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兼近臣

卢绾与刘邦是同乡，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人从小便沆瀣一气、臭味相投。但是有一点，刘邦是哥，卢绾是弟，卢绾心甘情愿追随刘邦，与刘邦一起游手好闲、聚众滋事。在他心目中，刘邦就是自己的榜样，他行侠仗义、横行乡里，都令自己万般仰慕。

刘邦在沛县起兵时，卢绾第一个举手响应，并且从此鞍前马后，与刘邦形影不离。而刘邦对这位忠实的小弟也是格外信任和照顾，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传达自己的命令，反馈下属的情况，相当于机要秘书兼保镖。

随着刘邦地位的上升，卢绾也不断受到提拔和赏赐。刘邦成为汉王的时候，卢绾被任命为将军，在楚汉相争白热化的时候，卢绾被任命为太尉，军事上名符其实的一把手。

卢绾虽然位列三公，但是在生活上，他仍然贴身跟随着刘邦，如同刘邦的影子，不但参与军中最高机密的战略策划，而且几乎与刘邦同吃同住。这种职位和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在汉军中找不出第二个。

卢绾曾经的爵位是长安侯，当时汉朝的国都定在栎阳。汉承秦制，国都所在的关中地区是王朝的核心，是不能分封出去的，但刘邦毫不顾忌，直接封卢绾为长安侯，这一殊荣令其他功臣羡慕得牙痒。

西汉开国之初，功臣们根据资历和功劳论功行赏，卢绾担任最高军事职务，但一直追随刘邦左右，单独带兵的次数非常少，因此虽有有资历但军功很少。关于这一点，功臣们颇有意见。

因为爱屋及乌的关系，刘邦本就很喜欢刘如意，认为他长得虎头虎脑，一看就很像自己，将来必定有大出息。于是，刘邦就开始亲自推动废立太子的事情，结果遭到了满朝文武的反对。虽然刘邦的尝试失败了，但他没有死心，戚夫人也没有死心，仍然不断利用吹枕头风的机会为刘如意谋求太子之位。

在这个时候，吕后出手了，商山四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问计张良

刘邦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很会用人的统治者，但是在处理个人家事的时候，他的很多做法确实让人不敢恭维。面对戚夫人的苦苦哀求，刘邦多次提出要更换太子，以御史大夫周昌为首的大臣们强烈反对，有人当场痛哭流涕，有人以死相逼，把堂堂大汉帝国天子整得很无奈。

为了感谢大臣们的帮助，在一次朝会结束后，吕后特意找到御史大夫周昌，“噗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以皇后的身份行答谢重礼。在那之后，周昌反对废立太子的态度更加坚决，但吕后知道，就算自己拥有满朝文武的支持，万一刘邦强行废黜太子，她也毫无办法，因此必须彻底消除隐患。

于是，吕后想到了“谋圣”张良。一天朝会结束后，吕后的哥哥吕释之带着几个人埋伏在半路上，趁机把张良给“绑架”了，然后带到一个小房间里，传达了吕后的想法，希望他能出个主意，帮助吕后和太子刘盈摆脱困境。

张良没有办法，只好建议吕后去请外援，也就是商山四皓，说只要能够得到这4个人的帮助，废太子的事情自然无法成行。虽然吕后听说商山四皓很有名，但她并不觉得这4个人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只好半信半疑地派人去请，经过反复拜访加上重金收买，总算是把这4位老者带回了长安城。

二、商山四皓

所谓“商山四皓”，就是秦末汉初隐居商山的4位饱学名士，因为须发皆白，白眉皓首，所以被称为“四皓”。根据《史记》、》汉书记载，这4位先生分别是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都曾在秦朝时担任过博士，后来为了躲避战乱隐居，到了汉朝初年，他们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可是到了汉高祖七年，即公元前200年，刘邦正式将都城迁到了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

刘邦为何在入主洛阳之后又迁都长安呢？这其中其实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国家初定，选都洛阳

事实上，刘邦是在山东定陶，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的汜水之北称帝的，登基之后的刘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将何地定为都城。

按理说，定陶作为刘邦的登位之地，在古代其政治意义可不一般，而且定陶是关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不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交通都很便利，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城市。

不过定陶到底只是刘邦的临时登基之地，古代选择首都，经济水平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加上定陶地处平原，显然不适合作为一国都城。

最重要的一点是，定陶已经是都城，不过是梁王彭越属国的都城，而彭越是刘邦在汉初分封的八大异姓诸侯王之一。当时刘邦心中属意的国都候选其实是周朝旧都洛阳，准备“长都雒阳（洛阳）”，又因为洛阳地处关东地区，刘邦本人就是于关东地区发迹，可以说是“龙兴之地”，刘邦麾下也多是出自东部地区，国都设在洛阳，对他们有利，所以朝中百官基本上都主张将国都定在洛阳。

