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新莽王朝建立的第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

前番碰了壁，王莽便不好再出面，他让堂弟王舜去索要。王舜和父亲王音相似，为人谨饬温厚，深受王政君信任，也被王莽引为腹心。

王舜硬着头皮去见姑妈。王政君这次一改往日的亲切，破口大骂道：“你们父子、王氏宗族，都是靠着汉家才富贵累世，不报答就算了，还趁着刘氏凋零之危，夺取其国。真是猪狗不如！天下怎么会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既然你们照着金匮的符命，当什么新朝皇帝，正朔服制都要变，那就去自己刻一个新玉玺，流传万代嘛，何必非要汉家这亡国之玺？不吉利！我是汉家老寡妇，旦暮之间就老死了，正打算拿这块玉玺陪葬呢！你们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一边痛骂，一边痛哭，八旬老人这番姿态，委实令人同情。旁边的女官们也垂头哭泣。王舜被骂得惊心动魄，眼泪早已止不住，俯身在地上哭。一向庄严祥和的长乐宫里竟然哭声一片。

过了一会儿，王政君的情绪平复了一些，王舜这才抬起头，噙着泪眼，对王政君说：“这事儿我们都和他说过，没用。王莽是一定要得到传国玺的，太后难道真能不给吗？”

王舜这话说得颇有些隐晦，似乎暗示说王莽巧取不得就会豪夺。王政君骂也骂了，她所不能承受的矛盾，是又希望王氏家族永葆富贵，又不想承担颠覆夫家的罪名。所以听到王舜这么说，她确实担心这事儿闹下去也不好收场，对于自己在王莽称帝上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她很清楚。于是她吩咐取出传国玺，但还是不想好好给出去，竟然扔在了王舜面前的地上，说：“我已经老了，还能寿终正寝，你们兄弟就等着被族灭吧！”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王政君的这种优柔寡断，根源于她缺乏政治品质，不能辨识立场，也就没法理解政治的困境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

拿到玉玺，抚摸着被王政君摔去的一个角，王莽依然欣喜若狂，吩咐在未央宫沧池的渐台置酒狂欢。渐台是沧池中的一座高台，多年以后，王莽将在这里被杀死。

王莽也在思考元年正月朔日正式登基的礼仪。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关节，王政君是汉室的太皇太后，又是王氏的“老祖宗”，那么入了新朝，王政君怎么安排？是继续保持逊政汉室成员的身份，还是成为新室的成员？如果是后者，那王政君的身份是什么？上什么尊号？

别的王公贵族无论怎么安排，时间上都来得及。唯独王政君，非得一开国就得有说法且说清楚才行，不然会影响汉新易代的合法性。不过，前番因为传国玺的事情，王政君正在生气，很难劝她接受新的尊号。

王氏家族不论远近亲疏，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宗室，无不欢喜雀跃。其中有一个叫王谏的远支疏属，想趁着新朝成立的机会谄媚王莽，就上书说：“汉朝已终结，太皇太后不宜称现在的尊号，应当去掉汉号。”这个建议非常及时，正对王莽的心思，他见到这封上书，忽然有了主意。

王莽即刻亲自乘车到长乐宫，把王谏的上书给王政君看。王政君余怒未消，看到这个建议，更加不满，冷冷地说了一句话：

此言是也！

这是一句反讽1，王政君估计王莽接下来就要借题发挥，准备去掉自己的汉家尊号，她想好了决不答应。

没想到，王莽却比她更生气，说：

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

王莽居然说王谏是不道德的大臣，而且该判死罪。王政君十分吃惊，不知道王莽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莽回到未央宫，公开指责王谏悖德。

群臣也糊涂了，这马上就要开国，传国玺都拿到了，王莽为什么还要维护王政君的汉家尊号？

有个叫张永的人看出了端倪——王莽当然要废掉王政君的汉家尊号，但不希望世人觉得是他主动做的。王谏上书，王莽是批还是不批？这件事和王莽受禅一样，都得是迫不得已而做，是天意才行。张永很快献上一块铜璧，上面依稀写着一行符命：“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2。王莽见此大喜，下诏群臣说：这行文字不是人工刻画，而是自然形成的；文母，意味着太皇太后将是永远的“新朝之母”。这是天命，不敢不接受。

