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路，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体现。1946年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中失利，一路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在国民党以为东北民主联军元气大伤，美国特使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停战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东北局的《七七决议》，提出坚持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建立牢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东北局发动几万党员干部和部队到农村去，进行土地改革和剿匪安民，王翠云便是下乡干部的一员。

其中，印度在所谓的“拉达克”北部地区部队人数增加最多，大约有2万名士兵，这其中包括一些曾在印巴边境服役的士兵。这也意味着印度边防重点军事方向的转换。

在中部地区，印度也部署了至少师级的部队，印度陆军的一个师至少有1万名士兵。

在藏南地区，印度部署了新购置的法国制阵风战斗机，还配上了远程导弹，希望以此支持地面部队。

而在海上，印度海军也在采取行动，将更多的军舰移动至关键的海上通道，并加强派驻的时间。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海军官员告诉彭博社，印度政府的努力包括研究进出中国的能源和贸易流量。

彭博社的爆料是真的吗？消息一出，很多网友都有这个疑问。

彭博社的报道中也提到，印度军方和新德里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都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正通过谈判解决有关边境事态。在此背景下，有关军政要员的言行和军事部署应当有利于局势的缓和降温，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互信，而不是相反。

更加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一向热衷于鼓噪边境事态的印度媒体，此次却格外 “安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一向是印媒的特长，这次仅有的几篇报道却基本上都是全文转引彭博社，这种“安静”和“低调”一点也不“印媒”。

彭博社的爆料传出之时，正值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为期三天的“拉达克”访问开始之时，此次访问被广泛认为是给前线驻军“鼓气”之旅。受今年4月以来的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印军还没有实现正常轮换，在高海拔地区长期驻守的前线官兵身心疲惫。

在访问的过程中，辛格并没有提到增兵的事情。按理说，如果真的有增兵，这可是给士兵“打气”一个“好消息”。相反，辛格在讲话中说，应该努力通过与邻国的对话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他也不忘此行主要目的，在讲话中给士兵“打气”道，“如果有人试图威胁印度，印度不会容忍，印度军队有能力对每一个挑战做出适当的回应”。辛格还宣布启动由边境道路组织在所谓“拉达克”地区实施63个基础设施项目。

不过，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边境确实怎么消停过。有数据显示，仅在5月，印度就从美国购买了6架总价为24.4亿美元的P-8I反潜巡逻机。印军方消息人士也早就透露，“夏天是我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绝佳时期。”为此，其不顾疫情在军营中大规模传播，组织大量人力在中印边境地区修路建桥、开挖隧道、修建哨所。

2

对这个消息本身的真实性，专家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位印度专家告诉刀哥，彭博社这篇报道本身就存在一些BUG。

不可否认，向边境增兵5万，显然是一个重磅消息，如果它是最新消息，跑得很快的印度记者大概率会捷足先登将其报道出来。但现在美媒率先报道，印媒数小时后要么依然噤声，要么只有一些信息量很小的跟进报道，有点不同寻常。

报道中所列的一些数字，比如印度现在边境有20万左右的兵力，以及在所谓“拉达克北部”增加2万的兵力，并非什么新鲜事。据专家介绍，印度陆军总共100万出头，部署一定比例的兵力在边境，本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非是今天才有。而所谓的2万增兵，事实上他们原本就在该地区，作为针对印度宿敌巴基斯坦的常规部署。

报道中，围绕这5万增兵的关键细节也模糊不清。像是要凑数一样，这则新闻还拼凑了印度海军、空军的增兵部署。

此外，最近一段时间，印度虽然新冠肺炎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相比之前下降不少，但依然处于第二波疫情中。在内外军事形势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这样规模的兵力调配没有必要，看上去也不太现实。

不妨看一下现在中印关系的现状。毫无疑问，去年的加勒万河谷事件给双方关系带来重创，两国关系可以说是在低谷徘徊，至今没有明显改善。但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两国在外交和国防层面都在不断沟通对话，致力于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就在刚刚过去的25日，中印刚刚进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2次会议，其中提到，双方“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边境事态进一步缓和，避免现地局势出现反复，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还将“积极筹备第12轮军长级会谈”。

“增兵5万”，就算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里面也有很大水分，它们很像是美媒综合一些模棱两可的现状嫁接出来的。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继续挑动中印边境的紧张，以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

得利的将是谁？答案不言自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无需质疑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德国之声”引述了一位名为约西的专家观点。这位专家接受了印度一些人的观点，将去年中印的对峙摩擦归咎于“中国对印度发动突袭式军事行动”。他以此为基础认为，印度对中国不信任，他们不能失去更多“领土”，派驻更多部队，意味着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选择更多。

他还认为，这个举动也可以让印度在谈判桌上更有竞争力。

但如果印度出于这些心思真的“增了兵”，那么现实可能最终会扰醒他们的美梦。

3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渲染或者报道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文章，这不是第一篇，也不会是最后一篇。

