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前言

在看《白鹿原》原著或电视剧时，鹿兆鹏、白灵等作为典型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形象出现，他们在白鹿原发动革命也是相当的艰难，一次次跌倒，一次次重新站起来，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实际上他的经历与陕甘边地区革命过程是非常相似的。本文将介绍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领导革命斗争，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故事，与大家共同学习。

02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艰难过程

甘肃陇东地区与陕北的西部地区，大体以子午岭为界，习惯上被称为陕甘边地区。这里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很差，社会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再加上军阀土匪横行、官僚及地主的压迫，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以及兵匪之祸，导致农村经济残破，广大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不得不展开各种方式的斗争。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陇东、陕北人民就不断地发起过抗税、抗粮斗争，投身到了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洪流之中。在《白鹿原》里就有鹿三率众人抗农的事件

1927年9月—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清涧、渭华、旬邑暴动失败后，共产党员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边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一边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在毛泽东同志进军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启发下，逐步地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决定在陕甘交界的乔山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阶级矛盾尖锐，敌人统治力量又相对薄弱。

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共陕北特委首先在陕北发起了饥民斗争，斗争很快波及陇东等地。华池县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赵二娃、杨培胜率众暴动，组织农民武装抗粮、抗税。刘志丹利用同赵二娃的姑表兄关系，多次到南梁地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大力支持农民的反压迫斗争。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苏雨生、谭世麟部搞兵变失败后，便利用共产党人所控制的保安县民团，成功地袭击了陇东军阀谭世麟的二十四营，缴获了60支步枪和90匹骡马 ，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活动于甘肃合水、庆阳、宁县和陕西保安、甘泉、安塞等地。

1931年春，部队因遭陈珪璋部的进攻，被迫退到了陕西旬邑，后又被苏雨生所部缴械。刘志丹被扣押在平凉，后经刘志丹的老师——时任杨虎城高级参议的杜斌承先生营救出狱。

1931年6月，刘志丹又到平凉的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利用他同陈部特务二团团长刘玉堂的关系，借陈珪璋急于扩充实力之机，获得了个十一旅旅长的头衔。

同年夏季，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决定在乔山创立工农武装斗争区，开展游击战争，令埋伏在各军阀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策动起义。刘志丹便以陈珪璋十一旅旅长的身份，率陈部特务团（约200余人）前往宁县收编李培宵领导的当地农民武装。

但不久，陈珪璋的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叛变，缴了刘志丹部的械。 刘志丹本人也遭陈珪璋通缉，形势的变化使得刘志丹不得不离开陈部，把工作交给了张秀山等同志。刘志丹再次返回南梁后，他对赵二娃和杨培胜的农民军以及共产党人所控制的合水县蒿嘴铺的贾生财民团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一支500人的队伍——南梁游击队。

1931年10月，中共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因遭晋、陕两地军阀的重兵“围剿”，在杨仲远等人的领导下，转战到了陕北，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后又向西转移，来到子午岭山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师，会师后部队被改编为两个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陕北支队为第二支队。

这次会师拉开了乔山中段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已达千余人，10月底，谢子长、刘志丹领导这支队伍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正式委任。谢子长、刘志丹利用陈珪璋急于扩充实力的心理，和陈珪璋谈判，在保证独立的前提下接受陈珪璋的“收编”，陈珪璋向南梁游击队提供千余套军服和3000元军饷以及部分枪械修造工具，南梁游击队则接受陈珪璋所给的十三师警备骑兵二旅的番号。

后陈珪璋看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的目的难以达到，便企图将其消灭，调集了1个旅的兵力进行“围剿”。南梁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利用当地山沟纵横的有利条件，在庆阳县的六村塬歼敌两个连，重创敌军后安全地退入到子午岭山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决定以原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陕甘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03193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