王政君见此符命，不知道是真的相信，还是顺水推舟，总之接受了新的尊号。

给王政君的新印玺马上被制作出来，张永因为这个功劳被封为子爵，爵号为“贡符”。王谏却被迫服毒而死，他的死是因为妄议尊号，还是因为上书所言的事情太过直白，揭露了王莽的真实意图而令王莽备感冒犯，恐怕不言而喻。

时间的开始与历史的终结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未央宫。

公侯贵族和公卿士大夫们挤满了前殿，凡是有资格上殿的几乎都来了。大殿正中，坐着的是汉室的皇太子刘婴，快四周岁了。他的身后是负责保育的宦官中傅；身旁的帷幕后面坐着太皇太后王政君，已经快八十周岁了。这一老一小很少同时来前殿，此番场景并不多见。

王莽立在殿下，神色肃穆，冠冕堂皇。

时辰一到，王莽在礼官的引领下，走在公侯卿士的最前面，手捧“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印玺绶带，恭敬地呈献给王政君，以替换原来带着“汉”号的旧印玺。

王政君接受了。作为汉室最尊贵的一员，她认可了符命，也认可了汉室的终结和新室的肇兴。

接下来，王莽以新朝皇帝的名义，正式宣读给刘婴的策书，这封模仿《尚书》的策书成为后世禅让诏书或策书的模板，也告知了新朝对汉室的安置方案：

皇族被降杀一等，按理应该降为王。但因为周王是天子，追慕周朝的王莽认为汉朝“诸侯王”的设置不符合周政，把王爵一概取消，皇帝下面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汉朝的诸侯王全部降格为公爵。

刘婴被封为定安公爵，享万户采邑，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天子千里，公侯百里，所以定安公国也是方圆百里。今后，刘婴可以在定安公国继续采取汉朝的正朔、服色，立汉朝宗庙以祭祀。而且，世袭的定安公爵不是新朝的“下属”，而是“永为新室宾”3，就是说新朝对定安公待以客礼。史书没有记载王莽是怎么对定安公待以宾客之道的，从后世禅君往往拥有“上书不称臣”“以天子礼祭祀”“载天子旌旗”等礼仪上的特殊礼遇来看，对刘婴也可能有类似安排。

这与从前汉廷封商、周的后裔为公是同样的性质，都是基于儒学“通三统”的主张。汉朝的三统是商、周、汉；新朝已经建立，三统就成了周、汉、新。商朝后裔的封爵退出“三统”之列。所以，除了定安公刘婴外，周的所谓后裔姬党，曾被汉室封为卫公，现在改封章平公，同样是“新室宾”。商的所谓后裔孔弘，曾被汉室封为宋公，现在退出“宾”的序列，降格改封为章昭侯。

按照儒家的设想，“通三统”并不只是形式，还要求现任统治者善待前代皇（王）族，吸取前面两朝的“治理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了本朝终结后，继任的朝代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自己。

安置完刘婴，王莽让汉平帝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女儿继续留在汉室，号定安太后。

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上殿，满脸泪水，唏嘘感慨，一幅迫不得已的样子，紧紧攥着刘婴的手，显得用情极深。刘婴懵懂而紧张地站了起来，听王莽说：

“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今天我却迫于天命，不能遂了我还政于你的心意啊！”

刘婴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他应该觉得有些坐不住了，想早点结束。他的眼睛望向服侍他的中傅，中傅见王莽话已说完，上前牵着刘婴的手，缓缓走下大殿，随后领着他转身面向已经在大殿坐定的王莽，施了臣下之礼。

汉朝自此终结。

新朝自始建国。

“始建国”这个年号并不简单。汉朝自从汉武帝太初改制，正式启用年号纪年4，古代皇朝从此进入定期改元的年号时代。

但“始建国”不太一样，这个年号模仿了“始皇帝”，意思是新朝在这年创建，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纪元，此后就是始建国二年、三年、四年……就像始皇帝所设想的秦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不绝，王莽也打算“始建国”亿年也不完5。这种做法，更类似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公元纪元。至少在始建国元年，王莽并没有考虑过以后要定期改元。

始建国，寄托着王氏家族永恒继承的信念，也意味着纯正的儒家天下从此开始，今后再也不会改变。时间开始了，历史已经终结6。

这一刻，王莽五十四岁。

“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些停留在旧时代里的名词，也要全部改变。例如新的“九卿”设置里，大司农改为羲和，因为这是传说中的日神，更是《尚书》里的历官，而太阳和历法关乎农业的好坏；大理，曾叫廷尉，掌刑狱，改成作士，因为《尚书》载“咎繇（皋陶）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也都出自《尚书》7。地方上的官名也一并更改，如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把长安改称常安；把未央宫改称寿成室，其中的前殿改称王路堂；把王政君所居住的长乐宫改称常乐室。不过，为了叙事的便利，下文除特殊地方，常安仍写作长安。