它们的频频出现，以及它们所报道的内容，指向的问题实际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形势，可能推动印度的对华态度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走。

撕裂的那一面，主要来自于西方和印度内部。

印度国内对中印关系走向有不同的看法，对解决中印摩擦和冲突有不同的思路，这很正常。

去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中印确实都采取了对话措施力图解决相关问题，但与此同时，其中一种思路占了主导。在对话过程中，印度官方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军方人员，不时发出违背双方对话思路的讲话，甚至行动。这一方面迎合了印度内部情绪，另一方面也试图给中国压力。

在社会经济层面，印度还试图在产业链上与中国切割，以摆脱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它屏蔽了不少有中方投资背景的手机APP，进一步限缩了中印的社会经济交流空间。

今年以来，美国拜登政府上台，美西方国家纠集自己的舆论资源，针对中俄大肆造势，营造“中俄被围堵”的氛围。印度呢，属于被西方世界及其舆论拉拢的那一派，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国机制”，都有要突出印度的想法。

如果印度以此认为中国面临来自美西方在东北亚、南海、台海等多方面压力，地缘形势很糟糕，那么它可能作出形势对自己有利的判断。

那么之后无论是它增兵边境，还是有更出格的举动，似乎都不足为奇。

但弥合的动力同样存在，它们来自中国和印度内部的另一种思路。

首先这种弥合的力量来自于经贸领域。去年，在承受了巨大人为打压和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印的贸易额达到了777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相较于2019年少了一些，但中国却超过美国重新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同代人的处境中，骆锦星又是幸运的。他熬过了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此时的中国处于落后的阶段，但是它至少为骆锦星给予了“国家”这个概念，这是多少同辈人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而深知中国的来之不易，在五十年代时，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抗美援朝。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骆锦星在战时不退缩，不畏惧。

硝烟的战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一场更为艰难的战争正在悄悄的拉开帷幕。上帝在为你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偷偷为你打开了一扇窗。骆锦星生不逢时但生又逢时，目睹了中国的“过去”，更是见证了中国的“未来”。

临危受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骆锦星并没有留在军队的打算。在他的心中追求的是那一份安宁，或许是早年经历了太多的战争，看到太多的生死离别。让他的内心更加的坚定，更加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己的国家再次受到伤害，自己还是会像当年一样坚决的守护她。

辞别军旅生活后，骆锦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惠州，在当地邮电局找了份工作。在上班期间兢兢业业，每天在家和邮电局之间的这条线路生活，骆锦星似乎很享受这种安逸的生活，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之后也是升到了副局长的位置，这并没有让他的生活有太大的改变。或许经历战火之后的骆锦星，更加的向往这种平和的生活。

1979年深圳从县改成市，由此深圳也正式的进入了历史的舞台，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树欲静而风不止，骆锦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打破这一切的正是来自深圳的改革。接到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来到深圳支援。因为自己是干邮电局出身，骆锦星觉着自己会着手相关的工作。没想到是到深圳房管局担任副局长，此时的骆锦星已经44岁了，这对没有任何经验的骆锦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深圳，这基本上是一个贫民区，经济条件落后太多。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深圳副局长时，骆锦星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在一年内建设近300套干部房子，约两万平米的单位宿舍楼。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这里的经济就比较落后，上级没有拨款，还要完成如此大的工程。为此骆锦星东奔西走，四处筹集经费，之后发现这个行不通，只能另辟蹊径。在考察期间骆锦星发现香港的房地产行业非常火热，并且香港的土地可以进行自由买卖，在内地却行不通。在与领导的沟通后，骆锦星找到一个“中和”的方式，通过“补偿贸易”的方法，进行筹资。骆锦星找到一个港商进行合作，由港商出钱深圳出地，房子建成之后，港商在香港进行销售等一系列，所获利润深圳八成，港商两成。

为此在1980年，骆锦星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就连刚开始的协调费四万元也是跟当时的港商借的，这个公司最初也仅仅有四部单车。

在房子还未完工时，便推出优惠政策，如购房可以送深圳户口等。这个项目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大华侨的追捧，就连当时的投资者也纷纷购买。由此可见骆锦星异于常人的商业眼光。就这样，他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不仅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是打响了深圳房地产行业的第一炮。

慧眼识“材”

走了好几天，无非是晓行夜宿。这一天，半路上忽然下起了雨，养春鹤只得带着人到路边农户家里躲雨。雨水一直下了两个多时辰才停息，养春鹤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一处偏僻的地方，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土地庙。养春鹤看看天色，还有大约一个时辰天就黑了，是无法赶上前面的宿头的，于是吩咐随从们，把马车赶到土地庙里，埋锅造饭，在此过夜。

