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87年明朝刑部侍郎我想说他有盖世功勋，却被同时代文人辱骂，背负百年骂名，原因何在？

作者：陈艺英

张居正逝世后，明新型朱俊均不仅将他的——“国籍”，还驱逐了荆州长张家、孙子家属，推翻了生前实行的新政。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被搞得“破家沉族”了，至此以皇帝亲自主导的“倒张”风潮，竟使曾一度发生好转的士习人情又发生一大丕变。

明代政治的暴虐，到了这时显得愈加狂燥，千百年间为儒家所世代相传的那种规模宏远，雍容和蕺，涵泳从容等中和气象，在众多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早已荡然无存，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偏狭、刻核、暴戾与狠毒。比如，在明神宗朱翊钧的驱使下，江西道御史李植、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等相竞扮演出一种两脚鬣狗的角色。他们恣意为奸，冲锋在前，猛一顿狂批痛打，彻底地否定居正当国十年的一切建树。因其正好迎合了神宗皇帝的阴暗心理，乃至喜不自禁地专门给吏部发出敕谕，说李植等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不久，这三个以整人起家的暴发户果然由七品言官而连升六级，被超迁为四品的卿贰京堂。

这些自幼即从吟哦“诗曰”、“子云”等开始，熟读圣贤书继而走上仕途的在朝官员，当向张居正发起反攻倒算时，不仅行动嚣攘，举止张狂，甚至连奏疏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浓重的血腥气，似无儒家所一向倡导的“恕道”之意。试看：

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所上奏疏，题为《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乞正国法彰天讨疏》；

江东之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所上奏疏，其题为《邪臣残忍太甚杀人媚人乞究治以快公愤疏》；

万历十一年九月，工科给事中王毓阳所上奏疏，其题为《极恶权奸罪大罚轻乞重加究处以雪公愤疏》；

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月，山东道御史曾乾亨的所上奏疏，其题为《奸险大臣蔑视公论乞赐罢斥以正人心疏》……[2]

其中尤为值得一说者，当数在万历十一年秋奉召回朝、新近擢升为左副都御史，迁刑部右侍郎的丘橓。此人在隆庆初年曾为大理少卿，后因病免官，“神宗立，言官交荐。张居正恶之，不召。”就是由于这一缘故，他与张居正结成生死冤家，一心要睚眦以报而图后快。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十六日，他向皇帝条陈三款，其款款均系冲为着彻底扳倒张居正而发。其中，有一条说：“朱琏则又认冯保为义父，结游七为义兄。今父充净军，兄拟斩罪，为子弟者乃止罢官？况拶剔湖广一省之脂膏，半辇载于张、王二家，是尚为有纲纪乎？”[3]

朱琏为隆庆五年进士，是张居正的门生，曾任湖广巡按御史。在当时，由于科举考试直接影响着士人的政治命运，而参加考试者的通过与否，往往又与个人的才学和运气相关，这样一来，当步入仕途后，那些新科进士自然就会凭借这场科举考试的经历，结成各式各样的新型人际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为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为“同年”关系；同龄人之间为“同庚”关系，同姓进士之间为同宗关系，而同一个籍贯的进士，则为同乡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会为官员们扩充与巩固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着充分的保障。

张居正在生前总是说，“仆以浅薄，谬肩重任，虽不足以当天下事，然一念公虚平直,则可以告于天地祖宗之灵,不敢措一毫私意于其间也。”(《答张操江》) [4]正是由于他觉得自己肩头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私人之念，故一向将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关系看得较为疏淡，孰料由此竟激起了那一届“同年”进士的群体性愤慨。他们眼见得吕调阳、张四维的门生们一个个头上都有大佬们“罩”着，不由得对自己座师的薄情寡义而懊恼不已，众人聚集起来、并紧紧地抱成一团，接二连三地上疏，向张居正屡屡发起挑战。由此，形成明朝历史上有关士习人情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张居正主政期间，真正敢于前赴后继发他发难者，竟都是他在隆庆五年录用、使之冠带加身的辛卯届门生，如赵参鲁、傅应祯、徐贞明、李桢、乔岩、刘台和管志道，以及后来为“夺情”一事相攻击的吴中行、赵用贤等。