事实上，洛阳能成为国都候选不单单是因为如此。

首先，洛阳作为周朝旧都，具备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义，定都在此可以取一个好意头，毕竟周朝国祚绵延了八百年。也有利于原来的六国百姓对新生的汉王朝产生认同感。

其次，洛阳四面环山，北临邙山、黄河，西邻崤山、熊耳山，东邻嵩山，南邻外方山，一旦发生战争，也算有所依凭。

最后，洛阳虽四面环山但交通依然便利，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山河之间的平原与对外沟通，通过崤山向西可以通往关中平原，向东可以连通开封，渡过黄河向北可以到达黄土高原，向东北则可以进入华北平原，向南可以到达南阳平原，江汉平原，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而且得益于北面邙山的阻隔，黄河水患很少殃及洛阳，地处中原的洛阳必然会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

加上，经过秦末战争的摧残，关中地区如咸阳等重城都已经是一片废墟，咸阳的宫室更是被焚毁，如果定都关中，需要耗费大量财富另起宫殿、修缮城池等等。洛阳又是“天下之中心”，于是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虚怀纳谏，倾心关中

但就在刘邦入主洛阳之后，有一个人前来进谏，力劝刘邦定都关中，他就是娄敬，也是他改写了历史。

娄敬并不是什么显要的人物，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戍卒，在他被发往陇西戍边的过程中，经过了洛阳，他认为关中地区才是国都最好的选择，于是他通过同乡的关系求见了刘邦，阐述了定都关中的种种益处，力谏刘邦迁都关中。

娄敬的观点主要有三：

周朝代商执掌天下的情形与汉朝不同，周朝是经过十几代人的积累，最后得到八百诸侯的拥护才灭商的，而刘邦夺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所以周朝可以定都洛阳，但汉朝将洛阳定为国都是不合适的。

第二，关中地区是易守难攻之地，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被称为“四塞之国”，四面环山，中间则是八百里秦川。关中地区东部有崤山和函谷关，如果以关中之地为根据地向东边发展，可以从渭水和黄河输送兵源和粮草，但敌军想逆流而上却很难，所以关中进可攻，退可守。洛阳虽然也是四面环山，但四通八达，且无天险可守，是四战之地，与关中相比是易攻难守之地。一旦发生动乱，关中地区四面皆有关隘屏障，可以扼险而守。即使其他地区发生叛乱，也至少可以保全原来秦国的国土不至于灭国，而且掌握了函谷关，就等于掐住了天下的咽喉。

第三，“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关中地区有着秦国累代建设的底子，秦国从秦孝公开始变法，大力发展农业，兴修农田水利，同时有着八百里秦川、千里沃野的关中，土地肥沃，是物产丰饶之地，得关中者便有了稳固的战略大后方和粮仓。这三点的阐述成功动摇了刘邦的想法，开始倾向于将国都定在关中。

然而，汉集团的其他高层却站出来坚决反对迁都关中。有的大臣认为：洛阳东西易于防守，而且周王在这里已经经营数百年，是当之无愧的德化之地。“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有的大臣认为：关中是秦人的大本营，虽然占有地利，但秦在此建都不过二世就灭亡了，可见此地不利于王朝长久。

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有理，但是实际上因为这些帝国高层大多来自关东，不愿意离家太远迁往关中。在这些反对声中，刘邦又有些犹豫了。而最终让刘邦下定决心迁都关中的是张良对娄敬的支持。张良认为：“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众所周知，张良是刘邦最为倚重的谋士，刘邦十分信任于他，可以说刘邦逐鹿天下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少不了张良的进言献策。

不过，这其中也有刘邦自身的考量。

定都长安，深谋远虑

一方面，关中地区民心可用。当初刘邦在攻占咸阳之后，没有像一般的入侵军一样烧杀掳掠、搜刮钱财，反而封锁仓库，还军霸上，废秦法，与百姓约法三章，得到了关中地区民众的拥护。

另一方面，项羽的前车之鉴让刘邦明白应该多听麾下谋士的进谏。公元前206年，项羽攻入关中之后，项羽帐下一个姓韩的谋士曾以相似的理由劝谏项羽定都关中，然后争霸天下，但项羽自恃势大，不以为然，执意定都家乡彭城。项羽认为大丈夫功成民就，富贵却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于是他将咸阳付之一炬，班师去了彭城。