土地庙不大，倒也干净。众人把行李卸下，堆放在走廊上。吃过晚饭后，各自在地铺上歇宿。养春鹤睡不着，见土地庙后面有一个庭院，便踏着月色，信步往庭院走去。只见庭院里有三间房屋，里面亮着灯光。

想不到土地庙后面，还住着人家。养春鹤来了兴致，打算叩门进去，闲谈一番。他走到门口，正要举手敲门，却停住了，因为里面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

只听见一位老奶奶劝说道：“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太伤心，事已至此，我们也无能为力，哭泣也解决不了问题。”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估计就是老奶奶口中的老头子，只听他叹息一声，说道：“正因为无能为力，我才忍不住伤心，但凡能想一点办法，阻止灾难发生，我的心也好受一点。”

老奶奶接连叹了几口气，闷闷不乐地说：“办法也不是没有，只是无钱而已，真是无钱寸步难行啊！”

听到此，养春鹤明白了，这里住着两位老人，他们遇到难事，手头缺钱，故此悲伤不已。他是个热心肠，平常遇见有人过不了难关，他都会捐助财物。如今见老者如此伤心，有心帮一把，便举手叩门。

屋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不一会，屋门打开，露出一张白发苍苍的老者面容，狐疑地问道：“客官从何而来？叩门所为何事？”

养春鹤却笑着说：“老先生，这不是待客之道啊，哪有把客人堵在门外盘问的？”老者忙笑着说：“客官恕我年迈昏聩，有失礼节，快快请进。”说罢，侧身让开。养春鹤走进屋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站起来笑脸相迎。

养春鹤落座，讲了自己的身世，说出想帮他们一把的意图，询问他们缺少多少钱？老者哑然失笑，好久才说：“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们所缺的钱财，不是一笔小数目，恐怕你不愿意拿出。”养春鹤询问需要多少银子？

老者说：“少说也要数万贯。”养春鹤一惊，脱口问道：“为何需要这么多？”老者说道：“事出有因，且容我慢慢道来。”

原来，这两人分别是土地老爷和土地奶奶。他们得到消息，过几天，瘟神会在此地散布瘟疫。到时候，瘟疫盛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景象。

土地老爷苦着脸说：“我年年享受本地人的香火，他们祈求我保佑他们。如今，眼看他们要遭受苦难，我却无能为力，故此愧疚哭泣。”养春鹤问道：“数万贯钱财又是怎么回事？”

土地奶奶说：“我有治疗瘟疫的偏方，可以购买药材熬制汤药，救济当地百姓。但是，人口众多，需要的药材无计其数，没有数万贯钱财，是办不成这事的。”

养春鹤沉思片刻，说道：“这钱我来出。”土地老爷惊讶地问道：“你家两代人，才积累了数万家财，一旦拿出来，多年的努力付之流水，你不心痛吗？”养春鹤淡定地说：“钱财没有了，可以再挣来。老百姓的性命没有了，就永远地失去了。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

土地奶奶大喜，拿出偏方，递给养春鹤。养春鹤告辞而出，回头一看，哪里有房屋，只是几棵树而已。

第二天早上，养春鹤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不去都城了，住在土地庙里，购买药材，准备救济百姓。他写了一封书信，让几个亲信快马回去，把家里积攒的现银，全部取来。

过了不到三天，当地果然爆发了一场瘟疫，大部分人卧病在床。此时，亲信们已经取来银子，养春鹤让他们四处购买药材，熬制汤药，救济当地百姓。

三个月过去，瘟疫过去，十之八九的人口，幸运地活了下来。老百姓把养春鹤当成活菩萨，要给他建庙祭祀。他拒绝了这番好意，讲明了是土地奶奶送的偏方，让他们感谢土地老爷和土地奶奶。

过了半年，这一天晚上，养春鹤忽然梦见一位神人，牵着一头神兽走进来，说道：“你做了大善事，天帝为了嘉奖你，特地把貔貅神兽送给你镇宅，从此后，你会财运大发。”

余秋雨好奇地伸头到窝棚里面看看，大多就是地上铺着一块破毯子，毯子边缘一角会堆着着一些看上去也很破旧的衣服，旁边还有一口锅，大抵是用来煮饭用的，其它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家的组成。

中国形容一家人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但印度这些穷人，穷到连一壁都没有，这样的印度，中国确实无法“超越”，只会越来越远离。

沿途继续开着车，余秋雨看到窗外，所有的车都自顾自地开着，谁也不谁让，毫无交通规则可言。每辆车子后面都用英文大大地写着“鸣喇叭”，为何要这样写？因为很多汽车上没有反光镜，偶尔也几辆装了反光镜，也非常小，刮胡子拿来照照还差不多。

