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可能，这不过是土方单方面意淫罢了，而近期，基因测序的结果也正式打破了该国的幻想。根据对其DNA测序的结果表明，土耳其人主要是古希腊人以及被古突厥人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人的后代，根本不是突厥人后代，也就是说土耳其“认错祖宗”了！这一结果让土方非常愤怒，开始指责检测结果不准确，并号召民众抵制这家检测公司。

可科学就是科学，哪怕土耳其恼羞成怒也改变不了结果。不过也能理解土方的愤怒，毕竟从一开始，土方就坚信自己有“高贵”血统，并扛起突厥主义大旗上百年，如今却被证实并非突厥后代，突然被人说“你认错爹了”，换谁都受不了。而更尴尬的是，自己的“亲爹”希腊人却被当作多年的仇人，这种现实太具有颠覆性，难以接受也很正常。

政府想通过这种手段从商人那里套取大量物资，事与愿违，反倒被商人利用货币更迭的机会，囤积居奇，套取百姓手里财富，获得利润。而且自造白金币三铢钱后，又兴起新一轮的盗铸风潮，因为盗铸被杀人数十万，被赦百余万，而这些都不到盗铸者总数的一半。司马迁都感慨：“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气最终白金三品因民间抵触只通行二三年即被废除。财产税的征收办法是算缗，就是通过计算商人的财产，让他们按比例上缴潜钱。元光六年政府就曾对商人算过车船税，此次算婚可谓上一次算车船的扩大与升级。

罗马城和长安城的上述基本差别就已经反映出两者的差异，这种差异从小范围来说是两大城市设计理念、生活方式等的差异，从大的方面来说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

长安城与罗马城相比，从空中俯瞰的结果显然是长安城的城市规制整齐有序，罗马城的则相对杂乱，从表面来看似乎是两者设计理念的差异，从更深层次来看却是国家行政管理在起作用，整齐有序的长安城便于官员封闭集市，更便于来往官员监督图谋不轨之人。

一、罗马城和长安城的差异

1.整齐有序的长安城和错落有致的罗马城

长安城的整齐有序主要是指城市内的功能区划分比较明确，商业区集中在东西两市，宫殿区和朝廷办公区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内城，居住区毗邻东西两市却有明确的分界线。

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汉代长安城布局来看，长安城近似一个不规整的方形，皇室贵族的建筑占了城市的三分之二，而且分布比较集中；居民区和商业区占地面积较小，公共生活空间也比较小。

罗马城则与之不同，罗马城的建造几乎没有统一的规划，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凭借自己的喜好和国库丰裕程度予以建造。公元前8世纪左右，罗马城建造了城墙，共和国时期主要建造了广场，目的是扩大公共活动空间，帝国时期又建造了宫殿群和皇帝的行宫，之后又对城市的排水系统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正是因为罗马城在建造的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划，才导致罗马城功能分区很多，但并不集中，甚至相互交织。

2.隔离作用的长安城墙和逐渐搁置的罗马

城墙

长安城和罗马城都有一个共性，即修建了城墙，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防御。罗马城的城墙作用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的罗马城墙主要是军事防御作用，这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对外扩张所必备的基本条件。

帝国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疆域日益辽阔，罗马城市的城墙也日益失去其军事防御作用；帝国晚期，罗马城的城墙再次恢复了抵御蛮族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

长安城的作用分为军事防御和身份标识作用。据记载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每个方向有三座城门，不同城门的地位有所不同，举办大型活动所经过的城门也有规定。

长安城的城墙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到军事防御作用，主要应对的是匈奴人的入侵；同时，长安城以城墙作为分割首都与外省的界限，保持首都的神秘性。

此外，建造城墙可以防止心存不轨之人肆意进入皇城，因为官府会在每座城门入口处设置人员进行出入城登记或巡查，以保护皇城安全。

3.城市建筑材料的差异

罗马城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大理石，长安城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砖石和木质材料。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汉代长安城的城门建筑材料，“汉长安城城门并未完全用砖修建，结构与后世砖城门不同……。”

从现存的汉代建筑物也可以看出，汉代的建筑物以木质材料为主，辅之以必要的砖石材料，主要原因在于木质材料较容易得到，加工处理的方法也比砖石材料较容易。

罗马城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质材料，典型的当属大理石。从现存的图拉真记功柱、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排水系统和壁画等都可以看到罗马城市建造所用的石质材料，罗马城用石质材料建造城市的原因在于石质材料坚硬无比，是力量的象征，能够永存于后世。

