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讲历史 宋代将军集团没落，逐渐边缘化的原因是什么？

随着政治之风的转变，一直被防范和约束的武将群体中，有一部分武将逐渐成为军政当中的边缘人员，并淡出了皇帝的视线，走向没落。康延泽在平湖湘、征后蜀的战争中皆有参与，后来因王全斌之事获罪被贬职。直到开宝年间才被重新起用，但不久“坐与诸姪争家财失官，居西洛卒”。康延泽是典型的没落武将，如果享受高官厚禄，又怎会落得因争家财而失官的下场。曹翰在太祖朝时，参与了诸多战事，后因功迁桂州观察使、判颖州。

在太宗朝时

从征太原，在战事平息后，晚年被没收兵权，授予左千牛卫上将军的虚衔。曾作退将诗来表达自己生活的窘困：“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这首诗大概表达了这一类武人的共同心声。曾经战功赫赫的将帅，在罢官之后的没落，这种前后巨大的反差也正是武人的可悲之处。刘廷让就是在被太宗罢官后，抑郁不食而亡。史载：“廷让即黜，怏怏不食，行至华州卒，年五十九”。这些被免官，抑郁不得志的武将晚年生活亦是落魄不堪的。

武将群体衰落的另一表现则是他们为了转移统治者视线，放弃对兵权的贪恋而采取明哲保身。笔者发现宋初有很多武将崇信释教。如石守信“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直不给，人多苦之”。韩重赟“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民采木为寺，郡内苦之”。王仁镐“崇信释氏，所得奉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读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陈思让也同样“酷信释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禄悉以饭僧，人目为陈佛子”。

统治者扶植佛教的政策

李继勋、吴廷祚、崔翰、李琼等人晚年也酷信释氏。按理来讲，作为武将本应熟读兵书，练习武艺，时刻准备上场杀敌。而不是吃斋念佛，进行修身养性。出现如此众多武将崇信释氏，与当时朝廷崇文抑武之风有直接密切的关联。佛教教义讲究的就是不争不抢，除去杂念私欲，进而普渡众生。而武将通过吃斋念佛正是向当权者表示自身已放下争斗之心，不再贪恋兵权。当然，出现武将信奉佛教现象，也与当时统治者扶植佛教的政策有关。

宋太祖时“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请游西域，诏许之，仍赐钱三万遣行”。宋太祖主动遣僧人去西域取经，可见他对佛教的重视。宋太宗更是一位佛教的信奉者，《长编》中载：“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宋太宗劳民伤财，不惜花巨资建造佛塔，可见其对佛教的笃信程度。而武将信佛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爱好。除去信奉释氏，武将还以散尽家财的方式避免皇帝的猜忌。

上述信奉释氏的武将把自己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悉数施舍给了僧人。而有一部分武将则是将自己的俸禄分给了自己的部下。郭守文去世后，军士都流泪哭泣。太宗问其原因，使臣回答说：“守文得奉禄赐赍悉犒劳士卒，死之日，家无余财。”太宗感叹许久，赏赐其家钱五百万，并且为真宗纳其女为夫人。袁继忠“前后赐赍巨万计，悉以犒赏士卒。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搢绅称之”。崔翰“轻财好施，死之日家无余貲”。

武将虽未被降职或罢官

但依然为防止引火烧身，主动散尽自己的家财。这些特殊现象的出现，皆是由于统治者不断抑武，武人被迫做出调整来适应。在统治者的打压下，武将群体中一部分武将的尚武精神在逐渐消失，进而走向没落。通过抑武有利的一点是，宋初一改五代武人跋扈专横的风气，极大削弱了武人对政权的威胁。

结语：

但糟糕的是，抑武之风的加强，最终使武将素质出现下滑，军队战斗力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为之后战场的失利埋下了隐患。无论是显贵还是没落，武将的社会地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显贵者中大多数不过是靠攀附皇帝而显赫一时，但自身并没有统兵驭将的才能，更没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下，武将的素质和精神状态都渐趋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