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南】在组织经济学中，尼斯坎南模型下的预算最大化

经常被引用的断言如下。考虑到反对行为的后果，最能说明官僚预算最大化的合理性。

比如一个下级经理确凿地证明了以目前支出的一半就能得到相同的产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在一个牟利企业中，该经理很可能会得到奖金、提升以及再发现这样节约措施的机会，如果该经理不能指望得到这些奖励，他通常有机会在其他企业中市场化他的技能。而在行政机构中，这个经理最多可以得到口头嘉奖和储蓄债券、平调、以前同事的敌意以及新同事的猜疑。如果哪位官僚怀疑这一论断并能在私人企业另谋高就的话，可以试验一下。

另外一种，在尼斯坎南看来不太成熟的代理行为模型是机构会提供Q*的产出，申请B*的预算，从而最大化其活动带来的净经济价值。产出为Q*时，从赞助人那里获得的边际预算并且根据假定，赞助人的选民从机构产出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机构的边际成本。应当注意这可能与仙女模型没有受损者或半仙女模型受损者也许会，也许不会得到补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政府的干预是为了生产这种商品，而且要生产出有效数量。将产出限于Q,因为在这一点净经济价值消费者剩余加生产者剩余为最大。而不确定世界模型认识到，因为机构成本或赞助人选民需求的不确定性，机构可能寻求的并非是Q*的产出。

尼斯坎南方法毫无疑问是一种“女巫型”，它认为自利的机构首脑会追求无效率的庞大预算。正如会预料到的，由于与拥有较少信息的赞助人谈判，机构成为双边垄断的胜利者，它们承诺Q产量水平，获得B的预算。这样，它们不但丧失了Q*所能生产的净收益中的abc面积，而且还会引起额外的产出，从而导致等量的负净经济值bde面积。在产出为Qa时，除机构得以膨胀外一无所获。机构的扩张使其耗尽了选民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也就否定了它自身。尼斯坎南模型的确言之凿凿。

尼斯坎南考察了机构试图使其预算最大化的种种原因。它包括机构首脑及其关键办事人员的薪金、职务特权，如权力、名望、人情等，以及机构首脑和机构本身的声誉。所有这些变量都与预算规模成正相关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一个自利的成功立法者在任职期间既可行善，也可作恶，一个自利的成功官僚也可行善或作恶，并且预算越大，他行善或作恶都会更多。

由于尼斯坎南模型简练，结论有力，它很快成为集体选择知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第一个真正的供给方面理论一直隐含在需求推动的唐斯世界中一样，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的思想很快引起了众多集体选择分析家的瞩目。即使立法赞助人并不友好，机构的产出也过多。如果立法赞助人友好，机构的产出就会更多，通常的情形也是这样。但是，尼斯坎南模型也受到了诸多批评。

对某些人而言，预算最大化思想是意识形态偏见。他们指责道，像尼斯坎南这样的保守派根本就不喜欢大政府，他的模型是诋毁政府的伪科学。另一些人感到情感受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眼中的机构是人们相互帮助的组织，而不是一群满脑自私的人。这方面的一个先例是赫姆斯特拉和布莱姆耶，他们激烈地反对布莱恩特根据预算最大化思路所描述的联邦食物券计划。其他社会学科学家批评模型的原因在于它与事实不符。

比如，拉坦就对农业研究的公共投资回报率高达30%到60%，远远超过私人公司的预算回报率感到疑惑。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投资不足和公共产出过少。他断定“能把回报率推至20%以下的支出水平无疑将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其他批评家则关注机构产出的成本，即TC的位置。显然，公众对作为供给者的机构的感觉，也包含它们不必要的开支，如400美元的锤子、600美元的马桶。大量研究比较了机构与私人部门产出的成本，并且机构往往看起来不能令人满意，但出于产出质量比较上的问题，这类文献涉及的面还不很广泛。