由此可见，长安城和罗马城采用不同材质的建筑材料仍旧由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思想观念所决定。

长安城和罗马城不同的建筑材料也使它们各自保存的时间长度有所不同，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同影响，例如罗马城保留了大量石质的排水系统，这是后世史学家可以通过实物研究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排水系统。

二、罗马城和长安城存在差异的原因

1.城市设计理念存在差异

罗马城和长安城存在城市布局差异的一大原因是两大城市存在着不同的设计理念。汉代长安城的设计要经过风水测算，有方位讲究，取法天象，即将长安城的布局设计对应北斗星城，以此求得上天庇佑，实现政通人和和长治久安的愿望。

以汉代长安城的上林苑的建造为例，上林苑是汉代的皇家游猎之地，它的建造也以星象为基础，其中的昆明池对应着牛郎织女无法跨越的天河。

长安城的有些城墙因地理位置原因而被迫曲折，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设计工匠将城墙专门设计成曲折形象，以对应“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汉长安城的南城墙曲折如南斗六星，北城墙则曲折如“北斗”七星。

罗马城的设计则比较直接，没有如此多的思想观念上的讲究，罗马城中央有一个大广场，以大广场为中心向四周修建呈放射状的道路网络，居住区、商业区、宫殿区等沿着道路建立起来。

有些学者认为罗马城也像长安城那样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即可能受到地心说的影响。无论如何，罗马城和长安城的设计理念大为不同，长安城更讲究神的因素，罗马城则以实用为主，因为城市中心的大广场是罗马人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场所。

2.社会需求的倾向不同影响城市构建

罗马城和长安城无论怎么设计最终都要落到需求这一点上，这也是罗马城和长安城城市布局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就政治军事空间来说，罗马城和长安城都存在皇族居住的宫殿区和官员居住的行政区。

就居住和公共生活空间来说，罗马城和长安城都存在普通民众的居住区和公共生活空间，尤其是罗马城，莫里斯在《城市形态史》中指出：“在世俗生活方面，罗马城提供了大量的供市民生活和娱乐的空间……罗马城实际上承担着养活并娱乐罗马人的双重责任。”

就宗教祭祀和教育空间来看，罗马城和长安城都存在祭祀场所和教育场所，如罗马城的神庙建筑区，长安城的明堂、辟雍和太学等场所；就商业空间分布来看，罗马城和长安城都有专门的商业、手工业贸易地区。

在这些方面中，差异较大的是商业空间分布，这与罗马人和汉人的社会需求差异不同。罗马城的商业贸易区所占面积较大，而且分散在罗马城的各个地区，并不统一，而且市场种类很多，如家畜市场、蔬菜市场、利威亚市场和图拉真市场。

与此相反，长安城的商业贸易区分布比较集中，这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有歧义的地方在于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长安）九市各自存在，为东市、南市、西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和交通亭市组成。”

虽然关于汉代长安城到底有几个集市尚未有统一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集市都分布集中，且经受政府的严格管理，遵循着日出开市、日落闭市的规定。

总结

汉代长安城的建造考虑了很多因素，从最基本的地理选择，到必要的风水测算，同时遵循中轴思想，长安城的建造是一个复杂而耗费精力的事情；就长安城来说，从皇家宫殿的建造，到东西两市的设立，再到周边城墙的建造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

罗马城的建造主要是以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城为基础，最重点的部分当属宗教祭祀区和公共生活区，围绕着城市中心的大广场向四面八方修建道路，正应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语。

帝国首都长安，不仅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在这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不同民族相互往来共同生活。不难看出，唐人的包容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时至今日，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仍被称为“唐人街”，而中国传统服饰也仍被称作“唐装”，这就是大唐的魅力。因此，我对明成祖之评价“远迈汉唐”深表怀疑。毕竟，能比肩盛唐绝非那么简单。

公元713年，李隆基铲除太平公主乱党，开始亲政，年号开元。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后有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主理朝政。这些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大都尽忠职守。唐玄宗也虚怀纳谏、各取所长，使得政局逐渐稳定，国家欣欣向荣。

