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00年明朝陆军武器我想说明末军费为什么这么高(三) 装备

所谓军用不成熟，魔杖不能不利，各种武器消耗量巨大，同样价值不菲。

萨尔浒、辽沈、广宁三大败后，据工部天启二年统计，共发过各类火器炮铳15019门（位）。各种枪42092杆，刀124,761把，角弓42,800张，箭246万4000枝，丝弦64,600条，盔36万0209顶，紫花梅花等甲26万1,589副，绵纸甲14,000副，顺天、山西、大同、宣府四镇代造盔甲一万副，胖袄裤四万副。清硝130万零6950斤，硫黄37万6200八斤，火药9万500斤，大小铅弹一1004万2368个，大小铁弹125万3200个，铁蒺藜7万8170个。黑铅60万斤，真钢4万斤，建铁27万斤，炼过建铁39万250斤，炼过西铁10万斤，不堪炮甲代铁22万1000斤。生血水牛皮1万张，生熟黄牛皮8千张，牛角4万块，牛觔13000斤，鱼鳔5千斤。连七纸30万张，京高纸3千刀，桑皮纸1千刀，五色布44260疋。以及如长柄斧、撒袋、箭捍竹、枪杆竹、稠木棍、藤牌、丝绵、新绵花、旧绵花等等杂项，数量惊人。

各类装备也是价格不菲。京师盔甲厂、王恭厂的京匠，每造甲一件，照新估要1.05两。各地的盔甲，根据样式、质量不同，估价在二两至三两之间。一张弓2两，一支箭矢5、6分。各类枪铳，平均一支要3两左右。更先进的红夷大炮，据孙元化疏陈，每一门需费千百金，还有2~3%的残次品，其费既十倍。而且，京师工料之贵又三倍，厂库钱粮之难又百倍，陋规清革之难又万倍，实在是用不起。

武器还算是耐用品，衣物则属于易耗品，北方苦寒之地，士兵每年都要发放御寒衣物，山海路的将士有布花、皮袄之赏，每人布三匹，每匹折银二钱五分，（棉）花一斤半，折银九分，共计银八钱四分，每年八九月给赏。另外还有“制式”的棉衣，叫做胖袄，由各省额解入乙字库，一度各地每套折银1.5两，由中央统一生产。可以想象的出，由官家制造能造出个什么东西，负责官员鑽谋管造，内俱黄棉败絮，跟现在的黑心棉有一比，难当风寒，将士意见很大。皮袄似乎仅辽东才有，别镇未见记载，炤旧例六钱，天启六年起魏忠贤增为八钱，似乎不定期，大约2、3年发放一次。没有皮袄的年份，如没有其他赏赐，通常会多发一点，如天启二年八月，每军给银一两，以备御寒衣服之费。九边上百万军队，每年每人一两也是一笔不得了的支出。

大量的装备发往前线，却未必能发到将士手里，天启元年九月，王在晋上表称，边兵皆带有随身甲仗，旧兵及新募兵、土兵、招来溃兵未必全无遮身之盾，现在又已往前线解过铁甲八万七千五百副，又旧甲铁叶可用者一万副，盔八万二千一百顶，广宁仍报告有将士着氈帽布衫，执棍为兵，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还有更混乱的，崇祯三年七月，有人发现静海县独流镇张选吾家，有杭州商人郑明宇于天启五年八月寄存的胖袄640领，䩺鞋640双，裤640件等。天津居民宋应登家，有江西建昌解户王新城于天启七年正月寄存的弓箭12箱，计弓2861张，弦1988条，箭23676支。十二月通州东门观音庵，又发现浙江金华府委官苏姓者，于天启六年正月寄存的储胖袄1480件，裤418件，鞋686双。咫尺京师，四、五年的时间居然无人过问，递解官员不知去向，未入库也无人查问，如此没发现的不直到还有多少。

马匹

比起武器、衣物，战马更是名副其实的吞金兽。战马有生命，就有生老病死，这就注定它比其它物资更娇贵，更易耗。作为激烈厮杀的辽东战场，马匹消耗更是触目惊心。

抚顺之战，张承胤阵亡，后金号称歼敌一万，仅300人逃脱，阵获战马9千，就是明军全是骑兵，也不可能缴获如此之多的马匹，明朝战后统计总共阵亡3158名，后金夸大显而易见，但缴获几千匹马可能还是有的。紧接着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亏输，战后统计，阵失马骡驼达28600余匹头。熊廷弼接任后，请兵18万，战马9万匹，总督文球又请给援辽兵士每四名配置驮马一匹，所以又将计划增改为10万匹。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未与敌人进行过大规模战斗，但屡次小冲突累积起来，仍损失战马1506匹。而且这只是战损，并不表示全部损失，四十八年二月熊廷弼疏称，衙蠹索钱沉压，合营马匹至两月不与草料者，以至剥军倒马，玩法坏事之类不可胜数。三月，兵科给事中薛凤翔劾道臣阎鸣泰，马匹草料累月不给，令其饥饿倒毙，将官不敢问，玄武营马军曾号泣赴诉于经略，即一营而各营可知。由此可知恐怕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也不小。不过到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离任时，明军马匹虽然没能达到10万匹，但也有了65961匹之多。

