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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大师,最具挑战性和颠覆性的见解,莫过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译者、翻译家屠岸先生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生卒日于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翻译看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谈会上所做的预言了。他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汤显祖的影响会传遍全世界,甚至要超过莎士比亚。
在两位大师逝世400周年纪念的时间节点上,屠岸做出这样的预言自然有自己的依据。在他看来,从伟大性上讲,两位戏剧家不相上下。之所以在一个时期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比汤显祖大一些,是因为大英帝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所以莎士比亚,还有英国文化借助大英帝国国力传遍全世界。但中国国力在很长时期里显然不如英国,现在中国崛起了,汤显祖扩大,甚至赶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也就可以预期了。
汤显祖已不是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同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张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将汤显祖比肩莎士比亚,有希望“文化崛起”的心态在其中,有意无意间突显了“我们也有”的心态,符合从上到下“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态度。但实际情况是,在我们习惯用“东方的莎士比亚”的称号来解释汤显祖的文化地位时,莎士比亚却用不着“西方的汤显祖”这个说法来帮忙。而且当“莎士比亚”在全世界的戏剧舞台上依然兴盛活跃的时候,汤显祖和他的“临川四梦”早已不是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面目美好,却遥远空洞。
当然在张冲看来,有这般巧合促成了今年的文化盛况,总归是好事。虽然把莎士比亚与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戏剧家做比较,并非是今年才有的现象。无论中外,早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如美国汉学家白芝几十年前就发表过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论文,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当时大多限于学术圈。而今年适逢“汤莎年”或“莎汤年”,有了媒体和网络的助推,使得两位大师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好奇、注意和了解。
汤显祖
这并非虚言。为纪念这两位大师,在今年的伦敦书展现场,就举行了《牡丹亭》《莎士比亚悲剧六种》新书发布及研讨会,与会专家畅谈对两位大师的理解。已有250年图书经营历史的萨瑟伦书店总经理安德鲁·麦格秦表示,该书店计划将会上发布的英文版《牡丹亭》纳入2016年度的书目推介名单,向其全球客户推荐。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邀请戏剧表演艺术家演唱了昆曲《牡丹亭-惊梦》的片段。同时,两国共同纪念两位大师正是落实去年共同签署的10个文化创意、文化交流协议的一项具体行动。此次伦敦书展还举行了“用戏剧参悟400年的中西文明梦”讲座,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如此给人感觉两位大师已然是并肩而立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学界诸多人士表示了不同的见解。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国华直言,汤显祖不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只是中国的汤显祖。“我国古典戏剧远远没有达到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度,而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一个人,同时代还出了一大批相当辉煌的剧作家,他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剧本,甚至有的作家的作品直追莎士比亚。另一方面,汤显祖也写了很多著作,但被翻译到外国,能被国外知道的有几部?”
据汤显祖戏剧最新英译本译者张玲介绍,国外缺乏汤显祖其他戏剧的译本,国外读者对汤显祖戏剧的了解,主要还是停留于《牡丹亭》——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从1646年汤显祖戏剧最早传往海外迄今,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播,汤显祖戏剧或者说《牡丹亭》,在英文文化国家文学层面、艺术表演层面,形成比较好的接受基础,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和全面推进汤显祖戏剧在国外的传播。”
中国古典戏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但不一定“很世界”
话虽如此,即便有更多汤显祖的作品被国外读者认知和了解,是否就意味着汤显祖的世界影响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陈国华表示,对汤显祖的世界影响有如此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流传甚广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说法。必须看到,中国古典戏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但不一定“很世界”。汤显祖及以他为代表的戏剧家的作品,或许能够引起国外读者某些方面的审美感,但缺乏能引起全世界共鸣的东西,它地域化过强。“比如白先勇昆曲版本的《牡丹亭》在国外很受欢迎,但也仅是从表演、唱腔、戏剧美学的角度来看比较优秀,要真正从语言、思想角度看,就无法与莎士比亚相比拟。”
以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吴言的理解,两者间的这种落差,在一定意义上源于两位大师创作环境的差异,他们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但各自面对的文化背景却没什么可比性。吴言引《明史》记载的资料表示,由于汤显祖写文章得罪了张居正,很晚才中进士,后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又因向万历建言开罪了皇上,被贬,做了几年小县官,他不甘寂寞想回京城,结果丢了官,在家蜗居20年创作了轰动京华的《牡丹亭》。但写作不是他的志向,他总想再次出仕,因此一生只写了五部戏剧,比之莎士比亚的海量作品,他算是“惜笔如金”。加之中国读书人都认同“家天下”的秩序观,他们还是把“做官”当成最高理想,从而维护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不会去反思权力本身,只会逃逸到诗意与远方中,所以他们寄情山水或者以唯美爱情来逃避现实纠缠。“但接受了资本主义与启蒙思想的莎士比亚就把反思权力、嘲笑欲望、探讨善恶、呼唤人性回归作为他的创作主题。”
莎士比亚