以往汉朝的瓦当、镜子上常有一些吉祥的词儿，比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之类，这些词也跟着变了。多年以后，距长安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出土了新莽时期建筑物的瓦当，赫然写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8。这倒说明，新朝初建国时，其触角已经抵达帝国的边缘。

把公车门、司马门一共四个宫门改称王路门，门内设置了三个标志物：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就是允许人们到王路四门反映情况，包括建议、批评以及告状。还派了四位谏大夫常坐在王路门下“接访”，犹如后世的“信访部门”。

名称的变化固然只是形式，但会给臣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一切真的都变了，而且越变越好。

刘婴也在其中，他倾听着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布，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知道，虽然他被封为定安公，但他永远抵达不了他的领地。王莽已经把长安城里的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定安太后居住；又把大鸿胪的府邸改为定安公第，这才是刘婴实际居住——不，被软禁的地方。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王莽对待禅君的“心法”9，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的汉献帝禅位后，被曹魏监禁，直到曹魏禅位给晋武帝后才被放出来。明朝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对建文帝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拘禁，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此刻，始作俑者王莽已经与刘婴相“揖别”。殿中的公卿百官纷纷垂泪感叹，也不知是因为见证了历史，还是追悼汉朝的灭亡，抑或可怜这个四岁的男童，或是感动于王莽的伟大。

安置刘氏宗室

还是这一天，王莽在大封群臣、为地方州牧郡守晋爵的同时，专门对刘氏宗亲下了一道诏令：

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10

所有担任郡守“实职”的刘姓宗亲，全部改为谏大夫。郡守是二千石的高官，集地方大权于一身，昔年东郡太守翟义仅以一郡之地起兵，就掀起不小波澜。谏大夫只是一个六百石的中低层官员，而且没有治权。所以，王莽这一条措施足以消除刘氏宗亲的实质威胁。

在当时人的历史视野里，还从来没有过处置庞大前朝宗亲的先例。秦没有分封，地方上没有宗亲；周是缓缓颓败的，也不涉及类似问题。王莽开了先例，他对刘氏宗亲的态度，总的来说复杂而含混——心存不安，着意打压，又故作宽容。

撤掉所有刘姓的郡守，解除地方上可能的威胁，就是他着意打压的表现。

但王莽对汉室宗庙表达了极高的敬意。

他下诏说：我是在高帝庙里、高皇帝的灵前受禅，这个恩情绝对不能忘。今后，虽然汉室的宗庙祭祀降格到定安公国，但毕竟汉帝陵都在京师附近，长安城内现有的陵园、庙寝等，继续保留和祭祀。我每年九月还要亲自到高、元、成、平这四个庙里祭祀。以往由汉宗正管理的宗室人员，改由京兆大尹管理，不得降低原有待遇，各地的州牧主官，要多慰问，免得有人趁着禅代之机欺负他们。

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是存有温情亦合乎仪礼的。后世改朝换代，能够优待前朝宗亲的委实不多。王莽的时代是帝制初期，人们还残留着三代以来的观念，把曾经的皇族或王族看作古圣王的后裔，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也就没有屠杀的念头。再就是到了帝制末期，清帝退位，走向共和，各族群已是国民而非敌寇，也不会杀戮11，所以民国政府也对清室予以优待。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能优待前朝的屈指可数。曹魏受禅后，参照王莽的做法安置汉献帝，还算宽容。南朝齐与梁、隋与唐，皇室凭着还是亲戚，仍然不吝杀戮。其余大都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如朱温对唐皇室近支的屠杀，清初对明宗室的追杀，已是常态。能够多少在政策上相对优待的，也就是赵宋对后周了。

此外，王莽笃信灾异、祥瑞、符命、谶纬、厌胜之类，除了上述安排，在剥夺实权和保持待遇之外，他格外关注另一个点—汉朝的象征之物，包括能够唤起人们旧日记忆的物品。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曾主持一次货币制度改革，铸造了两种刀币，一种是契刀，面值五百个五铢钱；一种是金错刀，面值五千个五铢钱，这金错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错金货币，很是精美。但是，始建国之后，王莽却说，“劉”这个字里，有“卯金刀”，刀币就是“金刀”，于是把刀币废除了。