对尼斯坎南模型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用科学手段检验。模型描述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关系，但如果这些关系无法客观计量，也就难以了解人们谈论的是否同一件事。譬如假定MB,代表选民对国家园林局产出的真实偏好，如果提供这项产出的成本为MC,则产出Q*将最大化园林系统服务的净经济价值。然而，如果国家园林局在与立法赞助人的双边谈判中成功地使其预算最大化，则其产出将为Qa,该机构产出的净经济价值将为零，面积abc 会与bde正好抵消。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绝不可能知道MB1由于国家园林局的性质，其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作为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提供的如风景、历史建筑修复。即使使用者必须显示他们对这些物品的偏好，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被选出的供给者是否通过政治过程准确转达了这些偏好。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机构人员也许会真诚地相信MB.就是对机构产出的真正偏好。如果真是这样，产出Q”就过少而无效率，机构人员也就有理由声称产出Q会使净经济价值最大化。以此类推，赞助人也许会将国家园林局产出价值视为MB。

根据投本选区票模型推断，很可能立法赞助者一般来自于园林、历史遗址，以及娱乐区域坐落的地区，或者来自园林使用者比例很高的城市。因此，这些立法者对国家园林局的兴趣就超过普通立法者。即使如此，他们对其估价也低于倾向强烈支持自己项目的机构雇员。

很可能的是，上述三个函数都会超过选民的感觉MB,因为许多选民或许并未意识到机构力图保护和扩大的园林的历史和自然价值。由于机构对其活动的了解超过赞助者，尼斯坎南提出的预算最大化作为一个目标很可能达到。而因为我们对边际收益函数缺乏了解，所以即使我们真的能确定产出水平为Q*，也不清楚应该得出什么结论。结论之一也许是机构通过提供Q*的产出，力求其预算最大化，但屈从于赞助人的谈判力量，最终只生产了Q*。

第二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是机构实际上是在力图生产Q*，因而使净经济价值而非其预算规模最大化。这两种结论大相径庭，但又都与产出Q*的存在相一致。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由于尼斯坎南预算最大化假说给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该解释又与许多人所观察到的政府规模过大的现实相符，因此它在集体选择的荣誉殿堂上赢得了永久的一席之地。无论该模型是对还是错，它致力于研究制定规则的立法者与执行规则的机构间的矛盾总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贡献。

铁三角思想似乎过于含混，但尼斯坎南的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模型却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将考虑有助于理解立法－行政之间交互作用的一些新观点。许多观点都必然涉及组织经济学，而过去经济学家普遍忽视组织。组织可以定义为为一定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相反，经济学家宁愿使用更模糊更不正式的概念，从而无须研究现实中的组织。

例如他们假定市场由自愿的买者与自愿的卖者所形成，企业生产商品和服务。尽管这种高度抽象令一些人困惑，但由于其简练，经济学家仍愿采用。他们认为如果简单假设就可得出可验证的命题，那么即使复杂假设更接近现实，又何必非用不可呢？每一个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意见，即判断假设不应根据假设本身是否现实，而要根据由其得出的预测是否有效。

尽管传统如此，但近来经济学家也对组织，特别是激励在决定经济结果中的作用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莫用三要素刻画了对组织经济学新兴趣的特征：一是合约观，二是注重等级控制，三是委托一代理模型的运用。

尽管有少数经济学家按行为方式理解组织经济学，但合约方式一直更为普遍。1937年，罗纳德·科斯以合约为中心对企业的存在作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解释，换言之，当合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增加利润时，企业就会作为社会组织单位而产生，从而权威作为控制机制替代了市场。为了说明科斯的论断，我们假定一制鞋商对怎样经营他的店铺有两种选择。一是一个人经营，鞋的生产和销售所必需的一切交易都通过市场进行。例如，每次购买皮革和雇用工人都要签订一项合同，尽管某些合同程序的确可以简化，但每使用一次市场都会产生成本。

制鞋商的第二种选择是以等级制度替代市场作为经营店铺的手段。奥利弗·威廉姆森，组织领域的一位带头人，对这两种选择作了如下比较：“市场交易涉及自主经济实体间的交换……等级交易中一个管理实体凌驾于交易双方之上，通行某种形式的从属关系，并且一般都获得了统一所有权。”

替代每次都使用市场的交易，制鞋商可以雇一位帮工鞣革，制造甚至销售鞋。制鞋商还必须使用市场做某些事情，比如购买未鞣制的皮革，但是雇用一位多面手作为下属的交易费用可能低于一系列市场合约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由于这一系列契约合而为一……从而这个人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合约的本质在于它说明了企业家权力的限度。”尽管以制鞋商的简陋店铺作例子似乎有点平实，但它浓缩了许多重要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议会或其他立法机关与假定受规制的官僚机构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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