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时百余人唯二人得还为什么

“自人类远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这是马可·波罗对元世祖忽必烈的赞词。

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争议颇多，因《马可·波罗游记》出自鲁斯蒂谦之手，他自称与马可·波罗一起被关在热那亚狱中，集其死前口述而成。鲁斯蒂谦是小说家，还编造过亚瑟王的故事。

《马可·波罗游记》中一些细节惊人的准确。

马可·波罗称忽必烈寿命“足约有八十五岁”，与《元史》“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的记载不符。学者李鸣飞考证，拉施都丁在14世纪初用波斯文写成的《史集》中，称：“忽必烈合罕（即可汗）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去世。”

85岁、83岁、80岁，三种说法可能都正确。

拉施都丁用伊斯兰太阴历，蒙元用突厥太阳历，每30年多一年，正好差两年多，如按虚岁算，马可·波罗说“足约有八十五岁”亦合理。

透过争议，另一事实引人注目：中国历代皇帝均寿39.2岁（统计标准不同，结果略异），忽必烈超出一倍多，排名历史第五（前四名是乾隆的89岁、梁武帝萧衍的86岁、武则天的82岁、宋高宗赵构的81岁）。

忽必烈身体欠佳，中年便患了痛风，他的父亲拖雷只活了39岁，同父同母兄弟中，大哥蒙哥寿至50岁，三弟旭烈兀寿至48岁，小弟阿里不哥寿至47岁（一说是被毒死），都不算长寿，则忽必烈的长寿堪称医学奇迹。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被挤到幽燕 反而崛起

“他（指元宪帝蒙哥）让幼弟阿里不哥统帅留下来的蒙古军队和斡耳朵（一般写作斡鲁朵、鄂尔多斯等，游牧民族皇帝的近卫军），把兀鲁思（封地）交给了他，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在他那里。”从《史集》的记载中，可见蒙哥本打算传位四弟阿里不哥。

没想到，1259年8月11日，蒙古大汗蒙哥突然逝于钓鱼城，未明确接班人是谁，引发继承危机。

蒙哥的父亲是托雷，成吉思汗的幼子，据蒙古“幼子守灶”（即幼子继承制）习俗，继承了最大部分遗产，他和正妻忽黑塔尼·别吉共四子，蒙哥是长子。蒙哥任大汗后，派旭烈兀向西讨伐，忽必烈向东“统治蒙古、汉地民户”。

忽必烈知蒙哥有排挤之意，询问名将木华黎的曾孙霸都鲁：“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

霸都鲁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忽必烈大悟：“非卿言，我几失之。”遂建开平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即元上都，忽必烈后在此称帝。

忽必烈盘踞河西，蒙哥并不放心，“命阿蓝答儿、刘太平会计京兆（今陕西）、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元代官员“畏钩如虎，人人谈钩色变”，其中结合波斯“忽尔扎”（特别法庭）制度，钩考官可拘押官员、刑讯拷问，忽必烈的班底多受牵连。

元世祖文武皇帝像

亲近儒学 事出有因

钩考打击了忽必烈派，但也强化了其内部团结。刘太平等人滥施刑罚，引发基层强烈不满。最终，忽必烈采纳儒生姚枢的建议，将王妃和子女送回漠北，“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打消了蒙哥的疑虑。

对于此次钩考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忽必烈信任汉臣，推广“汉法”，触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进而提出，忽必烈一开始便亲近儒家，“向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所以他登基后，“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

这些记录多出自儒生，忽略了忽必烈对儒生的态度分两个阶段：从1242年到1262年，是逐步认同的时期；1262年到1294年，是逐步疏远的时期。

忽必烈亲近儒学，原因是“思大有为于天下”。

窝阔台在位时，蒙古内部便有争议。近臣别迭认为：“汉人无补于国，而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争辩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所以，初期汉地征收课税使“悉用汉人”。

蒙哥派忽必烈去中原，便因“汉地不治，河南尤甚”，金朝最盛期，此地人口达七百六十万，蒙古破金后，人口已不足百万，不得不靠“汉法”来恢复。

其实，忽必烈亲近儒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身体不佳，需儒医调理。

身患痛风 出入乘象

忽必烈在登基前便已患痛风，当时才40多岁。因痛感强烈，他出入较少乘马，多靠大象，即元代张昱在《辇下曲》所写：“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

《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

忽必烈晚年征乃颜部回京时（1287年），已秋末冬初，痛风发作，足部痛苦，宿卫贺胜“解衣抱持，温以其体，上（指忽必烈）乃安寝达次舍”。

贺胜的爷爷贺贲是世侯（即当地土豪，经政府认定，负责管理地方，是辽宋金元时期管理北方汉人的特殊制度），从地下挖出白金7500两，将其中5000两献给正准备征云南的忽必烈。

忽必烈说，这是老天爷给你的，不用献给我。贺贲说，您刚被封在这里，我就挖到了白银，可见这是老天爷赠给您的，我不敢私吞。忽必烈遂收贺贲之子贺仁杰为宿卫。

蒙元任官，多取“大根脚”（即怯薛，近卫军）制，元朝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出身于此。担任贵族的宿卫，是当大官的捷径。贺仁杰后任上都留守，他的儿子贺胜16岁便入值，父子一起当宿卫。