所以要避让就得拼命按喇叭，可是如果大家都在按，越按声音越大，越听心越烦，在这种状态下又如何能开好车，很多车辆干脆横冲直撞起来，压根不管会不会碰到其它车辆。

余秋雨他们乘坐的是辆吉普车，旁边一辆拉旅客的客车，可能想显示一下车技，或者“欺负”一下比它小的吉普车，故意把他们所坐的车子往路边挤，直到狠狠擦到了吉普车，然后扬长而去。

余秋雨他们连忙下来查看车子受伤情况，结果吉普车司机完全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早就习以为常。而因为停下来检查，后面有辆小车直接追尾撞上吉普车，小车的车灯碎了，车头也凹陷了，反而吉普车没任何损伤。

面对这一情况，所有人目瞪口呆，还不知道要如何处理的时候。就见这小车一个倒车，然后打个方向盘就开走了，完全不在意，感觉这只是一种碰碰车玩具似的消遣。

刷新了余秋雨等人对印度的奇葩交通规则的认知。再回头想想印度官员说的我们还要20多年才能追上印度，就像听个笑话。

除此之外，印度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现如今人口已达13亿多，和中国基本不相上下。我们常说中国人多，北京、上海各种拥挤，但如果这些城市的人站在印度也会感觉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毛泽民。图/新华社发

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慷慨解囊，从仅有的7000大洋家底中，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大洋，送给党中央，但这样也难以解决大部队的燃眉之急。

就在西北办事处成立20多天后，党中央任命毛泽民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在毛泽民的统一指挥下，终于，贸易总局、工矿科、农牧科及合作总社，紧张有序地运转起来。

在国民经济部的帮助和带动下，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如兵工厂、被服厂等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榨油、染布、熬硝制盐、粮食加工等小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5年1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编者注）为发展小手工业提供贷款，促进了边区经济和贸易的繁荣。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图/新华社发

让黑色老油矿焕发生机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都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当年赣南的钨矿就是中央苏区解决经济困难的一个聚宝盆。荒凉贫瘠的陕北黄土地到底有什么资源优势？国民经济部成立时，在选择工矿科长时，毛泽民有意选一位比较成熟的当地同志负责工矿科的工作。

前来报到的工矿科长叫高登榜，陕北延川县人，时任西北工作委员会技术处党支部副书记。毛泽民先是详细询问了陕北都有什么土特产，如粮食、油料、食盐、矿产等等，然后对高登榜说：“你的任务，首先是整顿管理安定和永坪两座煤窑，把煤挖上来，运到这里，让家家户户都能烧水做饭。第二，听说陕北还有个油矿，要尽快把油矿的情况了解清楚。”

陕北延安一带有石油的记载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当时延安叫高奴县，延河叫洧水。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中就写下：“上郡高奴有洧水，可燃。”北宋时期，延安叫鄜延路。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担任延路经略使时，对延安一带进行了周密考察，也得出鄜延境内有石油的结论。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首次确切地使用了“石油”这一概念：“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

到20世纪初，石油果然开始“大行于世”。德、日、美、俄等帝国主义都对陕北石油资源存有野心。陕西巡抚曹鸿勋曾一次次上奏主张“以延长煤油与外国煤油争衡”，延长石油“非速自办，不能杜外人之觊觎”。1904年，曹鸿勋的奏请终于得到允许。清廷拨地方官银8万余两作为开办费。1907年6月5日，中国第一口油井在延长县西门外开钻，历3个月，当深度钻到69米时，井中见油，钻到81米处，完井，日产原油可达1~1.5吨。当年，延长石油厂炼出的煤油送到西安，煤油汽灯光亮耀眼，好似黑夜中的小太阳，曾一时轰动了西安城。

▲延长油矿的前身“延长石油官厂”旧址（资料照片）。图/新华社发

陕北不仅有石油，还有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小型采油和炼油设施，油矿的规模虽然不大，若能恢复生产，也足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使用的。

当毛泽民得知，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时，当地苏维埃政府将国民党矿产资源委员会的20多名石油技术人员全都关押起来时，毛泽民很恼火。采油和炼油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得不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将一事无成。他立即提笔给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写信，请求释放这些技术人员。博古很快作出“同意释放”的批示。

在毛泽民和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获释的技术人员洗澡、理发，换上了干净衣服，还分配到了窑洞，解决了吃饭问题。毛泽民决定，给大家放假一周，愿意留在矿上继续工作的，共产党热烈欢迎。

毛泽民又把延长油矿原勘探处事务所所长严爽请到瓦窑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任命他为延长油矿技术矿长。严爽深受感动。回到延长后，他即着手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清理现场，整修设备，争取用最快的时间恢复生产。

汽油和煤油是党中央和红军急需的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毛泽民决定将延长油矿办成中华苏维埃的国营企业，不仅满足根据地的燃油需求，还要力争出口。

为加强对延长油矿的领导，毛泽民派高登榜兼任油矿行政矿长和支部书记。高登榜出发前，毛泽民吩咐他，把前方退役的毛驴和骡子卖掉，筹措一些钱作为油矿的开办费。

油矿开工后，毛泽民专程从瓦窑堡来到矿上，诚恳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技术人员，为国民党工作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多出油，支援红军打胜仗！”