后来楚汉相争，刘邦占据关中，以关中为凭，联合韩信、英布、彭越等击败了项羽。刘邦觉得项羽败亡的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听从手下的劝谏。而且，关中地区有一点优势最触动刘邦的神经，那就是易守难攻。

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由于他和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的卓越表现，他们的国号成为我们这个最庞大民族永远的名字，他们也同为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被汉高祖打趴下的西楚霸王项羽本该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过眼云烟。

令汉高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位和他一样出色的曾孙汉武帝刘彻却坑了他，汉武帝刘彻做的一件事使西楚霸王项羽被无限拔高，间接导致汉高祖刘邦地位和名誉无形受损。

汉武帝时期，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说情，触动了汉武帝的逆鳞，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司马迁在往后的岁月里编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即《史记》。司马迁很伟大，但他也把自己的不满隐隐的发泄在史书之中，并不被汉武帝所察觉。

其实这个想法是被现在的古装剧误导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国家的军队，不能将兵权把握在自己的手上，那么将军想造反，皇帝就只能束手无策。国家怎么可能和平？

为了防止元帅权力过大，朝廷会指定一些规则，首先，并不是拥有兵符就能控制军队。受一些现代影视作品的影响，我们常常认为，在古代，兵符代表了统领军队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

后果：贯高自杀

贯高被刘邦释放后，羞愧自杀。

过程始末

一、贯高坐牢

公元前198年，赵国国相贯高谋杀刘邦的事情被仇家告发，抓捕文书传到了邯郸。

抓捕名单上列的，都是当时赵国的知名人物，以赵王张敖、赵相贯高领衔，余下的则是一众被视作谋反的赵国群臣。长安的抓捕行动不是毫无根据的，以赵相贯高为首的十多个赵国大臣，确实曾想过对刘邦下手。

抓捕消息一到，众人心里都明白，等着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众人决定留个体面，以人臣的身份自刎，死在国境之内，而不是当个囚徒，去长安接受审判。

打断众人的是赵国国相贯高。在赵国众臣里，他年最长、德最高、位最尊、权最重，也最生气。他气的是众人思虑不周，陷君不义。如今赵王的囚车已经奔着长安去了，你们都死了，赵王的清白，谁能说的明白？

贯高越说越气，气到开骂，直到眼前十几个赵臣，终于放弃个人的尊严，决心咬紧牙关去长安的大牢，为赵王的清白作证，挽回赵国最后的一点体面。囚车里的贯高清楚记得，赵国君臣丢掉的体面，其实也来自一场谩骂。

▲张敖（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2年）

二、贯高独自受苦

两年前，刘邦从赵国路过，张敖为首的赵国君臣前来接驾。赵王张敖甚至亲自下厨，给刘邦做饭。可刘邦本色不改，还是要骂人。

刘邦把张敖喷了个狗血淋头。赵相贯高只有一个感觉，丢人丢到家门口了。面对刘邦的谩骂，赵国君臣很快发生了分歧。贯高希望挽回颜面，杀掉刘邦，把赵国的面子挣回来。

但张敖的看法不同，他在几年前娶了刘邦的长女鲁元公主，成了刘邦的女婿，更倾向于把谩骂解读成老丈人对女婿的不满，是偶发的家庭矛盾，而不是上升为汉赵间的政治冲突。

张敖是个聪明人，他清楚汉与赵的实力对比，就算骂声代表着汉与赵间的政治宣战，他也必须装糊涂，把那当作是长辈的牢骚和抱怨。张敖还对群臣追述赵国历史，说起刘邦对赵有恩，要不是他，张家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不过，贯高等人没听进去，他们决定不牵累张敖，独自发难。第二年，刘邦再次过赵，想在县中过夜，忽然一阵心悸，就随口问了句县名，手下人说叫“柏人”。刘邦觉得“柏人”二字很不吉利，听着像是胁迫人，不宿而去。贯高等人事先布置在此的杀手，忽然没了用处。

三、威逼利诱下绝不承认

来到长安的贯高，觉得自己还有用处。他决心在死前澄清事实，护住张敖清白。面对长安狱吏的严刑，他只有一句话，谋反的事儿，赵王不知。

狱吏的鞭子在他身上起落，直到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体无完肤，问出来的，还是那句话。要撬开贯高的嘴，光打没用。

新派来问话的是贯高的老乡——中大夫泄公。泄公的问题是老问题，但贯高的说的多了些。他说谁会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我冒着夷三族的风险保护赵王，因为他清白。

话转眼被泄公传回来，刘邦佩服贯高是个硬汉，放张敖时，也把贯高放了。证明赵王清白的使命完成，出了狱的贯高却并不轻松，他用自杀偿还了篡杀汉皇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