转年三月辽沈大败，十几万明军丢盔弃甲，一路逃到河西，巡抚王在晋在广宁召集流亡，6万多匹马仅剩得3544匹，不过随着关内援兵赶到，又带来马骡19100余匹头，此外买马5068匹，到七月又有了马2.7万余匹，而且朝廷仍在加紧各处调募，看起来似乎势头不错，可巡抚王化贞的无能很快造成了巨大灾难。九月，据王在晋奏称，抚臣自买马万匹，边兵带马及太仆寺马，统计共43300匹，可驭马无人，秣马乏料，致多倒毙。倒毙多少呢？熊廷弼疏九月从前屯报称，马仍不及三万匹，缺料倒死者不胜报也。也就是说，至少自己給喂死了1/4。到十月，据王在晋统计，各省直共调马59875匹，募马23000匹，共计近83000匹，而仅剩54000余匹，倒死近3万。兵部尚书张鹤鸣指称，道将若肯留心餧餋，何至倒死过多，且不报倒死之数，止催买马，虽多何为？其实不光王化贞管理不善，熊廷弼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据李宗延奏称，熊廷弼7月离京时，选京营马6046匹随行，到十月时已经倒毙933匹，发往广宁2836匹，又因京营战马水草骄养，不耐霜雪，在广宁毙坏殆尽。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大败，再次输了个精光，据王化贞书云，溃兵逃入关者，携带马匹不下2万匹，但由于御控不力，溃军一哄而散，马匹自然也难以留存。到六月，王在晋报称广宁八万匹马，而今仅存十中之一矣。

两年两大败，损失马匹十几万匹，大明元气大伤，再也无力迅速补充，到当年年底，新任辽东巡抚阎鸣泰奏报，总计山海关仅有马11743匹。直到两年半以后，天启四年五月，孙承宗才奏称，其有马57324匹，仍然没达到辽沈、广宁之战时的数量。不过这已经是老孙拥有马匹的顶峰了，到天启五年，由于阉党群起而攻之，孙承宗被迫又裁减了5649匹，只剩53852匹头，比一年前还少了1000多匹。

六年二月宁远之战后，督师王之臣，报关内马骡见在15600余匹，关外马骡见在23000余匹头口。户部质问，孙阁部清汰后，统计关外有马33852匹，料豆马乾俱照此数给发，现在说只有20884匹，多发的怎么算？王之臣回答的很硬气“司道所报者，或收余前后参差，此多寡悬殊之故也。应撤者撤，应更者更，应补者补，自是臣等职掌，便宜调度难以胶柱，兵马既有更移，钱粮亦有消长，总之不出额外而已”，他有魏阉撑腰，当然不怕户部质问。户部问的也是蹊跷，关外刚经历大战，损失战马难道不正常？不过山海关并未受兵，马匹仍损失一半，甚是难解。

有人奇怪，宁远之战又没有野战，何以损失战马如此之多？天启六年十月，兵部尚书冯嘉会的奏章可以作为解释，关外之马20800余匹，在中前以至宁远五大住城者，11000余匹（每城也就2000多匹）；在铁场以至长岭二十一边堡者1700余匹；在前锋联络，分布于中左，连山高桥诸处者8000余匹。总数似乎不少，但实际上要分散布防于200里之间，每处都不算多。这也是处于防守状态的农耕民族的无奈之举，原因是敌人并不总是大规模来犯，平时小股敌骑的袭掠更为常见，所以马匹并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都集中于野战军中，而是被迫分散保护各个据点，因此极易被敌人各个歼灭。

虽然兵部上书冯嘉会也认为关外马匹确实不多，但依然无力补充，到宁锦之战前夕，明军仍然只有36458匹，甚至比一年前还少。到半年后袁崇焕复出时，关内外仅剩马骡22847匹。所以在此之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关宁铁骑”，要到崇祯二年下半年，经袁崇焕大力扩充，马匹达到了81603匹，关宁军才拥有可以野战的大规模骑兵部队。随着袁崇焕获罪被杀，关宁军再度开始走下坡路，等主力部队于大凌河之战被歼灭之后，明朝就再没有财力组建如此规模的骑兵部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