在工矿科的直接领导下，油矿职工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没有吊车，他们用手摇辘轳吊油；没有储油罐，就砌石板池。奄奄一息的老油矿，居然很快恢复了产油。

把原油炼制成汽油和煤油困难也很多。矿上的炼油设备十分陈旧，一台老式锅炉，每周只能炼制一两炉成品油，还经常受到敌机的袭扰。毛泽民鼓励技术人员大胆进行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改造，工人们不但修理好旧机器，还自己制造了锅炉、蒸馏釜和油管，发明了空中套井和钢丝打结法。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率军东征途经延长县时，亲自到油矿视察，观看了采油和炼油的全过程，还把采油工人请进窑洞谈心。1936年4月，毛泽民在名为《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建设》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自从去年12月整理延长石油工厂以来，在今年一二三月，三个月中，共生产原油约7万斤，每月平均炼了3锅油，计共产挥发油约400斤，汽油2000余斤（永坪井之原油中汽油特别多），头等油2.5万余斤，二等油1.35万余斤，超过了国民党任何时代的平均生产额，并附属生产了大批油墨、石蜡、凡士林。除充分供给了红军与机关需用外，最近还大批运输出口。同时，在这一时期，打完了永坪第三井，现正着手打第四井。3个月共有盈余2000余元。这是全中国仅有的石油矿。”

红军初到陕北时，中央机关夜晚照明点灯用的是蓖麻油，如今用上了油矿自制的“洋蜡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毛泽东通宵工作，总要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以后才休息。开始，毛泽东点的是小油灯，一夜工作下来，脸上被熏得黑黢黢的。自从有了“洋蜡烛”，每天晚上，警卫员就在主席的办公桌上点亮两支蜡烛，等6支蜡烛点完了，天正蒙蒙亮。

守住白色的“聚宝盆”

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的任务，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及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苏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随着红军部队的不断扩大，陕北苏区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更加紧张。再加上要为即将到来的红二、四方面军准备粮食和冬装，所需的费用更大了。

在陕北与宁夏、内蒙古交界处，食盐、毛皮、甘草是其主要出口物资。红军占领盐池、定边后，西北办事处决定，由毛泽民率领经济工作团，前去统一领导新区的食盐生产与贸易工作，积极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农副产品出口。

7月5日，毛泽民率领经济工作团来到定边。经向当地商会打听发现，从定边往西约80里有个盐场堡，其有大量咸盐。毛泽民立刻带着工矿科长高登榜来到盐场堡。

▲2021年3月3日拍摄的宁夏盐池县曾记畔村冯家老宅，1936年毛泽民曾来这里了解农村情况（无人机照片）。图/新华社发

每年七八月间是产盐最好的季节。也许是红军扎根陕甘宁，大自然给予的特别眷顾，在质朴敦厚的黄土地下，不仅埋藏了黑色的石油，还镶嵌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白色“聚宝盆”。

毛泽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谈到陕甘宁边区的资源情况时说：“边区有一地盐很丰富（宁夏盐池），每年产盐价值100万元。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年征税400万元，而我们仅征收30~40万元。边区有名贵药用植物、丰富的煤炭（无烟煤）、羊皮。”

由于有丰富的食盐资源，远在内陆的定边城早已成为三边地区的大市场，每月都有两次大集市，很多商贩都会到这里赶集，一日能达数千人之多。由于贸易流通，这里的市场相当繁荣，布匹和日用品都比较便宜。

毛泽民认为，既然食盐的资源这样充足，我们就要紧紧抱住这个“聚宝盆”，把盐运出去就能以此筹集钱款，使盐业生产成为边区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当地商会的帮助下，仅用了两天时间，经济工作团就采购了大量的布匹和百货。毛泽民又紧急调来20多峰骆驼，派专人把布匹和百货押送回保安（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机关已从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编者注）。

盐池县有5个大盐池，其中3个池产盐，但都控制在汉人豪绅和蒙族豪绅手中。在国民党高额盐务税的压榨下，盐工受到残酷剥削。毛泽民决定把盐工和盐湖周边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新的盐务局，采取新的盐税政策，鼓励盐商长途贩运。

在到达盐池县的当天，毛泽民即对发展食盐贸易的相关政策提出意见，起草了《处理食盐、布匹，巩固苏区金融的具体办法》。他的意见得到了西北办事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布告”的形式公布，在定边、盐池的交易市场，以及各县、乡合作社的门前广为张贴。

《布告》明示，取消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什盐税，只需缴纳一定的盐价，即可到处运售；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应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除按群众需要的数量驮取外，必须多运食盐到白区换取大宗布匹和群众必需的工业品；凡在苏区内出卖食盐、布匹等，一律使用苏维埃纸币，严禁收取白票（即法币）或现洋，不得故意高抬市价。违者，除予以相当处罚外，立即停止其在盐池购买食盐。