至于“卯”，汉朝人习惯佩戴一种饰品叫作“刚卯”，最早大概是桃木所制以辟邪，后来用白玉、象牙、黄金之类来做。西汉后期，“刚卯”常常和形制相似的“严卯”凑成一对佩戴，用来辟邪驱鬼，“刚卯”主要用来防病，“严卯”用来祛病。王莽认为“卯”字对新朝不吉，从此禁止佩戴。

这种象征物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在政治文化中屡见不鲜，清朝的文字狱仍然遵循这种逻辑。把政治予以象征化，也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泛政治化的倾向。

所以，到了东汉，中兴的刘氏皇族不仅恢复了“双卯”，还要求大臣必须佩戴。这与王莽的禁止佩戴是一体两面。

尽管如此，大多数刘氏宗亲对王莽的安排应是满意的，作为“前朝余孽”，不仅没有被清算，而且待遇不减，足以被笼络。但仍有极少数刘氏贵族心怀不满。

这一年的四月，原汉胶东王子、徐乡侯刘快，纠集了数千人在当地12起兵。

刘快的兄长刘殷是继任的胶东王，封邑在即墨。王莽即位后，他刚刚被降格为扶崇公爵，封邑没有变化。刘快很可能在起兵前找兄长商量过，但刘殷没有同意。所以，刘快起兵后竟然先攻打即墨，这大概因为即墨是胶东的大城，又是刘氏封国，打下来可以扩充势力。结果，刘殷紧闭城门，而且亲自向驻在即墨的新朝官员自首。即墨的官民对刘快的义兵也很不欢迎，将其击败。

刘快逃到琅琊郡的长广县13后可能就被杀了，叛乱很快平息。

王莽知道后很是欣慰，只捕杀了刘快的近亲，其他人概不追究，给平叛的死难者发放抚恤金，每人万钱之多。刘殷因为忠诚，公国被扩充到方圆百里、食邑万户，规格和定安公国一样。

真定国的宗室刘都等人也密谋发兵，尚未起事被发觉，参与者悉数被杀。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宗室也先后起兵，无一例外都迅速失败，成为刘氏宗亲武力反莽的夕阳残照、零散星光。

作为一个阶层和势力的刘氏宗亲，对王莽确实已没有直接威胁。绝大多数臣民对汉朝的灭亡也没有多少哀伤痛惜，“人心思汉”在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但是，打着刘氏旗号、别有企图的人，反而多了起来。

就在刘快起兵失败不久，长安城的大街上，有个疯女人在街头大声喊：

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14

她就像被刘邦附身一样，喊的是要王莽速归还我国，不然，到了九月必然弄死你。她一边走一边喊，哪里人多去哪里，很快就被官家发现捉拿，事情也迅速禀报给了王莽。

一番审讯，只知道这个疯女人名字叫“碧”，既没人指使也没有“必杀汝”的能力，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疯子。但王莽靠祥瑞起家，尤为忌惮灾异，他心中大概会想，这不就是灾异吗？因此很不愉快，杀掉了这个女人。查办这个案子的掌寇大夫陈成引咎辞职。

这件事情令王莽开始反思对刘氏宗亲的政策，元年初，为了保证政权交替顺利，新朝给予了刘氏优待，一年来，新朝政权已经很稳，民心民意也在王莽这里，那么有些优待可以收回了，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消除刘氏宗亲的威胁，更重要的是避免有人总是拿刘氏和汉室做文章。

汉室宗亲里，原来的诸侯王们最为显眼，他们现在都是公爵，地位很高，也就容易被利用或是蛊惑。这些人总数不多，大概是二十二个，打击一下也不会引起刘氏宗亲的反弹。王莽就逼迫刘氏公爵主动献出印绶，放弃爵位，自愿为民。

果然，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这二十几个曾经的王，除了广阳王刘嘉、鲁王刘闵和中山王刘成都，因献过符命神瑞被封为新朝的侯爵，其他诸王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王莽对周边的藩属国也进行降格，把西域、西南的国王们降为侯，收回了汉朝册封匈奴的“玺”，换成“章”，导致周边各国对新朝的叛乱，原本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礼仪上的冲突而终结，战争开始了。