两相对比,虽然汤显祖如不少专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位能深刻刻画人性、反抗时代束缚的人文主义者,其受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异端思想影响,作品中已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但在吴言看来,与莎士比亚达到的,与当下依然有着某种契合的精神境界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莎士比亚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符号、汤显祖却是一个中国古典戏剧作家。”
莎士比亚在西方,依然是文学、文化,也是商业、社会话题
事实上,即使贵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莎士比亚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正经历严峻的考验。国外一度流行一种说法:这个时代还需要读莎士比亚吗?在这个年轻人忙着刷社交软件、看脱口秀、追肥皂剧的时代,文化的表达方式全然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有人在国际会议上喊出了“去莎士比亚”的口号,决心要乘着后现代“去中心”的大潮,把莎士比亚赶下经典宝座。口号自然不可取,而这样的声音被放大,也实在是因为莎士比亚过于影响深远。实际情况正如有评论指出,莎士比亚在西方,依然是文学、文化,也是商业、社会话题。
相比而言,暂且不论汤显祖的世界影响,其中国影响也很难比肩莎士比亚在英国本土的巨大影响力,不说当下国内有多少读者读过原版《牡丹亭》,就是看过《牡丹亭》演出的观众也是极少数。而且,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文化经典的存在形式也显然比较单一,往往就学术论学术,跟普通人没关系。在张冲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西方戏剧教育的差异。“西方戏剧教育贯穿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融合在课程里和学校生活中的表演活动实现的,还有与戏剧教育有配套作用的讲演训练。另外,由于古希腊罗马戏剧是整个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迄今,它们的影响渗透到教育中,远远超越了戏剧的范畴,而在整个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里发挥着作用。反观我们的戏曲,虽然有元杂剧的辉煌时代,却似乎从未有可比希腊罗马悲剧那样的重要性和地位。”
1852年版《莎士比亚全集》中的插图
戏剧教育理念的改观,非一日一时之功所能达成,呼唤国内观众更多关注中国古典戏剧,是可以做到的,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今年,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与英方深度合作,举行汤公、莎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还赴莎士比亚故居举办为期半个月的“认识汤显祖”文化艺术展。而在四年前,该县及浙江昆剧团联合赴英国斯特拉夫德演出四场《牡丹亭》,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开通“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交流网”。类似这样在国外引起轰动的消息,在国内并没有多少媒体在跟踪报道。相比而言,前不久,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来北京、上海、香港巡演,却在国内的演出和媒体上刮起了一股莎士比亚风。对此,张冲表示:“我们很难为此苛责媒体嗅觉不灵,因为认识、认可、喜爱我们自己的经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术、演出、媒体、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
清文德堂刻本
《牡丹亭》
惟其如此,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更显其实际价值,但两位大师间表象的对比显然没有多少意义。比如眼下被广为比较的,两人都死在四百年前;两人都写戏;两人都以戏剧、诗及诗意出名;两人的戏里都写爱情与魔幻等等,在张冲看来就太过浅薄。“这样的‘可比’有意思吗?把两只不同的容器放在一起,一圆一方,一木一石,一大一小,形容一番,比完了,有意思吗?”
切实的问题在于把比较研究推向深入。以张冲的理解,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人都写喜剧和悲剧,他们的作品从形式、内容到传统都有不少可比之处,例如:戏剧结构的差异、“悲剧”和“喜剧”观念及体现形式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戏剧起源、文化渊源、文化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这对于沟通中西,特别是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从而能宽容平等地接受这样一个与他们很不相同的文化,而不是仅仅把它当做‘文化古玩’,还是有意义的。”遗憾的是,以他的观察,迄今为止不少“比较文学”成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比如汤显祖研究的成果中,有多少是通过比较或对照研究莎士比亚得到的?”
由此,张冲认为,我们也不必夸大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我们如果跳出“故事情节”去看各种各样的改编,就会发现比较得来的很多东西都给人方枘圆凿的感觉。“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把哈姆雷特套在‘小生’、‘须生’、‘武生’、‘花脸’这样的行当里演,但你很难信服这就是莎剧里的那个哈姆雷特。我们也可以从《李尔王》里找到类似‘三纲五常’的桥段,也可以用这出悲剧作为‘尊亲敬老’的反面教材,但要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原来莎士比亚也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失之肤浅。”
正如有评论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在当下依然有如此大的影响,那是因为他的作品在当下依然有深刻的意义。与此相仿,倘要扩大汤显祖的影响,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停留于这种浮面的,机械的比较,而是尽可能挖掘汤显祖戏剧之于当下的意义,而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这关乎中国经典的传承问题。事实上,所谓当代意义,诚如张冲所说,指的就是那些古典作家提出的问题,是否能引起当代读者或观众的共鸣?“至少莎士比亚剧作里的很多问题,无论是研究还是演出,都让人觉得,他就活在当下,他演的就是现在的事情。那汤显祖呢?他的经典性,当下性在哪里?这个问题与作品本身的创作年代、故事内容、台上的人物穿着哪个时代的服装,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要问的是,他的作品提出的问题,是否能与我们身边发生的问题产生关联?这正是中国经典研究和演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董上德强调,我们纪念这两位大师逝世400周年,不应只是“赶时髦”或者为了“应景”,而是应当真正去体会这些经典作品的深刻内涵。“在伟大文学作品的启示下,去重新认识人类的智慧和人类情感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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