“共产党不收盐税！可以随便运盐了！”

好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布告前围满了远道而来的盐商、盐贩，还有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大家都称赞共产党的政策好！

毛泽民到盐池县几天时间，就接收了汉地盐业公司，组织盐场民工和农民开采盐矿，发动商人贩运食盐。天遂人愿，一个月内即生产食盐二三十万驮。

同时，毛泽民又去接收蒙民的北大池和狗池盐场。为了团结蒙民共同抗日，毛泽民与西征红军政治部商定，把北大池和狗池盐场交给蒙民管理，搞联合经营。毛泽民积极鼓励根据地军民多产盐，运往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辖区扩大出口贸易，用食盐换回了根据地红军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医药等物资。在毛泽民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盐池、定边的盐业生产和食盐贸易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毛泽民向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边区的盐业生产时说：

“在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有一大片天然盐场，盐储量非常丰富。红军西征胜利后，边区国民经济部接收了汉地盐业公司，在盐场周围组织起10个生产组织队，组织盐场民工和周围的农民开采盐矿，发动商人贩运食盐。边区每年的盐业收入要达到100万元，这对边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如雨后春笋的合作社

陕甘宁边区苍凉的黄土地，给毛泽民提供了施展经济才华的大舞台。他紧紧抓住石油、食盐这一黑一白两大经济命脉，依靠、组织消费合作社帮助边区人民克服暂时困难，改善生活条件。

最初，全边区只有几个不健全的消费合作社，一个食盐合作社，仅仅过了3个月，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

如果说，在建党初期，毛泽民在安源路矿创办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对股份制合作事业的一种尝试的话，那么在陕甘宁边区，他的思路和领导方式已日臻渐进，更加成熟。他起草的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处理食盐、布匹，巩固苏区金融的具体办法》的布告，向各级国民经济部门发出的“关于春耕动员工作的指示信”和“增加出口贸易、扩大合作社营业”的通知，都将目的、措施、办法、要求，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奖惩分明、具体。

当华夏的女性在面临国家利益，和自己生命安全的时候，她们毫不例外的都选择了国家利益大于一切。有无数的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后人证明这一切，孙龙珍就是这些英雄儿女中的一员。孙龙珍的故事非常的励志，以至于我们后人都称呼她为铁姑娘。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和平的解放了新疆地区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也留在了新疆地区，参与到新疆的经济建设之中。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问题。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也处于一贫二穷状态，人民解放军很快在新疆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作物，这一系列的自救行为，使人民解放军在新疆扎根下去。

这群可爱的英雄儿女们，本身就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面对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还是毅然决然的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面，无数的英雄儿女都在此过程中付出艰辛的汗水。那时候的孙龙珍就是扎根在新疆英雄儿女中的一员。

在平时的工作中，孙龙珍兢兢业业，坚决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给她的任务。孙龙珍怀有6个月身孕的时候，她依然活跃在工作一线，她不想给组织添任何麻烦，想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为，来帮助人民解放军新疆。

然而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却在她的身上发生了，孙龙珍在面对苏联军队侵犯我新疆牧民的过程之中，她认为自己是人民解放军。责无旁贷的要保护这些牧民的安全，她不顾自己身患6个月的身孕，挺身而出，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保护了这些牧民的安全。

孙龙珍的这种英雄行为在整个新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鼓舞着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最终这群可爱的战士们，在孙龙珍这种精神的感召之下，收复了新疆44万亩的失地。

当我们今天前往新疆旅游的时候，依旧能够看到孙龙珍的坟墓扎根在新疆地区，在她坟墓的周围，还有几棵小白杨盎然的挺立在其中，它们仿佛是在陪伴孙龙珍，小白杨的这种精神，也是对于孙龙珍最好的诠释

驻扎在边境地区的民兵班身上，一直都流传孙龙珍的精神，因此这个民兵班也被称之为，孙龙珍民兵班。在孙龙珍同志的精神感召之下，有无数内地青年们，前赴后继的前往新疆，支援新疆的经济建设工作，也让无数的戍边战士，可以扎根在新疆保护边境的安全。

在面对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的女性最终都选择扎根在新疆。新疆这片土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不仅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集聚地，也是无数中华儿女献出青春的宝贵革命圣地。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至今还在流淌着孙龙珍的精神。

孙龙珍刚刚到达新疆的时候，才年仅19岁，本身这是一个像花儿一样的年纪，但是孙龙珍选择扎根在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在面对新疆繁重的生产任务，孙龙珍一直都坚持在前线。在1962年的时候，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将看管牧羊这个重担放到她的身上。