在西域，情况尤其复杂。西域都护但钦紧张地盯着西域诸国与匈奴的暗通款曲，他的都护司马刚刚在一场冲突中受伤，匈奴的进攻是迟早的事。偏偏这时，另一位西域高官戊己校尉刁护病了，西域局势开始动荡。这年九月辛巳日15，刁护的属官校尉史陈良、终带，以及属下司马丞韩玄、左曲侯任商担心匈奴大举进攻，抱怨王莽的政策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干脆趁机杀掉了刁护及其亲属，叛逃到匈奴。陈良、终带被匈奴委任为乌贲都尉。

值得注意的是，陈良等人叛乱的旗号是“废汉大将军”，意思大概是“汉朝虽然没了但我们还是汉朝的将军”。这就引起了新朝的关注。

又过两个月，十一月的一天，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乘车在长安城内行驶。熟悉的人都知道，孙建早在王莽当大司马时就被倚为“爪牙”，恩宠始终不衰，是王莽最信任的人。突然，孙建的车驾被一名男子拦住，孙建还以为是有什么大事禀报，没想到拦车的人神色高傲，并不是来报告，而是通知孙建，说自己是汉成帝小妾的儿子，名叫刘子舆，还说：

刘氏当复，趣空宫。16

扬言恢复刘氏天下，由他来继承，尽快把未央宫空出来！

孙建当即收系这个“刘子舆”，一查，只是长安城普通居民，姓武，人称武仲，类似于后世说的“武二郎”。

此人和去年在闹市叫喊的女子“碧”一样，大概也是疯子，但此人更令王莽忧虑。汉成帝没有子嗣，这恰恰给了那些冒充子嗣的人以良机。伪继承人这种事，从秦末的“诈称公子扶苏”到汉昭帝时的“伪卫太子”，并不鲜见，每次都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古代没有DNA检测技术，自称的继承人如果被广泛承认，假的也是真的；不被承认，真的也会是假的。例如，汉宣帝的血统在史书中被记录得极其详细，反而会让后世怀疑这是事后的弥缝，因为汉宣帝的祖父刘据死时才37岁，古代结婚生育早，养孙子不是不可能，但这血统犹如藕丝，实在太细。再比如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有多个伪皇太子，其中的伪季米特里一世还成功加冕，当了近一年的沙皇。

在孙建的建议下，王莽决意继续降低刘氏宗族的地位，彻底消除汉朝痕迹。

他把长安城内的汉宗庙全部罢祀。高皇帝是新朝的“禅君”，最为特殊，就依据“通三统”将灵位移至明堂祭祀；汉元帝和王政君夫妇一体，可以比照祭祀；汉成帝是王莽的表兄弟，汉平帝是王莽的女婿，这两位不必专为宗庙祭祀。

他还把所有刘氏的侯爵全部废除，按照实际的封邑户数，该是子、男爵就封子、男爵，其中凡是在官府里担任官吏的，不论大小，都免职回家等待分配。

不过，曾经献过符命或是参加过平叛战争的三十二个刘姓宗族及其同宗，保留了原有爵位，前提是改姓为王。例外中的例外是刘歆，他现在是王莽的亲家，女儿刘愔17嫁给了王莽的儿子王临，所以不宜改姓，以免违背“同姓不婚”的惯例。

刘姓宗室的安置，王莽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至此才告完成。

这些事情，王政君应该不太清楚。因为，自从始建国之后，她的身边除了服侍人员，几乎没有刘氏家族的成员能够像从前那样凭通籍出入长乐宫了。

当然，这些政策的变动对大多数早已降为普通臣民的刘姓宗室后裔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比如刘秀，他这一年刚刚五岁，对发生的一切还茫然无知。

扩大的王氏宗室

龙首原上，北辰星下，汉宫已经换了新主。

寿成室的王路堂和其他宫殿，都被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和谐的黄色调已和昨日汉家的红色不同。王莽从座位上起身，注视着附身在大殿之下的两个儿子、六个孙子，想着妻子此刻正在后宫，盛装等待承接皇后印绶的消息，他的心情应该是愉悦的。

他们将从汉朝的贵族变成新朝的皇室。

但是，新朝“第一家族”的成员们，可能并不会为新身份而喜悦。

王莽的妻子王氏是汉朝宜春侯王咸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她为王莽生了四个儿子，在被奉上皇后玺绶的时候，会不会思考儿子们的命运？长子王宇在吕宽大案中自杀，次子王获在王莽遣就国时自杀，如今只剩下两个。她常常以泪洗面，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