然而身为兼有监察、司法双重头衔的丘橓，竟全然不顾上述事实，仅抓住朱琏亦为张居正的门生、且又任湖广巡按御史的身份，便凭空捏造事实，恶意栽赃，声称：“拶剔湖广一省之脂膏，半辇载于张、王二家。”

殊不知明季的行省一级官场，规制有常：且不说品服仅为七品的巡按御史，就算高高在上的巡抚，以及布、按诸司要员，也不敢恣肆妄为地横征暴敛；朱琏凭什么可将全省一半财富勒索到手、再“辇载”给张居正与王篆的家中去？丘橓用心之歹毒，居然混帐到连普通常识都不顾的地步！

其实，早在万历八年(1610年)，朱琏(字谨吾)以张居正回乡葬父期间，一日接到明神宗朱翊钧三道手诏的“君臣相得”之幸遇为由，曾建议由行省官员支助养廉银，兴建一座“三诏亭”以纪其盛。为此，张居正特地给写他过一封信，剖白心迹。他襟怀坦白的说：“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张文忠(同前，指嘉靖朝的张璁)近时所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不谷虽不德，然其自许，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后世诚有知我者，则所为不朽，固自有在，岂藉建亭而后传乎？露台百金之费，中人十家之产，汉帝犹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产乎？当此岁饥民贫之时，计一金可活一人，千金当活千人矣！何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弃之道旁，为官使往来游憩之所乎？”[5]

可是，明神宗朱翊钧一接到前辽府次妃王氏的诬告疏，马上便冷酷无情地查抄了荆州张家。张居正生前正是在这封写给朱琏信中所言“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同前)之预感，竟不幸而言中！

“世间已无张居正”。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的这句定评，似给明朝中晚期士人群体的思想品格及其整体精神风尚做出了精当的概括——做为肉身的张居正自然已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死去，可他那“精于谋国”的超卓风范，从此也就随着明朝中晚期这一极其重大的政治变故，而被当时的文官集团消解殆尽！其中，表现最为突出者，当数曾经跟恩怨纠结数十年的老朋友王世贞。

说来，王世贞的祖上曾收藏有一帧海内珍品绢本《千字文》，他见张居正也喜爱品鉴前人法帖，便派专人特地送到张家。张展看已毕，打算托来人将这件珍品再送还回去。可是，王世贞紧接着又追过来一封信，嘱来人一定将此物留下，做为礼物送给张居正。张居正十分无奈，只好写信给王世贞，表示将其暂且留下，并申明眼下只是代为保管，将来一定璧还。在信中，他说：“寓目自足，何必夺为己有。展玩毕，即以归之。烦好为保护，以赐来使矣。而使使信至之，坚以见遗，因思神物，恐为风雨所妒，什袭而藏之，即不佞亦暂为师主此物也。”[6]

后来神宗皇帝“籍没”荆州张家，这件绢本《千字文》便由此入官、并被收归内廷……王世贞家资豪富，祖上收藏有一件稀世珍品，不足为怪。先前，他声称送给张居正，不过是有求于他；后来反蚀无归，其噬脐之恨，自然无以复加。

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明神宗朱翊钧将荆州张家搞得“破家沉族”后，王世贞断定张嗣修、张懋修兄弟已绝无咸鱼翻身之望，于是到了万历十八年，亦即在其临终的当年、他便借撰述《嘉靖以来首辅传》之机，乃以远远超出徐阶、李春芳等传的绝大篇幅，极力诋毁张居正，甚至对其人生悲剧幸灾乐祸地站在一旁偷着乐，并嗤之曰：“居正申商之余习也，尚能以法制持天下，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寒暑移易，日月亏蔽，没身之后，名秽家灭。善乎！夫子之言，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7]

