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纪汉朝】专题罗马VS大汉：谁更会对付蛮族？

韩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战术体系经常被比较。在双方争论的过程中，经常忽略将军的决策和指挥系统对古典战术体系的调整。

另一个关键点也时常被忽略，两个帝国的成熟战术体系，既出现于其已经实现区域基本一统的状态下，便更表现出与蛮族对抗的特征。如有汉一代都没有产生成熟的具装骑兵，反而在长期内战的汉末三国出现了，就是明证。

本文无意于争执汉朝与罗马军事体系的优劣，而着重于强调对抗蛮族的需求，以及两个帝国不同的地缘形势对其战术构建的影响。

从东海武库解读汉朝步兵战术

尹湾汉墓出土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了东海郡武库的武备存量，“凡兵车器种二百四十物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毋庸置疑，这并非一个普通的郡武库，而是关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武库。

武库的武器当中，铍的数量最多，为451222支，远比矛（50178支）、戟（78392支）与铩（24170支）要多，而勾兵作用高于刺兵的戟数量也多于矛。

铍的形制如同装在木柄上的短剑，在战国中期开始流行，沈融等学者对其的解读是利于量产。然而汉王朝的武备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战国时代，冶铁技术在西汉前中期也急速发展，铍作为长度不及矛的长兵器却仍然如此流行，只能以战争需求来解释。

铍的剖刺效果利于对抗轻甲或无甲的对手，戟则利于格斗，但面对有良好护甲的敌人，其穿刺能力则较差。

永始四年即公元前13年，轰轰烈烈的汉匈战争已经以郅支单于悬首北阙落下帷幕。长达百余年的汉匈战争无疑会给汉王朝的战术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汉王朝的长兵配置，更多地侧重于考虑对抗游牧民族而非内战所需。

西汉前期的晁错对于汉朝与匈奴战术体系的优劣有着经典的论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面对使用铤（短矛）和马刀作为近战兵器的匈奴人，戟和铍已经算得上“及远”，能使匈奴人“弗能格”，并不需要长达四米左右甚至更长的长矛。

同时，东海郡武库的盾藏量也高达102551，这个数量亦是惊人的。显然，汉朝步兵在面对游牧骑兵的骑射时，需要依靠宽大坚固的盾牌来掩护己身，这也限制了右手所持的长兵（兵器）的长度与重量。

汉军的步兵战阵体系，是以反射击为基础，以强弩为主要杀伤手段。由于游牧骑兵往往擅长迂回包抄，汉军战阵并不像马其顿方阵那样一味强调正面攻击力，而是在前后左右都布置相对坚实的阵线，几乎不存在侧翼和后方来偷袭。毋庸置疑，这是以牺牲正面杀伤力为代价的，进入汉末三国时代之后也被迅速改变，从汉末到南北朝时期大量的战阵被骑兵侧翼偷袭击溃击穿的记载可以作为明证（如渭南之战，曹操就以虎豹骑具装骑兵从侧翼击溃西凉长矛方阵）。

大汉车骑

与战国时代战车与骑兵常常协同作战不同，汉朝的战车往往用于防御，而骑兵则用于进攻。

将战车联结为圈，可以极大地强化步兵阵列的防御能力，并节省步兵的体力，令步兵能够与韧性极强的游牧骑兵对峙更长时间。而行军之时，战车又可用于运送辎重。这种使用方式，与春秋战国时代用于射击和冲击的战车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但是汉朝的骑兵是否更多地发挥冲击功能呢？非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终两汉之世，直到汉末才形成了成熟的具装体系。此前虽然已经有简陋的马甲，但防护能力和普及度都很有限。

这是因为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过程中，骑兵的机动性作用远大于其冲击能力。骑者，离合之兵也。汉王朝不多的骑兵，必须被用在刀刃上，凭借“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机动，来对强虏进行犁庭扫穴。

霍去病的经典战役，著名的第二次河西之战，正是将骑兵的机动力和突然性发挥到了极致。数万汉军骑兵深入匈奴境内2000余里，穿越茫茫大漠迂回到整个河西走廊的后方，出其不意，一战歼灭、迫降浑邪、休屠二王所部近十万人。霍去病此役的迂回距离，是后世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之战中闪击布哈拉的三倍。

《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气力,以射猎为先。”在汉王朝选拔骑士时，骑射技能才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西凉地区的良家子也成为了最被看重的兵源。

匈奴、羌等游牧民族热衷于依赖广阔的纵深，很少近身格战，其肉搏技巧也相对低劣。汉军骑兵组成小队以马戟格斗，就能轻易在近身作战中打垮匈奴骑兵。这种情况下，集群冲锋的能力反而显得作用不大，骑射才是汉朝与蛮族战争中最常见的骑兵对抗方式。

虽然汉朝骑兵的冲击和格斗能力往往被过分高估，但我们就两汉之交的幽州突骑来分析，在南栾之战中刘秀直到双方作战到白热化才敢于将幽州突骑投入战场，而顺水北之战中幽州突骑因为过于深入，在静态对抗中竟然被农民军击败大肆屠戮，使得刘秀也被拖累一度陷入险境，足以证明在汉末三国时代之前，汉朝骑兵的近战能力不宜太高看，当然这也是战争需求所决定的。

