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三家对言默关系的不同态度

儒、墨、道三家对言默关系的不同态度

真正的善言者并非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人，而应知道沉默，善于处理言论与沉默的关系。

唐君毅曾论述中国思想中的言与默，并提出和分析了言与默的三种基本形态：先秦墨家为尚言者，道家为偏尚默者，儒家兼重言默，未尝陷于一偏。他指出，中国思想中，特别提出默之名，作为言行之枢纽，源于孔子。孔子“默而识之”，“予欲无言”，“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说，知道言外有默，言外有无言，始于孔子。《易传》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言“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行之有出处，言之有默语，依时而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圣之时者的原因。”《中庸》言“邦有道，其言足以兴；邦无道，其默足以容”。可见孔子于言默之际最能执其两端而用中，未尝陷于一偏，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思想中言默思想的最高典范。后来《荀子·非十二子》也说：“言而当，智也；默而当，亦智也。故知默，犹知言也。”就是说，善言者应善于处理言默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我心意的沟通。

孔子之后的墨子，则迫切行道以救天下，是知进而不知退。墨子之行，有出五处，认为言足以起行，故上说下教，而尚辩论，因而有言而无默。墨家之谈辩，并非只表己意，亦意在说服人，而且必说服人而后已，所以必有理由，必立故，本以知成推论。墨子之言，乃皆头尾成体段，可为人清晰把握。先秦重说辩之风，可谓开自墨子。相比起来说，孔子只就义理之当然说话，很少有辩论、

道家之老庄，与孔墨不同，皆处士之流，不是志在用世，期望成为“圣之清”者，所以宁退而不屑进，宁默而寡言。其默也，非必待时而动，而是凭借默以寄情妙道之体证，而其言，乃指点其默中之体证，所体证者超于言意之外。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行不言之教”，“善者不变，辩者不善”，“大辩若讷”；庄子“辩也者，有不见也”，“熟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道家以不言为教，以言教人证无言之境，是以言泯言。

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总结道：“先秦墨家为尚言者，道家为偏尚默者，儒家盖得其中。此即为三种基本形态。后之汉儒尚注疏论说之言，魏晋清谈则兼重默识言外之意。六朝隋唐之诸言佛教教理者尚言，禅宗则扫言以归默。宋明儒之自得与道，赖默识心通，而又称心而谈，以告学者，是最得孔子之意。清儒则以言释言成训诂，以知圣人制作之意，而讳言默识。是皆不出儒墨道三基本形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