原来，由张居正所掌管的权力，不过是因神宗皇帝才刚十岁无法施政、而由皇室暂时寄放在内阁的皇权；当其逝世之时，年甫二十的皇帝想要收回这份权力，便亟需恶搞张居正，以确保“乾纲独断”。 联系到王世贞先前所写《题手书国史张文忠公传后》一文的褒赞之辞，那么他这种先褒后贬、落井下石的作派，恰好为明朝中晚期士习人情的丕变窳败，平添了一个绝佳的注脚。

张居正去世后不过五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年)，礼部尚书、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沈鲤针对士习人情如江河日下的颓变状况痛心疾首，椎心泣血，于是特撰《典礼疏》指陈时弊，并以期唤起众人良知，共同探讨疗救的措施。

沈鲤这道奏疏从人文教化的“道统”本原出发，联系当时社会上风习丕变，人心浇薄的情形，列举出十一项尤须及时校正的时弊，恳求皇帝“图维风教”。

在针对士人风习持续恶化的的种种劣迹，沈鲤揭露说：“富贵有可求，则畔礼以随俗；势利有可倚，则违心而竞进。座主门生，故事也。隆以老师之号，而与主观风、有司提调皆得以效尤，则师道丧。久别通问，常礼也，重以白金之将，至于依权附势，数十数百而不耻，其无名则友谊亡。年本幼也，而呼之为兄；行本叔也，而呼之为伯，何以待兄与伯乎？是无长幼之伦也。未天卿也，而天卿之；未师相也，而师相之，何以待天卿与师相乎？是谄谀之极也。”

针对恶欲横生、贪风日炽的官场现状，沈鲤针砭说：“一寒士也，需次经年，费金累百，他日之官，何从措补？于是地方始有不胜其累困者矣。一馆选也，肄业二载，费金近千，他日进馆，何自支持？于是门生始有难免其责备者矣。朝觐馈遗之禁，朝廷三令五申矣，而其风愈甚。”

针对奢靡虚华、贿赂成习的应酬礼数，沈鲤指责说：“风俗侈靡之戒，礼部颁有条式矣，而若罔闻。知一郎官之迁转，非大事也，谢恩、谢部足矣；候见于诸公卿之门墙，至于贿阍人以侥幸一见，岂敬长之礼？当然乎下徇俗，恐得罪于上也。大学士之礼，体至隆重也，部寺会议足矣，揖让于百执事之流，属至于填门途而不容车马，岂礼贤之义加？是乎上狥俗，恐失礼于下也。”

最后，沈鲤发出由衷的悲鸣与沉痛的告诫：“呜呼！今之为士者，亦太劳矣！今之风俗，亦至于甚漓，而不得不反矣。夫士者，民之倡；而京师者，四方之极也。今纵不能复古礼，岂可坐视其日渝而不救也……及今不返，日落乌沈，万古如长夜，不亦可深痛哉！”[8]

明朝之“士”，是文官集团的广大后备队，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人士道德品质的恶性滑坡，集中反映出自张居正去世后因朝廷中枢的决策失误，所导致士人群体核心价值观的罅缺与迷失。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是在社会上对张居正进行妖魔化和丒角化的最狂燥时期，由新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主持增定、翰林院侍读学士沈一贯协同参订的《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一书，由朝廷郑重修纂。这部书的选编思路，是为翰林院在读庶吉士研修诏类、册类、玺书类、奏议类等各类政论文的写作，提供的范文。依其体例而论，所用文稿首先应该是前辈翰林学土的代表作，可为了完全抹黑张居正，王锡爵等竟无视张自青年时代即被入选庶吉士、此后以学士官一直擢升至官居一品且主政十年的超卓履历，且于各类如奏疏、策论、箴铭等政论文的写作精妙优异的基本事实，除了挑选一两篇应酬之作应景外，乃将其所有为国是筹策擘划的鸿文巨制，均弃如敝履。反过来，倒是将当年在“夺情”风潮中由吴中行、赵用贤等用以弹劾张居正的奏疏，一篇不落地照单全收。