罗马与日耳曼人

罗马军事体系以击败马其顿方阵而被广为知名，因此往往忽略其对抗蛮族的特征。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著名的马略改革，是在阿劳西奥之战罗马共和国惨败于日耳曼人的情况下发生的，而罗马短剑的形制，则深受西班牙蛮族的影响。

到罗马帝国首任元首奥古斯都的时代，帝国就已接近其疆域极限，需要对付的对手不再是有严密组织方式和固定领土的文明国家，而与东方的大汉一样，需要应对汹涌而来的蛮族。

当然，欧洲缺乏东北亚这样广袤无垠的草原，而代之以中东欧地区一望无际的黑森林和连绵的山脉，大量日耳曼人等蛮族藏身其中。帝国有时也会需要对抗萨尔马提亚人这样的游牧民族，但在帝国前中期这种情况并不多。

不同于匈奴人不擅长肉搏而体力悠长，日耳曼人体格高大，肉搏能力惊人，第一波冲锋极为猛烈，但续航能力差，常常在长期的对抗中因为体力耗尽而落败。

罗马帝国前期的方盾和著名的龟甲阵，就在对抗日耳曼人这种对手时体现出惊人的优势。密不透风的防御能够有效抵抗蛮族的死亡冲锋，只要能消耗尽敌人的体力，锐气丧失的蛮族在溃败之后全无反抗之力，往往任人宰割。

而罗马标枪兵在接敌之前的标枪齐射，也能有效地削弱蛮族前几波冲锋的威力。容易变形的皮鲁姆重标枪，更是很容易刺入蛮族的木质盾牌并挂在其上，迫使其抛弃盾牌或承受标枪的重量前进。

而相对于长矛，短剑无疑更适合与失去锐气的蛮族进行散阵格斗并对其进行屠戮。反倒是在与马其顿方阵对决时，罗马体系总要依靠将领的精妙指挥，多兵种的有效配合，更加严密的组织力度等因素，才能获胜，足以证明罗马军团天然克制希腊方阵只是无稽之谈。

在罗马帝国中后期，蛮族的冲击骑兵比例越来越高，并也逐渐偏好于使用长兵器冲锋，罗马军团著名的方盾短剑配置，也渐渐被椭圆盾和长矛所取代。

帝国骑兵

罗马帝国前期并不重视骑兵，但仍能从各族的辅助军当中获得数量可观的骑兵。相对东方的汉王朝，早期罗马帝国确实没有那么高的骑兵需求量。帕提亚帝国虽然是骑兵国家，却并不注重军事行动的机动性，没有马镫的帕提亚具装骑兵用步兵足以应付。日耳曼人也有骑兵部队，但并不多。

然而，罗马骑兵相对汉朝的骑兵，却有着更出色的肉搏能力，以及较好的防护。这是以血为教训换来的。

在著名的扎马战役当中，投掷标枪作战的努米底亚轻骑兵被命令袭击迦太基军队的后阵。虽然大西庇阿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努米底亚骑兵却付出了极为严重的伤亡。

在对抗日耳曼人、达契亚人时，罗马人越发意识到骑兵的肉搏能力和防护力的重要性。罗马的蛮族敌人缺乏东方游牧民族那样广阔的纵深，因此罗马骑兵一般不需要横越千里以上的轻装奔袭。

然而，到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军队当中配备全身或半身马铠，披重甲的具装骑兵仍然很少。罗马人更加偏好中型骑兵，这些骑兵有时也会配备标枪提供一定的远程攻击能力，但也擅长冲击与肉搏格斗。

不过，罗马骑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肉搏偏好更体现在训练而非武器上，他们中许多使用着罗马短剑或凯尔特式的长剑，长度甚至远不如东方的马戟。或许在中东欧的密林山脉当中，较短的武器会更利于机动。

不过在公元272年的伊姆玛亚战役中，奥勒良皇帝麾下的罗马轻骑兵屠戮了巴尔米拉的具装铁骑，足以证明罗马骑兵的正面对抗能力是可观的。

但在罗马帝国前中期，气候最优期的红利使得国土被耕地所充斥，人口激增下，用于养马的草场缺乏。这不仅限制了骑兵的数量，也使得具装骑兵的训练成本变得非常惊人——在公元1到2世纪，高卢远比现在炎热，当时即使是后世的良马产出圣地诺曼底地区也不甚适合养马。

小结

以上论述似乎推导向一个结论，汉朝军队更擅长远程攻击，而罗马人更擅长近战。然而，汉末三国时代，东亚的具装骑兵体系难道不是一日千里地发展；而在卡莱战役之后，罗马军队中的弓弩力量比例也是表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

战术体系由需求所决定，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而战争的胜负更多依赖于将领的指挥，以及士兵素质、后勤保障等因素。偏颇地拿战术体系进行斗兽，古人从不是不知变通的木偶，而是不断根据需要在改进战术和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