1932年初，部队按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并在部队成立了党委，部队下辖两个支队。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移师到正宁县的山嘉塬，在正宁一带开辟新区，进行革命武装斗争。 正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南部，历来是兵匪横行之区，广大群众深受其害。因而当西北抗日义勇军从子午岭东侧进入到正宁山嘉塬的细嘴子、锦章一带时，当地民众逃亡一空，刘志丹严令部队不得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组织战士帮助群众打扫院子，四处寻找逃亡到深山的百姓。为了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树立起革命军队的威信，部队还大力整顿纪律，纯洁革命队伍。

当时革命武装尚处在初创阶段，内有不少收编的土匪和国民党残部，他们对革命队伍的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生活很不适应，有一个姓赵的营长甚至发牢骚煽动说：

“这是什么军？是队伍不发饷，是土匪不去抢。”

并伙同另一姓杨的营长公开去集市抢掠。刘志丹决定在南庄子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赵、杨二人。此事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士兵，在当地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的队伍是真正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仅在正宁一带站稳了脚跟，而且名扬陕甘边地区。

1932年2月12日，遵照上级指示，西北反敌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山嘉塬锦章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李杰夫和谢子长、刘志丹出席了会议。李杰夫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了改编的命令，任命谢子长为指挥，刘志丹为副指挥，李杰夫为政委，并将一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谢子长。

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当地民众有了主心骨，受苦人扬眉吐气，他们纷纷起来响应红军号召，积极报名参军，使得红军队伍迅速地壮大了起来。

红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在正宁、宁县及相邻的陕西旬邑县展开了游击战争，抓土豪、贪官，打击地方民团和豪强武装，分田分地，分配地主的浮财。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平日骑在百姓头上的“东家”丧魂落魄，而广大贫苦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了起来。随着革命运动迅速在这一带推开，在正宁县的湫头、山嘉以及陕西旬邑县等地的党组织也得到了扩充。

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支持下，当地的民众运动也在向前发展，在正宁的五顷塬、坬皮塬、龙嘴子、南邑等村庄，还成立了公开的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宁县的民众在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下，何炳正等人也在山区组织起了农民武装，后被改编为平子游击队。1933年8月，这支农民武装又被改编为宁县游击队。后又以正宁农民赤卫队为基础，组建了正宁游击队（后按当时斗争的需要，确定宁县游击队为关中游击区三支队，正宁游击队为关中游击区四支队），并在游击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

1933年底，在宁县月明塬的杨家园子，成立了农村工作党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农民运动。1934年元月，中共党员人数已发展到9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正式成立了党支部，领导农民扩大革命斗争成果，组织农民赤卫军，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以支持关中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32年2月，由于陕西省委在甘肃两当策动的兵变又失败，一次又一次惨痛失败主，让这些奋斗不已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深思，刘志丹根据自己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兵运工作的不足，他明确谈到：

“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每次都是单纯的军事运动，都没有结合农民运动，也就没有可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如果像毛泽东在井冈山那样，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战区，就算有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

04从根据地问题被摆到了陕甘革命事业的首要议事日程上

1932年春，陕甘红军游击队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开赴关中一带活动，他们当时准备以旬邑县的照金为中心，利用其北靠桥山，南面关中平原，可进可退的有利地形，以及又处与陕甘两省交界，小军阀派系众多，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条件，创建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先攻占了旬邑县职田镇，又在阳坡头歼灭彬县、旬邑、淳化的民团500余人。后又回师正宁打败了陈珪璋部敌军，再次南返旬邑，开始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尝试。

在照金，红军战士一村一户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贫民团、农会、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和浮财的斗争。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武装力量也不断壮大，同年12月24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 ，照金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

由于当时党内王明的“左”倾路线泛滥，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大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排斥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谢子长被迫离开部队，刘志丹也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杜衡又把部队向南带下终南山，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张家坪，部队惨败，全军覆没。

7月，时任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后遭敌军袭击，部队损失很大，退入照金，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根据地的力量。