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杜佑的《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开元年间，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全，商业繁茂。到开元二十年，帝国人口近千户，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有余。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唐诗最为后世称道。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生活在这个黄金年代，帝国的才子们创作的诗词歌赋共计有五万多首，而其它如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令大唐的盛世更加煜煜生辉。

可贵的是，皇帝本人崇尚节俭。开元年初，唐玄宗便规定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还命人烧毁宫内一批珠玉锦绣，表示不再用奢华物件。

贞观之治时期，唐朝百废待兴，虽有所治绩，但离辉煌还相距颇远。到了开元之治时，帝国的国力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与积累，已于公元741年彻底达到鼎盛。然而，危险也在步步逼近。

第一个危险是李林甫。作为皇室远亲，李林甫初入官场便显得与其它科举士人有所不同。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他深谙官场的法则，懂得在权臣面前装糊涂，在天子面前出风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善于斗争，他看出了唐玄宗与当朝宰辅间嫌隙的端倪，进而迎合圣意，促使皇帝下诏罢免了张九龄与裴耀卿。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成了中书令，帝国响当当的二号人物。

李林甫走马上任，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不可否认，他做了许多好事，或者说该做的事，比如稳定财政收入，帝国的国库日益充盈；推进法治体系建设，编撰《唐六典》，帝国的刑事案件大大减少。但这些，并不能反映问题。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林甫上台伊始便“摆马立威”，从此朝廷没有大的反对之声。善于处理政务的他排除异己、大权独揽，从此皇帝“放下心来”疏于政务。更要命的是，李林甫提议启用寒族胡人驻守边关，唐玄宗立即批准。从历史来看，正是这步棋将整个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二个危险是杨玉环。杨玉环本是寿王李瑁的王妃，也就是玄宗的儿媳。事情凑巧，开元25年武惠妃去世，心爱之人离去，唐玄宗便一直郁郁寡欢。高力士一贯善于揣摩圣意，便把杨玉环“引荐”给皇帝。就这样，两人骊山幽会，开始了一段传世姻缘。

然而，过去的成吉思汗，铁木真，却是一个受尽屈辱的奴隶。在一副蒙古壁画上，描绘了蒙古人悠然祥和的放牧生活，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蒙古四分五裂，部落间为了生存经常刀兵相见。铁木真正出生于这个时期，他的父亲是蒙古草原王族部落的首领，位高权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铁木真年幼时父亲遭人暗害，失去依靠的母子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颠沛流离。

艰难的生活磨练了铁木真的意志，他在刀光剑影中成长为蒙古部族的男子汉，并在十七岁的时候迎娶了自己的青梅竹马，蒙古姑娘孛儿帖。

然而，正当铁木真准备开始自己幸福而平静的生活是，噩梦再一次降临到铁木真的头上。昔日的仇敌蔑儿乞部在铁木真成婚第一年的一个雨夜中发动突袭，为了掩护成吉思汗，孛儿帖被对方俘虏，成为蔑儿乞部首领的女人。

自己的妻子被仇敌掳走占有，这份痛苦可想而知，铁木真发下誓言，一定要灭亡仇敌，将妻子夺回来。

铁木真联合结拜兄弟扎木合打败了敌人，孛儿帖重新回到他的怀中，可令铁木真难堪的是，孛儿帖已经怀上了敌人的骨肉。但是，铁木真对孛儿帖的爱和愧疚，让他选择释然，他将孛儿帖肚子里的孩子视为亲生骨肉，悉心抚养。

铁木真宽广的胸怀赢得了蒙古草原各部落的尊敬，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依附铁木真，并推举他为部落首领。

这本是好事一件，却再次为铁木真引来杀身之祸。铁木真的结拜兄弟扎木合因嫉妒铁木真的王族血脉和首领身份，联合其余13个部落向铁木真发动了“ 十三翼之战”。这是铁木真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战败。

打败铁木真以后，扎木合为了立威，将铁木真的亲信全部用大锅烹杀。扎木合的残忍让手下都无法接受，相比于扎木合，他们更情愿效忠胸怀宽广的铁木真。结果，铁木真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愈发强大。

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又一个重大奇迹。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当时修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供秦始皇巡视边防和出巡全国各地之用。因此，可以从后来秦始皇五次出巡的路线，推知驰道的基本布局。

第一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先到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西出鸡头山(今六盘山)，南下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沿渭水河谷返回咸阳。