乘象安稳，却有安全隐患。一次，忽必烈所乘大象受惊，贺胜挺身而出，拉住了缰绳，因此受重伤，数月才好，忽必烈则毫发无损。

据马可·波罗记，在宴会上，忽必烈常一边饮酒，一边将病足放在冰桶中镇痛。

马可·波罗画像

每日饮食 医生把关

痛风患者需注意饮食，恰好是儒医所长。

宋之前，儒生以从医为耻，但宋太宗善医，宋廷鼓励学医。据《宋史》记：宋徽宗政和时，“州、县学分别置医学斋，教授生徒。每路从现任官内，选出两位在医学上颇有造诣者，到诸州检查教习，《内经》《道德经》置博士，《圣济经》兼讲”。

宋代林亿称：“不读内经（指《黄帝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将学医与学儒统一起来。

据学者铁佳鑫在论文《元代儒士从医研究》中钩沉，忽必烈身边著名儒医有耶律楚材、窦默、许国祯、申屠义、赵友、罗天益、李纲等。

元代医家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说：“昔日祖皇帝，饮食必稽于本草，动静必准乎法度。”“世祖皇帝圣明……依典故，设掌饮膳的太医四人。”忽必烈每日饮食，均由医生把关，以避食物之间冲克、引发痛风，且记录在案，即“每日所用，标注于历，以验后效”。

忽思慧推崇儒医的“保健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不及之”，所以忽必烈“圣寿延，永无疾”。

在忽必烈帐下，不仅有儒医，还有回医、景医、蒙医、色目医等，罗天益曾遇“针灸科忽教授”，“忽教授”（忽公泰，蒙古族）还传了他一些技术。

一次，某“博尔赤马剌”（即怯薛中御厨长）喝马奶酒过量，腹部肿胀，“巫师祷之不愈反剧”，经罗天益诊治，第二天便痊愈。

儒医善调理，契合忽必烈所需。

甘愿减寿 为医生续命

儒医因专业才能，得以接近忽必烈，取得了类似“大根脚”的地位，他们借机发挥政治影响，最著名的是窦默。

窦默是河北肥乡人，被金朝列入签军（相当于壮丁），蒙古灭金时，家人皆死，他入赘王家，学习了王家的针灸术，因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被忽必烈征聘。

据学者朱红梅在《儒医名臣窦默》中研究，元初政坛上有“邢州学派”“正统儒学集团”“经邦理财群”“金源文士群”等儒生派别，彼此合作较少。

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张易、王恂等为代表的“邢州学派”（邢州即今河北邢台，前三人是邢州人，后二人曾在邢州学习，合称“邢州五杰”）因重实用技术，得到忽必烈的重视，“邢州学派”与“正统儒学集团”的联系人，便是窦默。

窦默多次提出建议，被忽必烈采纳。窦默八十大寿时，忽必烈亲往祝寿，甚至说“此辈贤者，安得请于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要拿自己的寿命给窦默续命。后来还说“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窦默字汉卿）及李俊民二人”。

当然，忽必烈能长寿，也不完全靠医疗，他也很喜欢运动。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延续旧俗，常在大都郊外柳林举办春猎“飞放”，他9次亲自参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他至少带有一万捕鹰匠和五百只大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象抬着室走……几处禁地在五天路程以外，又有几处在十天或十五天路程以外的。”

元世祖御驾图

太医院兼容并蓄

得到儒生支持，在与阿里不哥争权中，忽必烈完胜。

中原富庶，而“哈剌和林城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合汗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飞”。阿里不哥走投无路，去见忽必烈，忽必烈擦去他的眼泪，问：“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说：“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随着权力稳固，忽必烈对儒生的看法渐渐改变。

一是“邢州学派”中坚张易因策划诛杀宰相阿合马（此说有争议）被杀，刘秉忠、廉希宪（维吾尔儒生）、赵良弼（女真儒生）均受怀疑。

二是吸取南宋亡国教训，认为“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三是姚枢等反对灭南宋，让忽必烈寒心。

况且，忽必烈不只靠儒医，还有色目名医答里麻、鄂拖曼以及拂林医爱薛，拂林是法兰西音译，时人称欧洲为拂林，爱薛可能是叙利亚的景教徒，忽必烈为他建崇福司，任他为崇福使（相当于景教教主）。

元朝还设立广惠司推广回医，“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合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明史》称“元时回回遍天下”，名医聂只儿就是回医。

在元廷中，有“御位下舍儿别赤”，舍儿别即糖浆，也里可温（元人称基督教士）撒必曾用糖浆给拖雷治病，后代遂任糖浆御医。

兼收并蓄，故元代太医院名称、品级、设置、归属等反复变动，儒医未长期主导局面，儒生的影响就更不确定了，倒是忽必烈得到了长寿。（责任编辑：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