小儿子王临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顺位，应该立老三王安。但王安被封为新嘉辟。辟，是国君、君主的古称，《尚书》里常见，就是“复辟”里的辟。王莽找出这个周代旧称，用来封建新朝次于皇帝、高于公爵的爵位，以替代汉朝的“王”。

为什么不立王安？虽说有符命的考虑18，但史书说王安“颇荒忽”19，这当是主要原因。但他究竟有多糊涂、多么不中用，才能让王莽放弃他呢？想来，面对两位亲兄长和一位堂兄的自杀，王安要么是精神受到刺激而疯癫，要么是佯狂而自保，总之不能或不愿意当这个皇太子。

妻儿如此，女儿如何？

曾经的汉平帝皇后，如今的定安太后，也不买王莽的账。王莽称帝是建立在她丈夫汉平帝之死上面的，她就不可能对王莽的即位欢呼雀跃了。当王莽为了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把她的名号改为“黄皇室主”，意思是新朝公主，希望她再嫁时，这更加惹怒了女儿。她坚持与刘氏的关系，与王莽日益疏远。

其他的皇室成员，比如死去的王宇有六个儿子，都被封为公爵，但他们年龄都还小。此外，王莽还有私生子和私生女，但现在不便于让他们站出来。

皇室如此不振，对皇帝来说就不太妙了。

刘氏虽然衰落，但涵养两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上层，有刘歆这样的新朝贵族；中下层，即使没有爵位和官职，即使沦为编户齐民，也属于豪杰、富户、太学生。相比起来，王氏宗族在地方上几乎没有势力。

这是王莽的隐忧。

宗族枝繁叶茂，统治会更稳固。在皇室凄凉的气氛里，王莽能依仗的就是王氏大家族的成员了。他按照五服的次序，和他最近的“齐衰”封为侯爵，其次“大功”封为伯爵，再依次为子爵、男爵，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他权力圈子之内的亲属成为顶级显贵，如堂兄弟、汉安阳侯王舜封为安新公，位列四辅，勋位属于最高的上公；堂兄弟、汉成都侯王邑封为隆新公，位列三公。他俩是新朝立国功臣，自与一般亲属不同。

早在汉平帝时期，朝中已经遍是王氏子弟，这些被封爵的王氏宗亲，应该有不少一直是郎、尚书、侍中之类的中朝内臣，或是曹、掾、史等外朝吏员。但从九卿、郡守之类的实权官职看，王氏宗族的人并不多。

宗族的繁衍需要时间，王莽等不及，他决定扩大宗亲的范围。王莽既然认舜帝为始祖，而同为舜帝后代的除了王姓还有姚、妫20、陈、田四姓氏，王莽就下令纳入同族，“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21。这就把宗室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例如，他的心腹陈崇就因为姓陈，所以摇身一变成了王莽的“远亲”，不仅被封为统睦侯，还作为西周所封陈国的后裔，在家中设置陈国的祭祀。当然，没有足够的爵位可以分配，但五姓可以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这个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地方上和乡村里。

政治的核心就是划分敌友，王莽这个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笼络了地方势力，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对遍布天下的刘氏宗族形成抵抗。

不仅扩大宗室的范围，王莽还要把所有古圣王的后裔都拉到一个阵营里。

在始建国的第一天，他已经下诏，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皋陶、伊尹等古圣王的后裔封为级别不等的贵族，当然，这些“后裔”只是观念上的，未必与古人真有什么血缘关系，有些古圣王只是传说。但在当时，圣王谱系被普遍相信。王莽把圣王谱系从黄帝延长到刘氏、王氏。这样不仅又拉拢一批人，而且抬高了王氏家族的地位，意味着王氏家族也迈入圣王家族之列。

王莽耗尽心机，绞尽脑汁，使宗族势力看上去强大了许多，但这可能是虚胖。因为多年以后，王莽穷途末路时，除了真正的家人，四姓宗室并没有赶来救援，也没有哪个圣王的后裔陪他殉葬。这是因为，王莽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士大夫们。这些人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聚拢。

一朝天子一朝臣

后人有言：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此时此刻，站在朝廷上的官员都是昨日的汉臣，他们不仅没有被“洗牌”的担心，反而满怀论功行赏的期待。因为，正是他们把王莽送上了帝位。大殿里，他们满面肃穆，眼神交汇时，彼此显出会意的神色；他们可能会注意到身边多了两三个陌生面孔，照理说今日来到王路堂的都是高官重臣，本不应有陌生面孔出现，但这种疑惑很快就被堂上的皇帝所吸引……

