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国家开中国法制史夏朝】夏商周三代时期，法律思想是如何从道德中脱胎的？

三代人充斥着图腾崇拜、巫术、神话等宗教规范，混杂着道德和法律。

太古时期未有君臣上下之别，人们过着兽处群居生活，且只知母而不知父，这是母系社会的特征，人们也没有伦理观念，更不知如何利用器械提高生活质量，只知以力相征，是知识未开同时也是德法不分的状态。

成文法典局部

夏商周三代法律起源，由商代开始

关于三代成文法典起源的记载，今人所知不多，盖因目前所存有关三代时期之法制史料甚为缺乏，仅能于零星史籍中略识其起源；通说以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始于三代，惟今日三代之法典多已亡失，并未流传后世。且夏代文字目前尚未有具体成果出土，故论述上拟从商代开始讨论。

尚书局部内容

商代以“天命”、“神判”为制定法律依据

商代的立法思想都以“天命”、“神判”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尚书‧汤誓》。

它沿用了“天命”思想。而且在内容上与前述的《尚书‧甘誓》已有显著的不同，在《尚书‧汤誓》的行文中，执行天命的已不是天而是商王，商代透过天、祖、王三者融为一体的概念，再加上繁琐的占卜，对鬼神的崇敬，直接提高了商王的权威，亦证实了商人“敬鬼神畏法令”的意识型态。

商朝代表“天命”的玉牌

商代灭亡，“神判”动摇

但是，商代这种神判法思想在西周时期受到动摇，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使得西周统治者创立了“明德慎罚”的理论。在总结了商人的经验之后，他们理解到以“天命”、“神判”思想为立法思想，绝非任何情况可以一体适用。首先，是对“天命”理论的修改，周公顺势提出了天命转移的理论，认为所谓的“天”不是为某一特定族群所独占的神，而是天下所有人所共有的神，即天命归谁，端视统治者能否具备使人民归顺之“德”。“以德配天”理论开始在周人心中滋长茁壮，进而有疑天的言论出现。

周朝周公去“神判”重民情

《尚书‧康诰》指出天命不会长久地掌握在一姓之手，在统治人民时，不要过分迷信天命，应当关注民情。周公认为天命之不可信、不敢知，只好不要常考虑天命，必须重视人事并兼顾民情，务必要做到“能保惠于庶民，惠鲜鳏寡”。周公进而提出“明德慎罚”作为周初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政治上的指导原则。“明德慎罚”是由“明德”和“慎罚”两个词所组合而成的，最早见于《尚书‧康诰》。“明德慎罚”的思想亦见于《尚书‧多方》。

《尚书‧康诰》是西周初期平定武庚与三监联合叛乱之后，周公封康叔统治殷商遗民时，对康叔的训诫之词。有鉴于西周政局初定，周公告诫康叔要以“明德慎罚”作为指导和行动的准则，来统治跟教化殷商遗民。《尚书‧多方》从同样的角度出发，论述成汤一直到帝乙，认为商代的王也是以“明德慎罚”来治理人民，明确了君主应当要以王权治理人民，也要以德治教化人民。“明德慎罚”法律思想是周代统治者在总结夏商的统治经验，特别是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上所提出的。

周灭亡，“德”为重

在中国古代，“德”是较为复杂的思想体系，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与特征。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考〉一文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竞竞以德治为务”，可知西周初期的“德”，是周灭商之后，站在国家兴亡的立场思考，希望通过“敬德”、“保民”，来“祈求永命”，冀求永保周代国祚。但是，周代统治者并没把德治视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提倡德教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刑罚。所谓明德是提倡德治，而慎罚则为慎重的使用刑罚，不可滥用刑罚，刑罚要谨慎地使用，这即是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肇始。这种将教化和刑罚结合，从德治主义出发，先德后罚，以刑罚来达到德治目的，奠定了此后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基本结构。

基于上述目的，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礼与周礼发展成一套维护宗法等级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礼”源于古代风俗习惯和祭祀仪式，礼是祭祀的形式，而祭礼则是礼的内容。至周公制礼，礼开始具有政治内涵，其中的涵义。

依《礼记‧曲礼》的说法：

透过礼的施行，凝聚出社会共同的精神，由君主以身作则，推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规范，引导人民依礼而善，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周代把维护宗法制，确立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视为首要任务。

《礼记‧曲礼上》指出礼的引导作用：

礼是用来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的工具，为统治者所掌握。按照宗法地位、社会等级和亲疏关系不同，彼此之间所行用的礼也不相同。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礼制将礼所确立的等级名分等规范加以制度化。礼制告知人们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以及禁止做什么，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制通常以习俗、制度等礼的规范为内容，是伦理道德的仪规典章。虽然，礼制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但是主要是奉儒家经典《仪礼》、《周礼》及《礼记》为圭臬。尔后，成为历代制定法律的原则、人民的行为准则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判断基础。

伦理道德成评判标准

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义，成为社会行为、法律、制度、风俗等等的重要评判标准。商、周时期的礼制最大限度体现了礼义。礼与刑彼此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致有礼与刑互为表里的说法，凡礼所不容的，则为刑所禁止；礼所不禁的，刑亦不禁，恰如其分地概括出礼与刑“相为表里”的关系，即知礼是刑的核心。对待人民应当道德政刑兼施，民众才有羞耻心。

唐律局部展示

至唐代编纂《律疏》时强调道德是礼的核心精神，礼是维护道德的外在形式，刑罚则成为维护和保证德礼实现的工具。

以小编之见，法律脱胎过程，是源于道德，也是社会体系注重道德过程。

参考文献：

• 《新编诸子集成‧吕氏春秋集释》
•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 《汉书‧刑法志》
• 《隋书‧经籍志》
• 《尚书正义》
• 《礼记‧表记》
• 《礼记正义》
• 《论语‧为政》
• 《礼记‧祭统》
• 《礼记‧乐记》
• 《论语注疏》
• 《后汉书》
• 《唐律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