明朝建立之后，当时的社会面貌满目疮痍，很多地区由于常年战乱的影响变得荒无人烟，越来越多的耕地被荒废，刚刚建立起来的明朝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时朱元璋便在户籍制度上有所完善，为的是统计全国人口，合理分配土地，并实行人口迁移开发荒地，让所有人有地可种，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初期的局面。

户籍制度诞生

1、土地均分

朱元璋出身贫寒，自幼吃过许多苦头，所以对当时百姓的处境感同身受。为了缓解百姓的压力，让他们帮助明朝发展农耕，朱元璋开始统计人口数量，并按照每家每户的劳动力数量来分配土地，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为了刺激农百姓大力发展农耕，朱元璋决定降低税收，实现藏富于民，让百姓享受更多的福利。

2、人分三六九等

朱元璋自幼厌恶唯利是图的商人，所以在即位之后大力抑制商业发展，既是为了打压商人群体的势力，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在人口划分的过程中。

朱元璋将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指的是官员士大夫阶级，他们无需纳税，享有更多的特权；“农”指的就是农民，是农业发展的顶梁柱；“工”、“商”则封建社会中最不受重视的行业，商人的地位也是最低的。

3、户帖制度的优势

户帖制度最早诞生于宋朝，到了明朝才逐渐完善。户帖制度指的是按照每家每户劳动力数量分配一定的土地，户帖上记载了不同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以及需要承担的赋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产权证。

户帖制度的推行不会影响到百姓的利益，反而会为他们增添一重保障，所以推行起来十分快捷，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百姓得到户帖之后，可以按照规定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耕作。

一来可以减少人口迁移的概率，将百姓限制在一定的土地范围内；二来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避免人口流动性过强带来不利影响。由此可见，明朝的户帖制度有利于当时的政策推行，推动初期社会安稳发展。

户籍制度存在弊端

1、等级制度森严

户籍制度体现出了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按照不同人群的划分大概可以分为四个等级。首先是宗室和权贵，这类人拥有更高的特权，即使犯错也不允许官员直接逮捕他们。

这类人名下的土地也无需缴纳赋税，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优渥。其次是官员阶级，这些人也无需缴纳赋税。由此可见在明朝，宗室权贵和官员阶级要承担的税收微乎其微，大部分都是交给普通百姓承担的。

第三等就是农民阶级，包括普通的农民和地主，还有将土地卖给地主的佃户。这些人需要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税务，如果是平常还好，但明朝处于明清小冰期中，自然灾害频繁，粮食常年欠收。

农民无法承担起高昂的税务，只能将土地卖给地主，这也变相地促进了土地兼并现象。最后一种籍贯包括罪奴、奴仆等等，他们受人歧视，社会地位极低，也不会享受任何待遇。

2、户籍制度的影响

明朝的户籍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是有利于维护初期社会的安稳。当时很多人没有地可种，社会生产力低下，正是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才能尽快恢复生产力，提高人们的劳动效率。

同时促进明朝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为后来的发展提供助力。户籍制度便于统治者了解全国各地人口分布数量，并以此作为依据收税，对后世也有比较先进的影响。

此诏被称为“度田令”。刘秀之所以下令度田，是由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东汉政府需要掌握确切的土地及人口数字，以便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然，这里面也含有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数量之目的。而其深层的原因，无疑仍与强化皇权有关。刘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领域的集权。

显然，刘秀低估了度田的难度。当度田令颁布之后，立即为社会各方面所抵制，执行的情况非常糟糕。

首先从农民的情况来看，两汉之间，他们通过战争的暴力手段，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大量土地，不少人还挣脱束缚，获得人身解放。现在东汉政府实行度田，清查土地和户口，试图重新控制他们，把枷锁再度套在他们身上，这自然要遭到反对。

再从地主的情况来看，他们本来就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尤其那些大地主，差不多都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所隐瞒的田地和依附的人口很多。政府度田，他们自然不愿意被清查，故而极力反对。不过他们一般都是与官府相勾结，采取谎报等手段蒙混过关。而地方官惧怕他们，或贪于贿赂，或利害相连，所以也甘心情愿与他们沆瀣一气。

最后从州郡官员的情况来看，他们既是度田令的执行者，又大多兼有豪强地主的身份，或与当地豪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所以势必不肯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

这里，最可怕的是后一种情形，即以度田为名，不仅丈量农民的出地，还将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从而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总之，地方官是“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多不平均”。结果搞得“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二、帝城帝乡

当时诸郡各遣使来京上奏度田之事，刘秀逐一披阅。他发现陈留郡奏事的文牍上歪歪扭扭写有一行字，仔细一看，写得是：“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不解其意，便把陈留使吏叫来盘问。使吏不肯讲出实情，撒谎说这是在洛阳长寿街上得到的。刘秀是何等人物，一个小小的谎言岂能瞒过他的眼睛?他对使吏不说实话非常气怒，正要发作之际，帐幕后传来了他12岁的四子东海公刘阳(即以后的汉明帝刘庄)的话声：“吏受郡救，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意谓这是使吏所受郡太守的教诫，让他按“颍周、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原则，去求问其他郡垦田之数，来与自己郡的垦田数作比较，以防止所上奏的数字偏低或偏高。

很明显，此乃地方官员应付朝廷“政策”的一种“对策”。刘秀听罢，问道：“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意思是说，即使如你所讲的那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两地不可以求问呢?

