢纽发展为大都市。汴梁城由外及里称外城、内城和大内。京师灯会中心就是大内宣德门与外城南薰门之间的御街。

御街长十余里，宽二百余步(相当于现在300米)，中间是御道，两边有御廊、御沟，比唐代长安著名的朱雀大街还要阔绰。不过，《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一段御街，只有15 ~20米宽。这是由于北宋中后期，沿街店铺违规“占道经营”。

每年冬至后，开封府着手在御街上“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蔡绦《铁围山丛谈》也说:“国朝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宣德楼即宣德门(习称端门)的正门楼，设有赵官家御座，是皇室饮酒赋诗猜谜(灯谜始于北宋灯会)赏灯的御楼。沈括《梦溪笔谈》曾记:“元祐六年(1091年)，高丽使人入贡，上元节于阙前赐酒，皆赋观灯诗，时有佳句……千仞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

沈括和蔡绦提到的彩山，又称灯山，官名鳌山，是一座在灯会中央搭起的高台，状如神话里的巨鳌，堆满成千上万盏花灯。《大宋宣和遗事》记录过一座“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的鳌山。宋朝的鳌山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机巧新奇，后世皆无出其右。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这样的鳌山简直就是一组高大壮丽的人工灯光喷泉。而南宋时，宫廷用琉璃制作的鳌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足令观者瞠目结舌。

宋室南渡以后，仍奉祖宗陵寝所在的汴梁为京师，只将杭州升格成临安府，称作“行在”。元朝初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犹谓之“行在城(Quinsay)”，斯时宫阙尚存。

“行在”临安城挤在钱塘江与西湖之间，城南山峦起伏，城北则是通向大运河的湿地，故而城郭狭长。又因地势南高北低，大内只能筑于南城，无法像其它中国都城那样，坐北朝南。

临安虽然位置面积空间均不及汴梁，但人口众多、商业兴旺、手工业极为发达。其灯会“愈加精妙”，不唯场面胜过汴梁，还在官巷口至众安桥一带出现了售卖花灯的专业市场--灯市。灯品制作也竞出新意，除了前面提到的琉璃鳌山，还有魫灯、无骨灯、珠子灯、罗帛灯、羊皮灯……“景物奇巧，前无其比”。

淳熙二年(1175年)，正值史称“乾淳之治”的中兴时期，任职仓部郎中的辛弃疾，见识了风流豪奢“前无其比″的临安灯会，矢志抗金的他心情复杂地写下《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观灯人潮。（视觉中国/图）

一切恍若盛世。隔淮分治、议和又成的南宋偏安“钱塘自古繁华”之地，耽于“内外无事、天下升平”的幻梦，不愿醒来。王师北定之日渐成遥遥无望之期。

数十年后，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赵忠惠守吴日，尝命制春雨堂五大间，左为汴京御楼，右为武林灯市，歌舞杂艺，纤悉曲尽”。纵然生为宋太祖十世孙的赵忠惠煞费苦思，也未能让目睹汴梁旧宫的皇室，唤起“收拾旧山河”的雄心。西湖歌舞不休。

德祐二年(1276年)，“行在”临安的最后一个元宵节。蒙古兵马已临城下，宫廷乐师汪元量预感城破只在须臾，抚今追昔，不胜凄怆，填词云:“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洛”。是夜，临安城内灯火寥落，管弦无声。

然而，千百年来，无论遭遇动荡还是安居太平，无论身处异国还是漂泊他乡，只要生活在继续，中国人元宵节的门楣上，就会挑出鲜艳的灯笼，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它们连绵不熄，像希望一样，照亮脚下坎坷或平坦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