同年9月，刘志丹等20余人脱险后历经艰辛返回照金。但此时敌重兵已经在围攻照金根据地，虽然红军主力被打散，散落在各地的游击队还在坚持抗，最终因为力量对比悬殊，1933年10月，照金革命根据地完全沦陷。

刘志丹等被迫放弃以桥山南端为依托，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向北撤入子午岭中段山区。

11月3日—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番号，成立了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会议还决定依托桥山，在陕甘边地区建立三路游击区：正式将以安定为中心，陕北确定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在陇东建立第二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关中建立第三路游击区。

在清涧、渭华等一系列兵变和暴动失败后，刘志丹等陕甘共产党人通过深思熟虑，开始意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走井冈山的道路，这是革命斗争的一大进步，标志着陕甘共产党人的逐步成熟。

尽管当时还处在摸索阶段，后又遭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但其意义深远，陕甘的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艰难探索中，才为当时革命斗争找到了一条适合当地革命斗争情况的道路，最终成功地在陕甘边创建了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3年冬，刘志丹率红军主力部队攻占华池县的南梁，消灭了当地民团梁邦栋部，解放了荔园堡，接着又将二将川民团赵富奎部驱逐，攻占合水老城，击溃了陇东司令杨子恒在合水、西华池（合水县城所在地）的军队，后又在元城（属华池县）打败了陇东清乡司令谭世麟的部队，赶走了驻扎南梁堡的地方民团刘保堂部，占据了大块柏山，作为中心根据地，并帮助组建了保安（属陕西省）、合水、庆阳3支游击队。

在革命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对根据地的领导和统一行动，1934年春，陕甘边各根据地的负责人齐集荔园堡，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根据地代表及当地民众大会，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革命斗争。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的四合台宣布成立，有正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文化等委员会。

1934年春，刘志丹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有计划地帮助各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充革命武装力量，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帮助第三路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恢复了三原、淳化、耀县的根据地，将二、三路游击区连成一片。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不仅恢复了原游击区，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拔掉了敌人的几十个据点，将革命武装斗争扩大到陕甘边的十几个县，并在一些地区摧毁了反动的地方乡、镇政权和保甲制度，建立起了地方苏维埃政权，形成了较稳固的根据地。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1934年11月，又在荔园堡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设在一座古庙内，墙上、树上都贴满了“打倒土豪、保卫苏维埃”的标语。合水、华池、庆北各县，以及陕西保安县的县、村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刘志丹主持，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了边区主席，刘志丹任边区军委主席。 大会并通过了关于扩大红二十六军、创建新的红军武装、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

这次选举其意义重大，世代受苦的贫苦农民第一次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真正体现了人民政府人民选、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精神。陕甘边政府在南梁成立后，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东至洛河川，西到柔远川、老爷岭、南抵太白镇，北达吴堡川的地区。

05南梁成为当时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中心

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刘志丹等还在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庆北地区帮助创建根据地。在1933年冬，刘志丹返回南梁地区前，张秀山、杨培胜领导的庆阳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刘志丹率新改编的红四十二师到南梁以后，为了加强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增强其机动性，对原庆阳游击队进行了改编，编成3个分队（约四五十人），深入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击当地反动势力、地主豪绅。1934年夏，庆北游击队在柔远一带活动，在陈家沟建立起了贫农会。

同年8月，游击队又到柳沟、杜家河、小川沟活动，他们大力进行革命宣传，在贫农会基础上成立了农联会，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之后，共产党人着手创立区苏维埃政权，经过民众选举，正式成立了杜家河苏维埃政府，李培福被选为主席，下设秘书、财政、土地、肃反委员会，还建立起了农民赤卫军。

杜家河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大力组织革命武装、动员群众，开展打击土豪和农村反动势力、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向当地民团谭世麟部所盘踞的悦乐堡子发动进攻，大大地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气焰，也使得革命力量进一步扩大，庆阳游击队扩编为4个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