刘阳回答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其意讲，河南尹是帝城(京师)所在地，皇帝的近臣很多，南阳郡是帝乡所在地，皇帝的近亲很多，这两地田宅超逾制度规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能用作衡量的标准。

刘秀命令虎贲将继续诘问使吏，使吏见隐瞒不过，便一五一十作了交待，竟然和刘阳所说的一模一样。刘秀又进一步“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

上述的帝城帝乡现象，集中凸现了当时东汉这样一个建立仅仅15年的帝国的政治面貌，反映了刘秀政权多用乡曲故旧的保守性。其实，这些也都是刘秀自己一手造成的。早在建武十一年，并州牧郭伋赴任路过京师，刘秀问以得失，郭便直言道：“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由此可见当时“专用南阳人”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史载，刘秀对于郭伋的谏言，是采纳了的。

当然，一种用人格局的完全改变，也不是短短几年时间能够做到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连一个12岁的少年都知道的帝城帝乡现象，深谋老算的刘秀竟全然不知，这恐怕也是一种“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吧!

三、欧阳歙之死

面对度田令实施过程中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刘秀决心严厉惩处。就在颁布度田令当年的冬天，大司徒欧阳歙被抓进监狱，罪名是“前为汝南太守，度田不实，减罪千余万”。这是刘秀为度田问题而处置的第一位大臣。由于欧阳身为三公之一，地位极高，所以引起的震动很大。不过，从事情的最后结果来看，刘秀的这第一炮，似乎并不那么理想。

欧阳歙，字正思，是汉代今文学《欧阳尚书》的八代传人。新莽时为长社宰，更始朝任武原令。刘秀平定河北至武原，见其政绩卓著，迁河南都尉行太守事。东汉建立后，封为列侯，历官河南尹、扬州牧、汝南太守。其在任上，一边做官，一边教书，常有学生数百人，是一个亦官亦学的人物。后征拜大司徒。

然而屁股还没有坐热，便东窗事发，银铛入狱。他的那些学生们为老师鸣不平，守阙求哀者竟多达千余人。甚至有人自己剃去头发，意谓自受毙刑，以表示救助老师的决心。

有一个叫礼震的17岁青年人，听说欧阳的案子即将判决，立刻从家乡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赶赴京师，当行至河内郡获嘉县(今河南新乡西)时，把自己捆绑起来，向皇帝上书道：“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答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

其中心意思就是要求替代欧阳歙去死，以拯救《欧阳尚书》这门学问，使它不致废绝。可惜当这份上书奏至皇帝那里时，欧阳歙已经死在狱中。然而，紧接着欧阳歙的掾属陈元又“上书追颂之，言甚切至”。刘秀一看这势头，颇感棘手，也担心落一个杀贤的不好名声，于是给已死的欧阳歙“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等于替他恢复了名誉，而所犯赃罪也就不了了之。

表面上看，刘秀之与欧阳歙，是皇帝处理度田不实的大臣，而实际上刘秀所面对的，乃是以欧阳歙为首的以其弟子为骨千的儒宗豪族集团。双方较量的初始阶段，刘秀相当主动，占有优势，但最后结果，却是以皇权的某种退却而告终。

建武十六年，刘秀又对度田不实的郡太守大开杀戒。“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次的严惩还涉及到功臣刘隆。隆字元伯，为南阳刘氏宗室。王莽居摄时，隆父刘礼与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事败，罪灭满门；隆当时不满七岁，故幸免于难。长大后，学于长安，并投身农民军，被更始拜为骑都尉。

他得知刘秀在河北发展势力，便又投奔到那里，仍被任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鲔、李轶等。此间，李轶杀害了留在洛阳的刘隆的妻子。刘秀称帝后，他受封为列侯，拜诛虏将军，参加过讨伐李宪的战争，并屯田武当。建武十一年，他受任南郡太守，在其后的度田中，有严重的舞弊行为，被征下狱。刘秀念其既是宗室，又是功臣，“特免为庶人"。

刘秀这次所杀郡国守、相比较多，他希望通过此举起到某种震慑作用。一次，他从容向虎贲中郎将马援说道：“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意思是讲，我十分后悔前些时候杀的郡守、国相太多了。马援巧妙地回答说：“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意谓这些人的死，是罪有应得，谈不上多不多的问题；不过已经死了的人，却是永远不可能再活过来了!话语之间，隐含着一种批评。刘秀听罢，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