他们的君主，他们的皇帝，眼珠微微外凸，双眼因为连日劳累充满血丝，但声音仍然很洪亮，只是有些嘶哑。他挺胸抬头，俯视众人，即使坐着也显得神气高贵，只见他向左右示意，侍从连忙把一样东西恭敬地呈了上来。

王莽也十分恭敬地将这样东西放在面前的御案上，原来，就是几天前哀章送到汉高帝庙的铜匮。当然，在王莽的口中，它已经被叫作金匮了。他轻轻打开，拿出符命，众人蓦地想了起来，前几天受禅公布符命，上面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

熟悉王莽的人知道，既然符命上写了，那这十一个人必将组成新朝的施政班底。他们的名字已非秘密，众人关心的，一是这些人谁居内朝谁在外朝，官职爵位谁高谁低，权力分配孰多孰寡；二是符命里提到的王兴和王盛，又是何许人也。

早在安汉公时，王莽就搭建了自己的权力班底，当时是“四辅三公”。内朝四辅，分别是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外朝三公，是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王莽一身兼二任，权力最大。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圈子，“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从安汉公通向皇帝的路上，这些人都曾立下不小的功劳。

现在，这些功臣理应被犒赏。

皇帝以摄政时期的“四辅三公制”为基础，正式建立了新朝的执政班底，后人称为“十一公爵制”22。但人选公布后，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

所谓十一公爵，就是内朝的四辅、外朝的三公、军事的四将，都是公爵，人数是金匮符命上写的十一人。

四辅位上公，地位最高，是皇帝的内辅。四辅最具神性，分别与四岳、星宿、天象挂钩，协理阴阳天道，整整齐齐宛如天官（见下表）。这其中：

太师，对应着岁星也就是木星，方位是东，主面貌庄敬（肃），协理雨水适度，不要太涝，主青阳之光，观察日影以建立日晷；

太傅，对应着荧惑也就是火星，方位是南，主洞察明哲（悊，即哲），协理暑气适度，不要太热，主红赤之光，研究声调以制定音律；

国师，对应着太白也就是金星，方位是西，主言语服从（艾），协理阳燥适度，不要太旱，主白色之光，权衡轻重大小以确立度量衡；

国将，对应着辰星也就是水星，方位是北，主耳聪精明（谋），协理阴寒适度，不要太冷，主青黑之光，推定星辰行度以规定漏刻。

由此看来，“四辅”就是皇帝的辅佐，在皇帝身边协理阴阳四季寒暑，制定的是关乎时间、音律、度量衡、星象等皇朝最基本的制度，调和宇宙的秩序，带有五行、五色、方位、占星术相关的神秘色彩。这显示，新朝的皇帝和秦汉的皇帝有些不同，带有更多神性和神秘色彩。

四辅的人选，和旧四辅相比，除了皇帝本人和已死的孔光外，王舜留任，升格为太师；平晏本来就是皇帝心腹，新进为太傅。但大家万万没想到，曾经的四辅之一、少傅甄丰却被踢了出去，那个献符命的平民哀章居然一步登天位列其中。

甄丰想必极为不悦。但他或许还留着期望—四辅负责内朝，那么外朝理应有自己的份儿。果然，接下来宣布的是“三公”，的确是外朝的主官，且同样与天象挂钩：

大司马，对应月亮，属刑杀，如皇帝左腿，要达到武功的祥瑞，主管天文，负责敬授民时，努力农事，以求丰收；

大司徒，对应太阳，属德恕，如皇帝右臂，要达到文治的祥瑞，主管人道，负责教化育民，以身作则，移风易俗；

大司空，对应北斗，属正义，如皇帝内心，要达到河图洛书那样的太平祥瑞，主管地理，负责治理水土，葆养山川，繁殖鸟兽草木。

三公各“分管”三个卿，大司马辖司允、纳言、作士，大司徒辖司直、典乐、秩宗，大司空辖司若、予虞、共工，合起来正好是九卿。每个卿又置三个大夫，每个大夫下面又置三个元士。

这就构成一套极为对称且符合术数之美，但也令人颇觉僵硬的政府机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由此看来，三公是政府机构的首脑，在外朝抓具体工作，调和的是人间的秩序，其神性弱于四辅。如果比拟的话，四辅相当于西汉的大司马，承皇帝之意居内朝辅政；三公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居外朝施政。

