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评价体系相对平行的发展演变着，有时还会交叉影响，上层文人会为下层市民提供原始史料，市民阶级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延伸发挥，创造出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传说；但当民间的传说自行发展成为独立的故事时，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上层文人，《算山》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单纯地以史料为基础的自为性演变需要长时间缓慢地运作，只能够作为宋元时期周瑜形象裂变的基础，却无法成为解释这一突然而剧烈的形象变化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从周瑜本身内在变化之外寻找其他外力的作用。

一、正统论的影响

正统论一般被认为是人物评价体系中最大的外力条件。我们要承认，正统论的确有它非常重要的作用，官方的宣传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示出它的效果，但它会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这种类似于洗脑一样的行为有时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效果，其中最好的例子应当属诸葛亮。

但是这种外力有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就是必须形成长时间、不间断地连续性宣传。官方宣传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示出它的效果，尤其是在民间，这点很关键。从周瑜自发性的演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民间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这套体系相对封闭而且根深蒂固，若想从外力影响它，只能选择一点一点从外围渗透。

在三国人物的评价体系上，“正统论”像走马灯似的来回变换，尊刘尊曹频繁变动，上层官方尚没有统一意见，更无论下层的百姓。所以，下层人民依然坚决保持着自己“尊刘”的态度，而且随着诸葛亮与关羽官方地位的提高变得越发坚定。

但是我们不能说正统论对下层社会一点影响都没有，相反，它却在一些它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文人苏轼的笔记《志林》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整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段文字经常用来说明正统论对民间评价体系的无用性，因为其中清晰地描绘出市民阶层“拥刘贬操”的审美倾向，也是民间三国故事流传的基本情感基调，而北宋是以曹魏为正统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笔记中没有提到孙吴的人物，也就是说，至少在北宋时期，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是曹操，市民阶级中还没有明确的贬孙吴的情感倾向，或者说，是对孙吴采取一种忽略无视的态度。

二、《三国志平话》中贬吴倾向

但是到了宋元之际的《三国志平话》中，孙吴人物的形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对其极尽嘲讽之能事。相比之下，反而是真正处于刘备对立面的曹操，作者倒多了一定的敬重之情，而且还有大篇幅刘备与曹操协作抗敌的情节。也就是说，至少在《三国志平话》中，还没有形成之后《三国演义》里的联吴抗曹的方针，倒是有几分联曹贬吴的倾向。

如果说，正统论真的向我们想象的那般无用，那么根据商业化的规律，宋元之际的《三国志平话》应该演化成一本旗帜鲜明的歌颂刘备批判曹操的著作，说书人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心思与笔墨去改造处于矛盾边缘的东吴人物，如果单纯地从满足听众的角度来说，不如把这些功夫用在改造曹操身上，这样既经济又实惠，才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所以，就像我们说过的，下层人民需要持续性的渗透才会达到某种效果，而三国评价体系中唯一真正长时间持续作用的只有“轻吴”的倾向，无论是尊曹还是尊刘，东吴都是处于忽略状态，但反而是这种忽略状态却使得东吴集团被动的发展起来。而宋代发达的商业无疑加速了这种现象。

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三国志平话》中整个东吴集团已经完全沦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因此对东吴人物的处理，作者也采取了一种平面化且低层次的单向手法来进行贬斥，其目的就是反衬出刘备集团人物的忠义智信。这可能并不是作者主动去进行的，只能说是正统论的附带品，但客观上却产生了贬吴的效果。

在整个东吴集团集体遭到轻视而遭到贬损的氛围下，周瑜也不能幸免，但周瑜形象的发展却又有其特殊性，与东吴集团的其他人物稍有不同，周瑜的形象带有明显拼凑的痕迹，这是两种外力不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东吴的其他人物取其身上本有的一个缺点或依照某种性格不断演化扭曲，而周瑜的转变却是完全颠覆性的。上面已经论述过，周瑜形象的演变与诸葛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元之前，诸葛亮就已经开始通过与周瑜对举，不停地从周瑜剥落功绩附着于自己身上。而宋元时期，周瑜的形象逐渐趋向诸葛亮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心胸狭隘，才智平庸的周瑜。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上真实的功绩附着于诸葛亮身上的同时，周瑜身上却也增加了一些本不属于他自身的功绩，历史上的草船借箭是孙权的事迹，苦肉计、火攻计若说起来也应是黄盖的计谋，周瑜只是批准了而已。

但在平话中，这些都被归功于了周瑜，一面贬损又一面人为地歌颂，这与孙吴其他遭到全面丑化的人物不尽相同，也与民间平面化处理人物的形式不尽相同，所以产生了三国人物中特殊的出色与平庸相结合的割裂效果，这个问题恐怕与宋代特殊的历史境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