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帮儿子还网贷 把头发染黑怕显老被老板辞退
父亲帮27岁儿子还网贷:不敢显老 怕老板把我辞退
一开始赢了,接着是输。输多了,就借钱赌。
银行、网络平台、民间机构、同学朋友,刘舟都借遍了。不过一年时间,他的“信用清单”布满孔洞。
这个27岁的年轻人堵不住那些洞,他的劳动履历是一条虚线,长长短短的空白处是失业和欠薪。
直到被催偿的方式吓怕,刘舟终于和他最不愿说实话的人开了口。
“你就当没欠过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父亲刘兴旺知道实情后对儿子说。接下来,他清偿了刘舟近30万元的债务,还有10万元,他仍在“想办法”。
从刘舟2岁起,刘兴旺就外出打工,除了过年时团聚,父子每月通1个电话,每次不超过5分钟。电话的内容,“以前说我学习不好,只知道要钱,后来工作了,说我不知道攒钱”。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数据,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刘舟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样,对父亲“印象模糊”。时间与空间的隔离造成父子交流的障碍,因为“怕他又要说我”,刘舟刚开始借钱的时候,打算对家里隐瞒。
最终,还是存在于这个家庭数十年的模式再次发挥作用:家里缺钱、父亲给钱。刘兴旺把儿子戳出来的洞一个个补好。
刘舟至今不知道父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已经还上的30万元,相当于刘兴旺不吃不喝打工5年的收入。
决定
刘兴旺听见刘舟在电话里哭,他闭上眼睛,手微微发抖,急得不停跺脚。刘舟在湖北武汉工作,刘兴旺在福建福清打工。几十分钟前,是妻子先打过来,说起儿子欠债的事,她哭得话都讲不清楚。
哭声混入机械车间巨大的噪声,刘兴旺心烦意乱。他没怎么听过孩子哭,忽然想起刘舟小时候生病,他和妻子不知所措,在老家的诊所和医院间辗转,娃儿在怀里哭。那种无措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30万元,这个数字太大了。
两年前,刘兴旺在武汉郊区给刘舟买了房,首付款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还欠着亲戚3万元。他想,还有谁能借钱?同学、亲戚、同事的名字挨个出现在脑子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的脸也浮现到他眼前。
55岁的刘兴旺没走出过“车间”,这个湖北农民背着一个包,在广东、福建的十多个市的流水线车间漂了25年。给儿子还债,他顾不上面子,只要存了电话号码的人,刘兴旺就拨过去,试探着“碰碰运气”。很多人一听说借钱就把电话挂了,他会再拨过去,赔着笑。
很快,刘舟的手机收到第一笔钱到账的提醒。他回忆,那一刻自己愧疚、气恼,也稍感轻松——欠的不是小数目,但在赌的时候,“脑子一热就下注了”。
第一次赌,刘舟赚了。他当时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听同事说起一款“湖北快3福彩”软件,当晚就下载了。那段时间,他新交了女朋友,刚换了工作、住所,手头有些紧,想赚点小钱补贴生活。
他不是没听过被赌博毁掉一生的故事,一开始,还给自己划了一条线,输到1000元就不玩了,“怕越输越多”。
几天后,他确实删掉了软件,但只过了两天,他忍不住又下载了。“说不定能回本呢”,刘舟把手上的闲钱都投了进去,很快又输光了。他气得删了软件,等发工资后,又下载了,投注金额也达到一次上千元。
1000元,是刘舟当时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饭钱,它同时相当于刘兴旺在轰鸣车间里工作30个小时、生产200个百叶窗或175个空调出风口的报酬。但在网络赌博软件里,它仅仅是四位数里最小的那个,一个轻易就能扔进去的筹码。
在福建福清一家铝合金工厂,55岁的刘兴旺是车间主任,需要待在一线盯生产。他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里,屋里有一张床,没有衣柜和餐桌,水壶、碗筷、衣物等就摆在几张塑料椅上。
这已是刘兴旺打工生涯里最好的住处。常年独自生活,他很少在具体的层面感受到亲情,但听到儿子求助,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替儿子还钱。
当选择与家庭相关时,他向来果决。
25年前,他在湖北仙桃一家乡镇企业工作,每月收入100元。妻子下岗了,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里。刘舟经常生病,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他甚至信过偏方,借钱买血输给儿子。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刘兴旺决定去打工。