第二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从咸阳出发，东过函谷关、洛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峄山)、泰山、临淄、黄(今山东黄县东)、腄(今山东福山县)、成山(今山东成山角)、芝罘(今山东烟台市北芝罘岛上芝罘山)、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安陆(今湖北云梦)、县(今湖北黄冈北)、湘山(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江陵(今湖北江陵)、宛县(今河南南阳)，然后经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返回咸阳。

第三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过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临淄、芝罘、琅邪，又返回临淄，过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恒山(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邯郸、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然后由蒲州津(今山西永济西)渡河回到咸阳。

第四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渡河到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过邯郸恒山、涿县(今河北涿县)、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角)、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右北平(今天津市蓟县)、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上郡，返抵咸阳。

第五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至江陵，乘船沿长江而下至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登陆至钱塘(今浙江杭州)，过浙江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还过吴(今江苏苏州)，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渡江北至琅邪，乘船由海上到芝罘，西行至平原津秦始皇得病，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病死，继而按原定计划路线载尸而行，过恒山、井陉(今河北井陉北)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北上雁门，西行云中、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南下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回到咸阳。

要想说清楚这件事，我们还得从成吉思汗在位的时候说起。

作为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成吉思汗打了一辈子的仗，终于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到了成吉思汗晚年的时候，蒙古帝国已经成为整个亚洲数一数二的强国，而且还在不断扩张当中。

然而随着成吉思汗年纪越来越大，继承人的问题，也开始摆在他的面前。

成吉思汗一共有八个儿子，其中四个儿子是嫡子，实力最为强大。这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成吉思汗的这四个嫡子，都十分骁勇，能征善战。相比之下，成吉思汗其他的庶子，则要逊色很多。所以，如果要选择继承人的话，就只能从这四个儿子当中选择了。

蒙古帝国的制度，和中原王朝不同。古代的中原王朝，一般会尊重嫡长子继承制，由嫡长子来继承先父的一切。然而蒙古帝国却恰好相反，人家的惯例是幼子守灶。也就是年龄较大的几个孩子，统统分封出去，然后由年龄最小的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

按照这个制度的话，就该是最小的托雷来继承。

不过，成吉思汗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想法。成吉思汗深知，蒙古帝国此时已经极为强大。如果单纯按照‘幼子守灶’的传统，将大汗之位传给老四托雷，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成吉思汗决定，让这几个儿子各自负责一部分事务，看他们谁的表现最好。

在成吉思汗的布置下，老大术赤负责狩猎，老二察合台负责法度，老三窝阔台负责内政，老四托雷负责军队。

几年之后，这四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托雷，本就能征善战，又执掌军队，自然战功卓著。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成吉思汗应该肯定会将汗位传给托雷，让托雷成为下一任蒙古大汗了。

然而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最终，成吉思汗选择了老三窝阔台。

成吉思汗之所以选择窝阔台，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四个儿子当中，窝阔台最具备治政的才能。相比之下，老四窝阔台长于军事，但在治国方面却有所短缺，而且脾气暴躁。老大和老二不和，不管选谁对另一个都不是好事。

于是最终，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作为下一任蒙古大汗。在此同时，成吉思汗将西北方的领土，分为了长子术赤，这就是后来四大汗国之一，金帐汗国的雏形。将天山附近的地区，分给了次子察合台，这就是后来的察合台汗国。

理论上来讲，平民阶层也有了做官的可能性，只不过每个朝代对于这件事情实施的手段不一样。比如说，汉朝是举孝廉，也就是说，那些清正廉明又有一定孝道的人被推荐到朝廷做官，之后又延伸出了九品中正制，就是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然后再依次授予官位。

这些都是带有明显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寻找到一些人才，但是它的弊端很多。

就拿举孝廉来讲，在东汉的时候，所谓的孝行和清正廉明几乎都成了一部分人沽名钓誉的手段，就像当时的谚语所说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要么不学文化，要么不养父母，其中有很大的黑幕，基本上全是徒有虚名。

所以，在这两种制度的作用下，社会渐渐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直到后来的科举制度诞生，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善，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学问而通过考试，哪怕自己出身寒门也有高官厚禄的可能。

由此也可以看出，从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度，帝国网罗人才的制度日趋成熟，尤其是科举制度一出，天下学子趋之若鹜，帝国的罗网疏而不漏，就像唐太宗一样，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便高兴的手舞足蹈，认为天下英雄都被收揽而来了。