三公的名单里，甄邯、王邑本是皇帝心腹，王寻是新进的宠臣，但竟然还是没有甄丰！看到兄弟甄邯位列其中，甄丰更感到很不舒服。但眼下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认真聆听后面的人事安排，十一公爵的四将也随之公布：更始将军：广新公甄丰；

轻车将军：奉新公王兴；

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

前将军：崇新公王盛。

甄丰终于等到了自己，虽然位于四将之首，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被排挤出四辅三公外，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王兴和王盛。

大典开始之前，甄丰等旧臣已经注意到他们中间有几张陌生面孔，模样倒是很周正，有福相。现在答案已经揭晓，其中就有王兴和王盛。因为这两个名字太过普通，所以，符命最初公布时，谁也不知道他俩是谁。

这当然难不倒王莽，他令有关部门把长安城里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找出来，再根据面相进行占卜，找出最有福相、最能应和新朝德命的两个人。于是，在长安市里卖饼的王盛、在城门担任城门守将属官的令史王兴，被王莽亲自敲定，入列符命所说的新朝十一大臣。其他的王兴、王盛们，也因为沾了这两个令名的光，都被拜为郎，进入中央当“公务员”。

没错，王盛是商贩，王兴是小吏，但符命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能够预知未来。

两人容貌非凡，有贵人之相。所以，谁敢说他俩将来不会成为新朝的中流砥柱呢？

而且，王莽还将孙女王妨嫁给了王兴，想来这位王兴应该器宇不凡。

甄丰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他对和王兴、王盛同在四将之列这个安排极为不满。他可能会后悔，当初那么努力帮助王莽，并未设想过他会取汉帝而代之。当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但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遭到了羞辱。

后面宣读的人事安排，甄丰渐渐充耳不闻了……

这天是新朝开国第一天，对官爵的安排本身就有论功行赏之意。皇帝安排好中央的官爵体系，把各级官职按照儒经进行了更名，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曾经，在翟义等人叛乱时能够坚定站在王莽一边、积极参与平叛的州牧郡守，如今得到了报偿，担任州牧的都封为男爵，郡守封为附城。

甚至早在汉成帝时期提携帮助过他的人，如当时的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等，虽然已经过世，但他们的儿子一律封为男爵。

王莽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一个久未出现的名字：孔休。孔休是他被赶回新都国时的国相。王莽派人寻找孔休，诚恳地邀请他来担当国师，但孔休闭门称病，使者连面都没见上。王莽没有怨恨，只是倍觉惋惜。

一个不忘旧情的领导者，不仅会赢得故人的尊敬，也会俘获现在下属的心。至于他对甄丰为什么如此处理，史料缺乏，很难猜测。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王莽居摄期间，对祭祀、明堂等制度已经基本改革完毕，货币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改革成果帮助他收获了臣民和舆论的支持。

现在，新朝要继续推行货币改革，还要尽快启动限制奴婢数量、恢复井田制、改革专卖制度等能够一举解决贫富分化、地位差别的一揽子措施。新朝，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皇朝、新的帝王、新的国号，更具备着永恒、终极的意义。

一旦改革完成，社会上一切不正义都将不存在，历史将终结，进入太平世。

从皇帝到平民，都对这个前景心怀憧憬。

以往只在经书里记载的太平世，就要在圣王的治理下启幕了。

注释：

1 颜师古说：恚怼之辞也。

2 王谏、张永事见《汉书·元后传》，第4033页。

3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4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5 同上，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6 胡风、福山。

7 王莽参用今古文。

8 林剑鸣：《秦汉史》，第6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9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

10 《汉书·王莽传》，第4101页。

11 当然，民国对清室的优待也有复杂背景，如以优待换取退位等。

12 徐乡，今山东黄县附近。

13 今山东莱阳、平度附近。

14 《汉书·王莽传》，第4118页。

15 公元10年9月15日。

16 《汉书·王莽传》，第4119页。

17 愔，音同音。

18 王莽说，居摄时，见到过有符命称王临为洛阳之主，而洛阳是天下之正中，所以预示着王临为太子。王莽早有迁都洛阳的打算，这符命，也可能是王莽迁都的提前安排。

19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20 音同归。

21 《汉书·王莽传》，第4106页。秩宗，即汉太常。

22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

本文授权摘自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