不久，翰林学土焦竑主持编选《国朝献征录》，乃以其洋洋120卷的鸿篇巨制，意在将其制作成为一部明代大型人物传记资料丛书。这部书篇幅巨大、内容宏富、从目前能见的卷帙布局看，它几乎涵养着整个明代中前期一切重点人物撰述的文稿。可是纵观全书，它却偏偏容不下对天下社稷立有大功的张居正几篇文章。比如，万历二年（1574年），前吏部尚书杨博去世，张居正曾亲笔为这位在嘉靖、隆庆与万历朝前期做出巨大贡献的官场前辈，写了一篇《光祿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太保谥襄毅杨公墓志铭》。[9]这篇文章，既是张居正生前写得为数极少的墓志铭之一、又是他充分展示个人胸襟、抱负的一篇光彩夺目重要文献，可在《国朝献征录》中却略无踪迹。反过来看，倒是那些在张居正生前赏识、提拔、信任与重用过的某些人，即如前荆州知府王元敬(字古林)者流，明明受到过张的垂顾，却偏要不遗余力地与其“划清界限”，乃至托人在为其身后撰写“行状”时，也故意捏造些跟“江陵故相”存有某某过节的无聊谎言等。对此类文字，焦竑在其《国朝献征录》中，却又搜罗无遗。

总之，由于神宗皇帝对张居正的彻底清算，从此使其有关不恤嫌怨、为家国大事而勇于担当的正面形象，竟是终万历一朝去再不见于史传，而对父死不奔丧、贪恋权位之类诸多诋毁、污损其人格形象的文字，却经各种家乘笔记、稗官野史的辗转传抄，而几乎遍及天下。世上已无张居正。这个曾被王世贞推挹为“上冠三台，下总百揆。诏书不名，犹曰子房”[10]的杰出首辅，到了此间竟成为人所共唾的反面形象……这不单是时代的悲哀、社会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哀。

万历一朝中后期以其彻底否定张居正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留下了足以警醒世人的深刻教训。概括地说，它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明朝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阳明心学的兴盛，已经对宋明理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当儒家的“道统”伦理在跌落的过程中适逢张居正推行新政，原本可凭借他那份“务以忠肝义胆事君，诚心直道相与”的诚心，而聚集起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型核心价值观，可仅因明神宗朱翊钧急于皇权的复归，而使其成果损毁殆尽；由此，也使张本人首当其冲，成为与新政同期覆亡的政治牺牲品。

其二，发生于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提前引爆了张居正与士人群体的伦理冲突，所以尽管张居正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对社会道德生活中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作出了突出的努力，但最后一经皇权的刻意打压，社会环境氛围的骤然恶化，势必造成令其一切创建成果，均陷“归零”的彻底败亡之中。

其三，明神宗朱翊钧的倒行逆施，促成了明朝中晚期士人群体核心价值观的迷误与缺失，其由此而导致士风人情的丕变，致其在往后的数十年间基本丧失了重建与更新的可能。

综上所述，明朝中晚期士习人情中这种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贪图享受、持禄养望等时尚风情的泛滥，令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品质与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波及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精英阶层的腐败堕落，及其对世风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对激化社会多种矛盾、最终使之走向灭亡之路，进而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1] (明）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卷八《江陵籍没书》；原无“论张”二字，据明藏《说小萃本》补为《论张江陵籍没书》。

[2]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141、卷之142。

[3]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147。

[4] 《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十八，《答阅视司马吴尧山》，第369页

[5] 《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五，《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第942页

[6] 《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十八，《答薕宪王凤洲之十五》，第1249页。

[7]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三》，台湾世界书局《钦定四库全书》1985年版,第452卷，第533页。

[8]沈鲤《亦玉堂稿•卷四•《典礼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9]《张居正集》第三册，《光祿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太保谥襄毅杨公墓志铭》，第296页

[10]王世贞《祭太师张文忠公文•弇州四部稿续稿》卷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