年轻时,他早上投简历下午就能找到工作。到了2014年,刘兴旺50岁,在一间私人旅馆住了整整2个月,才得到工作机会。“我突然发现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但为了家,他必须扛住,“我不上班,整个家就不能开门。”
这一次,他又为儿子扛下了所有债务。他说不出亲情、家庭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是父亲必须要做的事”。
真相很残酷,更残酷的是真相并不完整。努力筹款8个月后,刘兴旺得知,儿子还有一笔10万元、月息25%的欠款没有说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眼中老实、胆小的儿子竟然会找上私人借贷公司,“他从小缺乏父爱,我也不信有胆量到贷款公司借钱”。
共苦
刘舟最初的隐瞒是因为不信任,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懂他。
他活得像一座孤岛,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也无法真正靠近。丢了工作、被老板欠薪,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赌博更说不得。朝夕相处的女朋友在一天夜里偶然发现他赌,争吵后两人分手了。
2014年大专毕业后,刘舟给学校一位老师打工,每天负责文印、做PPT,或是在老师接了外面的项目后打下手,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2015年,他找到正式工作,2000元月薪,没有五险一金,实习期3个月,薪资要打八折。熟识的同事说,他被公司的人力部门“忽悠”了。
就业市场对这个学历不高、技能平平的年轻人无法友好,这是他两个月里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刘舟回忆,毕业5年来,他没有主动辞职过。他经历了公司倒闭、业务线裁撤,或是被欠薪好几个月。找一份新工作,又花一两个月。公司有没有社保,他不计较,有时没有劳务合同,他都先干着。
有一次,刘舟连续加班3周,没有休息一天,发工资的前夜,他被要求加班到23点。没有地铁,老板让他打车回家,第二天凭票报销。天亮了,被通知不用上班了,他甚至不敢去公司要个说法。
刘兴旺则总是因为年龄大,被儿子这样的“廉价”年轻人挤掉岗位。他是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专生,又有工作经验,是工厂抢着要的技术工人。但每每入职后,工厂都会安排年轻人作为储备干部,跟着他学习。
刘兴旺知道,老板看中他的经验,等年轻人学会了,就会把他一脚踹开。每一次被辞退前,他都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快走了。
“年轻人肯拼,还便宜,工厂老板不会讲情面,眼里只有利益。”时间长了,他习惯了这种充满危机的日子,“你无法左右老板的心,就让自己心态好。该做什么就做,该走人走人。”
刘兴旺吃过很多闷亏。有老板承诺付他7000元月薪,第一个月干完,却翻脸不认,只肯付4500元。他还曾在发薪日被辞退,当月工资被扣到只剩几百元。后来他得知,财务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记录他的工作失误:工具用旧了、工作服磨损了、车间内生产原料未摆放整齐、某批次产品工期超了……儿子在职场碰过的难处,刘兴旺都经历过。
刘舟也曾在工厂车间工作过。他读大一时,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实习。每天站在流水线旁,用检测仪器扫描经过眼前的每一块电路板,如果仪器发出“嘀”声,就说明电路板有问题,要拣出来。刘舟左右两边的同事负责检查电路板的其他位置。
回想那个寒假,刘舟仍感到无比压抑。他觉得自己当时陷入“无限循环”,每天工作12个小时,做同一件事,无数一模一样的板子在眼前经过,耳边是机器的轰鸣。“每个人都呆呆的”,有时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大专毕业时,刘舟曾被富士康录取,做技术干部,进去就是6级工人,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觉得学了软件开发,应该在“有空调的写字楼”里,当一个看起来光鲜的白领。
刘舟放弃富士康时,刘兴旺走进新的车间,直到“像毛巾拧不出水,没料了”,再赶往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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