这好像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因为通过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帝国得到了人才，群众也得到了官位和财富，大家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不然，实际上，在这种交换当中，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在这场博弈当中，帝国付出的成本是极低的，甚至是没有的。

一个寒门学子如果想要通过考试出人头地，他需要十年寒窗苦读，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而且对于一个学子来讲，他的道路仿佛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将全部的身家性命其实都压在了一条路上。

可是，对于帝国来讲，其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这些成本是很低的，官职本身就是国家要安排给人民群众的，是一定要给出去的，皇帝攒在手里并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而俸禄本身就是朝廷从人民群众手中聚集而来的，也是一定要给出去的，不给这些通过考试而升上来的人也要给别人，这些人可能还是什么世家大族的子弟，可能本身还没有多少才学。

所以，帝国将官位和俸禄交给通过考试的人其实并没有损失东西。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官位和俸禄本身都不属于帝国，这两种东西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给予。

因此，我们并不能将官位和俸禄看成是帝国的付出。

可问题在于，帝国在这种并没有多少付出的情况下，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红利。

其一，它其实取得了整个知识界对于帝国意识形态的认同，因为当天下读书人都对科举制度趋之若鹜之后，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人们认同的帝国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帝国的这种行为方式感到满足，感到开心，也就加剧了天下学子对于帝国的认同感，而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是帝国迫切需要而且必须需要的。

当然，或许帝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方式并非只有一个，比如说，也可以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也可以像汉武帝那样强制性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其他的学派都赶尽杀绝，但是这两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压迫性，它对于整个意识形态没有作用，反而容易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感。

百姓不能出人头地，不能够为国家生产知识和劳动力，帝国的发展也就不会那么顺遂，所以，对于帝国来讲，其需要的其实不是单纯的让人民群众服从，而是让他们在心悦诚服的前提下为帝国服务，让他们在接受帝国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皇帝进行拥护。

相比于单纯的服从，帝国更需要从心底上的认同，因此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是最有效的，而当帝国用文化的方式给予了大部分人民群众出路，那么，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就会油然而生，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的为帝国制度服务。

甚至到了后来，他们都诚惶诚恐地拜在帝国之都的脚下，哪怕帝国给他们学习的只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八股文，但他们依旧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为帝国效劳，他们不会胡思乱想，不需要思想的自由，最终，他们成为了帝国手中强有力的工具。

这样一看，帝国在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其次，帝国找到了维系天下统一的最佳方式。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理论上来讲，这样的社会形态具有农民地主商人和贵族，也就是说是一种封建小国，大家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范围的远距离接触、交往、流通。

可是，帝国却是统一而庞大的，从本质上来讲，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着一定的差距和不同，那么，想要把散乱的小农经济下的社会体系统一成稳定而又庞大的帝国，那么就必须要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方式，而在科举制度之下的文化形式就是最佳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帝国官位和俸禄的诱惑之下，人民群众开始学习同样的东西，读差不多的书，考类似的试。

在这种基础上，人民群众接触的就是同一种文化，看到的是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方式，了解的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拥有的也是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

如此一来，虽然小农经济之下人脉相对比较散乱，但在思想上却能够长期维持统一，久而久之，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叫做慕华夏者则华夏之，就是说，无论是东夷还是西戎，无论是南蛮还是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只要认同并且愿意传承中国文化，那么，就是中国人。

相反，如果放弃了中国文化，不愿意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哪怕土生土长在中国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也就形成了文化高于种族的理想观念。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能大范围地服从于同一个领导阶层，也就能够维系共同的文化形式，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哪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其实都是为帝国服务的，或者说，都是帝国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思想，统一人们行为理念的手段。

当然，在此之中，科举制度的影响更大，因为它将文化以文字或者是知识的形式呈现在了书本上，让人们通过共同的方式去接受和吸收，然后，再通过共同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递，最终对人的表达和传递结果进行一个评分。

以评分的高低，来判定一个人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程度，如此不仅筛选出能够真正对帝国效忠的人，同样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了解帝国的思想文化形态，去认同帝国的思想文化形态，最终通过兵不血刃的方式，将帝国的思想意志传承下去，让帝国能够更加长久，并且稳定的发展。